二

张荫麟的学术见识多得力于西学。他“少年笃嗜尼采、叔本华之说” ，颇具哲学思维，故能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证朱氏之反驳不合理。朱希祖认为，要否定古代铁制兵器先行于南方，就必须举出先行于北方之证据。荫麟直指，“此在逻辑上为误用‘不容间律’，在历史方法上为误用‘默证’”。

后来他也批评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上册）误用“默证”，“如初七、下九、六合、四角、龙子幡、织素、丝履之注意，及诗中大家子、郎君、府君之用法，虽不见于现存汉人记载，然不能断定三世纪中叶不能有之，因此处未具适用‘默证’（argument from silence）之条件，不能应用默证，史法所应尔，非‘过于审慎’也” 。日本山本博士著文认为，中国人到南宋时方知磁石之指极性，因为在此前的历史记录中，“除记磁石之引铁外，当然非论及其特征（指极性）不可”，但实际却付之阙如。张氏指出，“山野此种论据，在方法上为妄用默证”“此法近人误用最多”。 郭沫若的成名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也被张氏批评“立论全在默证”“他在殷代龟契及金文中找不出（或找得很多）私产制和阶级制的遗迹，因而推断私产制和阶级在殷代未曾发生（或方始萌芽）” 。事实上，张氏亦非一定反对默证法，其在《宋太宗继统考实》一文中便以太祖实录和正史俱未记顾命之事，论证太宗继位并无太祖正式传授之法令根据。

当然，张荫麟应用“默证”理论最著名者并非上述五者，而是1925年反驳顾颉刚的“疑古”研究。1923年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欲证明“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掀起怀疑古史的激烈思潮。此论一出，便引起东南大学的学者柳诒徵、刘掞藜等人的批评。张荫麟起而支持后者，并认为顾氏有“根本方法上之谬误”“论证法几尽用默证，而什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

何谓“默证”？“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 默证并非毫不可取，但是却有其适用的条件。张荫麟引用法国史家瑟诺博司（Ch. Seignobos）和朗格诺瓦（C．V．Langlois）在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一书中的说法 ，指出默证必须具备以下任一要件：

（一）未称述某事之载籍，其作者 立意将此类之事实为有统系之记述 ，而于所有此类事皆习知之。……（二）某事迹足以影响作者之想像甚力，而必当入于作者之观念中。

而此衡量顾颉刚之说，“完全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 。“试问《诗》《书》（除了《尧典》《皋陶谟》）是否当时历史观念之总记录，是否当时记载唐虞事迹之有统系的历史？又试问其中有无涉及尧舜事迹之需要？” 张荫麟还故作戏言说：“假设不幸而唐以前之载籍荡然无存，吾侪依顾氏之方法，从《唐诗三百首》《大唐创业起居注》《唐文汇选》等书中推求唐以前之史实，则文、景、光武之事迹，其非后人‘层累地造成’者几希矣！” 傅斯年稍后所作《戏论》，亦类此反驳疑古学说。 后来梁园东、绍来、徐旭生等人也持类似的批评意见，陈寅恪、陈垣也私下表达过相近的看法 ，可见张氏之批评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同。疑古的反对者不在少数，唯独张荫麟能够运用西方史学方法加以论证，正是其技高一筹之处。

顾颉刚对张氏所论印象深刻，曾向人提及：“素痴先生写驳他古史主张的文字时，仅是十七岁的幼年。” 并拟作文字加以回应。 但顾氏并未接受外间的反对意见，而是继续补充、加深和发展自己的“疑古”史学。后来所作《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像》一文，大意“谓战国人认当时之疆域为三代之疆域，赖此谬误之历史见解，消除种族之成见，故能有秦汉统一之业” 。张荫麟继傅斯年后，撰文指出顾氏罔顾《商颂》、齐钟的可靠性，背后实则疑古太过：

就研究之历程而言，一切学问皆当以疑始，更何有于古？然若不广求证据而擅下断案，立一臆说，凡不与吾说合者则皆伪之，此与旧日策论家之好作翻案文章，其何以异？而今日之言疑古者大率类此。世俗不究本原，不求真是，徒震于其新奇，遂以打倒偶像目之，不知彼等实换一新偶像而已。

不过，张氏也没有将疑古思想一概否定，而是适当地有所借鉴。他第一篇书评即质疑梁启超老子在孔子后之说，但到1931年冯友兰出版《中国哲学史》上卷之时却有转变。冯氏借鉴“疑古”而标榜“释古”，把《老子》归为战国时代的作品。张氏撰写书评认为，“老子（如果真有其人）当在庄子之前，正确年代已不可考” ，实际上推翻前说，认为老子在孔子后了。在20世纪40年代结集出版的《中国史纲》中，张荫麟把老子的思想放到《战国时代的思潮》一章加以论述。

关于疑古的“默证”论争，学界亦有左袒顾氏而不满张氏者。中古史名家岑仲勉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关注上古史研究，着手解决禹与夏有无关系之问题。“当余未读《古史辨》时，对于禹之有无一问，亦曾抱类乎张氏之意见，即有反证无直证。” 但细考以后，发现张氏亦无法举出《诗》《书》等可靠史料中有“夏禹”的实证，不过为“强证”而已。而张氏所引之西人“默证”之法，要求“均经记录及记录完全未失”“不特在古史，即在今史，亦绝对无适用默证之余地”。 岑氏并质疑前引的两项要件“未必涵盖无遗”，现存之史料为何没有“夏禹”之记载，“以统计学决疑律（probability）衡之，岂其称者均在遗佚之中，不称者皆幸而传于今世耶”。

不过，张荫麟对于西方史学并未食洋不化，而是能用“他山之石”的态度反思本国史学的不足。他曾敏锐地指出，“章氏（章学诚）之分记注与撰述，与柯洛齐（意大利史家克罗齐）之分chronide与history其意略同” 。所谓“记注”或chronide，“为过去之库藏，虽与此诸问题无涉之资料，亦贮而存之，以备将来新问题发生之取汲” 。而“撰述”或history，则负责解答“一时代之对于过去，精神上及智力上皆有其所寻求追索而待解答之问题” 。张氏并以此理论批评新出的《清史稿》，“今《清史稿》之大病，即在未能认清记注与撰述之界限，遂至于‘记注、撰述两无所取’” ^[1] 。

其中对于《乐志》部分的批评，“涉及推算技术之部分，皆成专科，亦宜删汰”，引起负责该志的老辈史家张尔田的答辩，“史之为道，重视变而不重视常，清乐既创前代所未有，尤不可不特纪，且此又是清乐成立之历程，史家叙其历程，固与述专科者不相妨也”。 荫麟受到西方史学影响甚深，倡言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分科治学 ，诚然与张尔田不同。不过，二张对于当时位居主流的“整理国故”运动的看法偏于负面，却殊无二致（详后）。 1/GHntE8NSLwhcVKAFyAOZ1HW4x0u9f/UorWPvMeN3oBmTQ9YRvxF3g8EmpnOa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