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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君此文大意，谓三代国境不出黄河两岸，“九州乃是战国的时势引起的区划土地的一种假设”“因为那时四海之内有九个方千里的地，所以就有了九州之说”，因断定《禹贡》为战国时所作，并谓战国人认当时之疆域为三代之疆域，赖此谬误之历史见解，消除种族之成见，故能有秦汉统一之业云。此文傅斯年君曾有评论（见该刊第二期），指出小节之错误甚多，兹概不赘述。然顾君此文尚有数大谬误，为傅君所未见及者。
（一）三代王畿之狭小，自是事实；然王畿与全国境域不容混为一谈。春秋以前，王朝之势力及其与长江流域诸国之关系，吾人决不能据春秋时之情形推断，因国势之消长及领域之伸缩为历史上所恒有事也。九州之划分，远在战国之前，器物上及史籍上证据凿然，乌能抹杀？
（甲）齐侯镈钟：“虩虩成唐（汤）……有敢（严）在帝所，博受天命， 咸有九州 ，处禹之堵。”
（乙）《商颂·玄鸟》：“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 奄有九有 。”
（丙）《商颂·长发》：“ 九有 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丁）《左传》哀公四年：“士蔑乃召 九州 之戎。”
（戊）《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对曰：……昔夏之方有传也，远方图物，贡金 九牧 ，铸鼎象物。”
（己）《国语》：“共工氏伯 九有 也，其子曰后土，能平 九土 。”
《左》《国》之文，顾君自可指为战国人之臆则〔测〕；然《商颂》、齐钟，岂亦战国人所伪造欤？（《商颂》，据王国维所考，乃西周中叶人所作；齐钟从字形上推定，亦春秋时物。）如是普通之证据，曾不覆按，而信口疑古，天下事有易于此者耶？吾人非谓古不可疑，就研究之历程而言，一切学问皆当以疑始，更何有于古？然若不广求证据，而擅下断案，立一臆说，凡不与吾说合者则皆伪之，此与旧日策论家之好作翻案文章，其何以异？而今日之言疑古者大悉类此。世俗不究本原，不求真是，徒震于其新奇，遂以打倒偶像目之，不知彼等实换一新偶像而已。
（二）顾君谓：“《商颂》里说‘邦畿千里’‘肇域彼四海’，看四海仅仅千里，那时天下是这样的小。”顾君于《商颂·玄鸟》中如此浅白之句，竟未能通其义，真足使人骇讶。按此段全文云：“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景员维河。”《说文》：“畿，天子千里地，以远近言之，则言畿。”然则畿乃国境之一部分，而非其全部也。此言四海，非指四海之本身，乃指四海以内之一切国（故云“来假”），四海正与邦畿相对，谓邦畿以外，四海诸国皆来朝献也。若以邦畿与四海为一，则不独文字上无此诂，且原文竟不可通矣。
（三）顾君谓秦汉以后武功之低落，在思想上以儒家德化之说为重要原因。关于此点，吾无间言。然顾君于汉元帝从贾捐之议弃珠崖之事，谓“这种宽洪的度量……秦始皇、汉武帝一辈人都是不会有的”。此点虽无关大体，然此言实乖历史常识。按武帝晚年亦深悔早年之远略，其罢轮台设尉之议，实与元帝之弃珠崖同调。故班固谓，“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汉书·西域传》赞）读者或顾君如欲知此诏，可检《汉书·西域传》“渠犁城”条，兹不赘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