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麟书评集最新章节_张荫麟著

一

张荫麟在清华读书时，便多作书评，这得益于文学教授吴宓的提携和帮助。吴宓作为《学衡》杂志的主编，长期被学界视作“学衡派”的掌旗人。论者也多把张氏归入该派，主要因其多在《学衡》上发表文章，且篇数稳居前列。其实所谓“派别”，不宜只看表象，还要看内部的思想联系，从实际的学术互动中探索本相。

张氏自1926年夏天父丧以后，“不惟他自己学费的来源断绝，而且他还须担负弟妹求学的费用”，于是靠卖文为生。“此后数年间，他求学费用的来源，主要的是靠向《东方杂志》《清华学报》《大公报·文学副刊》三处投稿的稿费。” 这或许是出于不得已。张氏在贺麟留美临别之际，曾勖勉其埋头学问，少写肤浅的文章。而他的诸多书评之作，有些不免过于随意，如评论朱希祖之文《明季史籍跋文》，仅说了一句“于著作人之问题各有考证，惟其书皆非甚重要耳”，引起了朱氏的不满，“此种全任主观、任感情之评论不但毫无价值，且太轻视学问”。他自己也颇有自知之明地承认，“所撰各文几于无一篇完全无误” 。

前两种刊物能发表的篇数较少，《大公报·文学副刊》（简称《文学副刊》）由吴宓主持，每周一版，发表的机会要多得多。1927年12月，吴宓约请赵万里、浦江清、王庸和张荫麟合办《文学副刊》。合作办法是，“将图书馆重要之中西杂志数十种，开成一单。由宓及浦、张、王、赵诸君分任按期阅览之事，以多得材料而求无遗漏”，而吴宓每月给予诸人二十元以上之酬金。此时《学衡》之稿源已极枯竭，不少文章需从《文学副刊》转载，而张氏之文收于《学衡》者又多为译文，甚至不乏吴宓的命题作文，实在难以反映出其与《学衡》有何种紧密的精神联系。

要分辨张荫麟与吴宓学术旨趣之异同，还要具体观察他们在《文学副刊》中的合作情况。张氏为《文学副刊》撰写了大量具有个人风格的辛辣书评，毫不掩饰地说出了对于当时学风的好恶之情，颇能反映其学术品位。

例如，张荫麟在诸种特殊文学之中，对于女性文学似乎特别留意，对于清代女性作家更为熟稔。其撰文批评梁乙真的《清代妇女文学史》“见狭识卑，多而无当，大部分缀钞杂话随笔，捃录词辑诗征，耳食是凭”；梁氏表彰文学家袁枚之女弟子陈淑兰，实则陈氏的词语、文法和意境皆不如人意，反而忽视“清代女文人之最杰出者”王德卿，“仅于《闺阁诗拾》中寥寥数十字列其著作之目”。此外梁氏尚有知识错误，如书中言及明末女杰刘淑英，谓“以杀敌致名，独其文采未传”，实际刘氏未曾上阵，而其诗文有《个山集》，已于民国初年刊行。此前荫麟替王、刘两氏皆作有传记，对其史迹颇为熟稔，故能指出其错处。

另外，张氏对于男、女作家的评判采取同一标准，力求做到尊重女性作家的人格，故而特别反感当时以女性作家为招牌的新潮文艺现象：

读者但观现今女作家于其作品署名（无论真名或笔名）之下必缀以“女士”二字，便知吾言之不谬。（其用笔名而仍缀“女士”者，是不啻曰“作者之名可隐而作者之为女子亟欲人知”也……）不然，何以男子之作品，不闻其署名下缀以“先生”或“男士”二字耶？今日翩翩飞舞于中国“文坛”上之“女作家”，大悉皆“有著作的女子”而已。至若“女子的著作家”乎？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其文直指“冰心女士”和“雪林女士”都只不过是“有著作的女子”，实际之成就并不如名声之大。浦江清在吴宓南游期间代掌《文学副刊》文衡之责，当时收张氏稿后认为：“文并不佳，但此种文章较有生气，适宜于副刊。倘吴先生在，则此文定不能登载，以挖苦人太甚也。”

吴宓对张氏书评的风格确有颇多不满，且欲压抑其锋芒。后者为《文学副刊》写就评论清华研究院《国学丛刊》之长文，浦江清认为“骂得极痛快，气势亦盛”，吴宓却“谓其骂得太过火”，嘱浦氏“于其文后续一段，将《国学论丛》较好数篇略推誉之”。吴宓后与陈寅恪商议后，竟决定不登，“以免研究院学生以此恨宓，而惹起校内之攻击，致宓受重大之牺牲” 。大约吴宓不愿得罪人，而慨叹张、浦等人书生意气，“一己成绩殊微而专好批评他人文章，干涉他人之思想言动” 。

其实在吴宓心中，他认为自己“包办《副刊》，出钱买文，彼等何能置词？” 浦江清也意识到吴宓“视吾侪如雇工，以金钱叫人做不愿意做之文章，发违心之言论” 。吴宓既未将《文学副刊》视作同人刊物，给予学生辈以平等之地位；而张、浦等人又自视甚高，且坚持己见，因此编辑部之内矛盾重重。

吴宓毕竟人单势孤，意志又时有游移，最后不得不做全面的让步。1929年1月，在赵、浦、张三人的极力主张下，《文学副刊》“增入新文学及语体文及新式标点（并增入新诗、小说之创造作品）”“由诸人划分范围，分别经营，对于该类稿件，有增损去取之全权” ，并请朱自清为社员。吴宓自解说：“本拟以《大公报·文学副刊》为宣传作战之地，乃《学衡》同志一派人，莫肯相助。宓今实不能支持，只有退兵而弃权之一法耳。”

除了文言和白话的文体之争外，吴、张两人在学术理论上其实也有所不同。《学衡》发表东南大学学生郑鹤声的《汉隋间之史学》，吴宓认为不过“罗列材料，而乏义理（无自己之评断）”“本拟摒弃不登者，今特编入，以图充塞篇幅而已”。张荫麟却在《清华学报》的“撰著提要栏”加以长篇介绍，对于绵密充实的东南学风流露出欣赏之意。柳诒徵闻此事而喜作题词，赞赏郑氏的“沉潜”精神，并有“一时无两”的评语。

张氏好友浦江清便出身于东南大学，经吴宓推荐，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陈寅恪的助教，在其日记中时常可见他赞赏张氏文章之精彩。张荫麟在《清华学报》“撰著提要”中也介绍了不少东南大学学者的论著，包括向达《龟兹苏祇婆琵琶七调考原》、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顾实《〈穆天子传〉征西今地考》、缪凤林《中国民族西来辨》、郑鹤声《清儒对于“元史学”之研究》和《大月氏与东西文化》、柳诒徵《王玄策事辑略》和《述社》、张其昀《南宋都城之杭州》和《金陵史势之鸟瞰》、陈钟凡《〈尚书·泰誓〉今古文异说考》和《周代南北文学之比较》等，以及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会刊《国学丛刊》。

其中，陈钟凡有所回应，向张荫麟赠书三本——《经学通论》《诸子书目》及《补正书目举要》。张氏复信谦称：“猥以为愚陋，于国学犹未窥门墙，大著精博闳深，方钻研之不暇，何敢妄赞一语？”本来对于“《经学通论》略有所疑”，但因为开学事忙而未能详陈。如果说陈氏为老辈，张荫麟的回应显得客气，则对于同辈的张其昀，两人可谓惺惺相惜。张其昀视这篇介绍文字为“吾二人文字缔交之始”，张荫麟则欲借助其地学专长，以撰成中国通史。荫麟在抗战时脱离西南联大，转投竺可桢、张其昀主持的浙江大学，盖渊源有自。

比较之下，张荫麟对于北大学者的兴趣远不如对东南大学学者的兴趣。其为《清华学报》“撰著提要”写稿，正面介绍近来值得关注的书报，仅提到北大的《国学季刊》、顾颉刚《郑樵传》和《郑樵著述考》、沈兼士《国语问题之历史的研究》、朱希祖《萧梁旧史考》、容肇祖《述复社》、马衡《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等文章和刊物，胡适的论著竟一篇也没有。后来张氏对于朱希祖《中国古代铁制兵器先行于南方考》一文的批评，更引出一场笔墨之争。

张荫麟认为，朱希祖“所谓‘南方’绝无明确之定义”，主要证据“屡及宋国”，宋地在河南商丘附近，难以指为南方，朱文实则“染近人翻案立异之恶习，力言古代南方文化之高”。朱氏随即著文表示强烈不满：“通篇评论，纯任主观，不任客观，纯任感情，不任理智，实非至当之评论。” 并举及各种证据反驳。张氏亦针对其新举之证做出回应，并质疑朱氏有掠美之嫌，未言及章鸿钊和松本文三郎等前人研究。双方围绕南北方的界定、《墨子》文字的解读、苗人制五刑能否作为南方文化发达之证等问题继续争论。朱氏不服，又三次去信《文学副刊》辩驳，张荫麟则集矢于朱氏“袭用”章、松本之文，以及“中国古代铁兵先行于北方之证据”两方面，以做回应。最后，《文学副刊》以折中的态度表示息战，拒绝辩论此问题。

主编吴宓显然受到外间的压力，其在日记中自陈“作事之困难不能告人” 。年轻后辈并不能了解，浦江清直指吴宓“甚怕得罪人，颇不以此为然”，导致张氏“声明再不做批评文字矣”。其时马衡正散播传言，说“《大公报·文学副刊》专攻击北大派”，不仅胡适，而且太炎门生也站在了《文学副刊》的对立面，当是吴宓等人的压力所在。容庚尝向马衡询问此事，后者复信称，“《大公报》与朱君之笔战，弟始终未复一字，来书所云或系传闻之误也” 。不过，张、浦等人年少气盛，是非之心压倒利害关系的考虑。浦江清认为：“大体真理属张，特朱地位高，负盛名于国学界，一朝被批，岂有不强辩之理？”

此次辩论亦可看出张氏治学较前辈学人不同的明显特质。张荫麟的英文水准较高，亦习德文。朱希祖以为“文化”非“文明”，苗民作肉刑乃是一种进步之中的“文化”，而非“文明”之表征。张氏反驳称：“文化、文明二词，乃近人以译英文之civilization及culture者。civilization及culture二字在普通文字中常相代用，而不必有轩轾之分。近世人类学家恒以culture（文明）一字代表国家形式未成立以前之文化成绩，则更不含有优胜之评价，前评之用文明二字正如是也。朱君不明近代术语，漫然相讥，是亦可以已乎？”

能够直接阅读英语原文，意味着他可能会对西方学术的体认更为透彻。张荫麟从论题概念入手，一开始就抓住朱氏“南方”定义不明的要害。既在“第四节明言‘大江流域先行铁兵’（即指吴、越、楚），次言‘淮汉流域先行铁兵’（即指楚、宋），又言‘中国西有汉，东有淮，为南北之分界，所谓江汉、江淮是’”，接着又说“以淮汉流域为界”。江汉、江淮、淮汉各流域的面积均甚为广泛，上古地理又颇难考实，朱氏所论确实有南北标准游移的弊端。比较而言，受过医科训练的陈垣在1923年纂成《元西域人华化考》，开篇即界定何为“西域”与“华化”，被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认为，“于此可证明著者之研究为科学的也。此为从来支那学者所不经见” 。看来这一普遍性的批评，并非无的放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