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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君此文谓《书·序》以为《费誓》纪伯禽时事者谬，此篇乃鲁僖公时人所作，纪鲁僖公时事者。其主要证据：（1）从古彝器考之，周初人称徐为“徐方”，而《费誓》有徐戎之名，显为春秋时人语，又《费誓》文体与《秦誓》同，《秦誓》作于鲁僖公时。（2）鲁僖公有伐徐戎之事（见《左传》及《诗·鲁颂·
宫》），而费地与《
宫》所纪用兵之地合。此文考证极精细，然其结论似尚未十分稳固，因第（1）证据只能证明《费誓》作于春秋时，而不能证其所记为春秋时事；第（2）证据只能证明鲁僖公时亦有伐徐戎而用兵于费之事，不能反证伯禽时无同样之事也。
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8期，1928年2月27日；后载《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2卷第19期，1928年3月6日；今据后者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