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32年11月，吴晗与同学夏鼐商谈清史研究之现状，有言：“《清朝全史》系但焘延留日学生代译，所以译错处很不少；原书颇佳，尤其是满清未入关以前的那段，至于下册则关于外交方面，多采取马士一书，发明之处较少。又说近人孟心史研究清史，亦颇有心得，《清朝前纪》一书殊可一阅；萧一山之《清代通史》，虽为巨帙，而抄袭成书，无甚发明，而各部分间之联络，亦不能指出，以其缺社会科学之根柢也。” 所举者，不过日人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美国学者马士（Hosea Ballou Morse）《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孟森《清朝前纪》和萧一山《清代通史》等书、人而已，尚不甚令人满意。

其时上古史是史界名家的研究重点，中古史次之，明清以降的近代史最受冷落，而处于研究的起步阶段。在民国时期竞言古史的学者看来，近代史至多只是余力所及的副业。傅斯年主持下的中研院史语所干脆将鸦片战争以后历史划归社会科学研究所，摒除在业务范围之外。其时史家能够重视首尾，贯通国史者，实不多见。

张荫麟（1905—1942）号“素痴”，间署“燕雏”，广东东莞人。学界多论其在上古史、宋史、通史和科技史等方面的成就，然其投身清史研究甚早，亦颇著成绩。1922—1929年荫麟在清华学校留美预备部学习，自承“尝有志于近世史” 。缘起则与任教清华的乡贤梁启超（广东新会人）有关。荫麟在《明清之际耶稣会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一文中表示：

梁任公先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演讲附有《明清之际耶稣会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一表。此表实为研究明末西方学术、宗教东输之重要资料。吾前尝发现其中可疑者三点，以质任公先生。先生复书谓：“该表采自日本人著作，而其人又采自欧籍，并未注明出处。……其中讹舛，益不免也。”顷继续研究，又得其中遗漏错误者二十余事。

其后续有《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清代生物学家李元及其著作》等论文问世。

荫麟虽无梁氏“入室弟子”之名，却在学术传承上有师生之实。梁启超尝当面向教员萧一山表示：“张君之才，殆由天授，吾辈当善加辅导，俾成史学界之瑰宝。”萧一山体认两人学问路径后，亦言：“任公先生的薪传，荫麟兄实为接承之第一人。” 荫麟对梁氏亦极有感情，尝自道任公的著作令其“童年心醉”。据张氏弟子李埏说：“新思潮的洗礼使他很早就能出入旧学，不受传统局限。他特别喜好那‘笔锋常带情感’的辟蹊径开风气的饮冰室主人的学术著作，每得一篇，都视作‘馈贫之粮’，细加玩索，可以说，早在清华亲炙之前很久，他已经私淑任公先生了。” 1929年年初梁启超去世，因政治环境的变化而身后萧条，张荫麟写出《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一文以彰显其学。浦江清认为“文甚佳，颇能概括梁先生晚年思想上及学术上之贡献”。

张荫麟研治清史，亦可能受到萧一山之影响。1925年秋，萧一山经梁启超介绍，进入刚刚改制的清华大学，除担任大学一年级四组的通史课程外，还兼任留美预备部四个年级的研究指导。张荫麟时为预备部一年级的学生。据萧氏忆述，“在开始研究的一周内，我发现荫麟兄的国学造诣，不仅为当时一般大学生中间所少有，看他在校内刊物上所发表的论文，有些关于考工制度方面的，简直非老师宿儒所及”；此后半年“我们时常接触，教学相长，稍为投契”。清史领域恐怕是两人时常探讨的重要内容。

此外，同属莞籍的藏书家伦明时在北京，张氏为其女伦慧珠之家庭教师。至1935年，荫麟、慧珠结为夫妇。伦明志在以个人之力续修《四库全书》，搜罗乾隆以后图籍不遗余力。梁启超曾向学生介绍：“伦系我同乡，清代人著作搜罗极多，前曾为北大文科讲师，受人排挤而去，贫乏几无以自存，居会馆中，寝处于书窟；尝有意为《续四库书提要》，予见稿本，学问似乎不够。” 然伦明的丰富藏书曾为张荫麟的清史撰述提供便利。如张氏写作《纳兰成德传》所必需的传主文集，“近从伦明先生处，得读余数年来谒求而未得之《通志堂集》，喜可知矣” 。

1929年张荫麟毕业留美，入斯坦福大学研究哲学和社会学。至1933年年底学成归国，任清华历史系和哲学系的专任讲师（即副教授）。其时蒋廷黻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1929—1934年），正着力于开展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著有《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对于近百年来的外交、社会和经济史抱有异常的兴趣。同时，他也是力主研究专门化之人，提倡以分析综合的办法研究断代史。其主政清华历史系的方针是引进新人，给予教学的重任，而将杨树达等“旧学者”“当作我个人的老师”。

根据清华档案显示，蒋廷黻向校方的报告书称：“二十二年度，本系与哲学系合聘张荫麟博士为专任讲师，是本系发展的一主要阶段。张讲师将在本系担任中国思想史及宋史。” 换言之，在蒋氏的计划中，张荫麟本不在其清史教学和研究的班底中。大概蒋更信任其所培养的近代史新人，如王信忠、邵循正、朱庆永等。然而蒋于1934年秋休假赴俄，从事秘密外交，到1935年年底，更彻底脱离清华，出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

此时蒋之学生尚未能独立，而清史的研究和教学遂由张荫麟代理。荫麟既负责研究生之指导工作 ^[1] ，同时为研究生开设“清史专题研究”等课程。 1936—1937年，张荫麟负责研究院入学考试中国近代史（清史）一科的命题与阅卷。王信忠亦谓其硕士论文《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承张荫麟先生审阅，建议添作结论及日志” 。可见张氏实为蒋氏去后，清华唯一指导近代史研究之教授。

1935至1937年间，张荫麟主要的精力在于编撰高中、初中和小学的历史教科书，对于近代史的研究，恐怕未能全力投入，而仅限于搜集资料、作育人才及局部研究等方面。

（一）搜集清史材料

二三十年代的北平乃书海世界，清代以降的非善本书籍却不被重视。张荫麟反其道而行，以为与其将来费力搜集，不如趁现时方便而顺手保存。其尝劝注重金石刻本的容庚：“如见有最近世史料价值在一二元左右者，不妨顺手购下，将来用处很大。” 可见其于近代史料的保存和限制有着异乎常人的领悟。

报纸为近代始出现的重要史料，荫麟相当肯定其重要性：“此种史料之重要，西方史家已深切感及，惟今日中国史家尚鲜注意之。”报纸的记载范围既广且速，“实为社会之起居注”。然而报纸距离理想之历史记录，“其差犹不可以道里计”，因此提倡历史访员制：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欲求将来之历史成为科学，欲使将来之人类得理想的史学知识，则必须从现在起，产生真正之“现代史家”或“历史访员”，各依科学方法观察记录现在人类活动之一部分。此等历史访员，更须组织学术团体，以相协助，并谋现代史料之保存。

虽然该文对于如何实施历史访员制“尚无具体意见”，仍然可见其注意搜集近代史料，实含有正确保存人类记录的史家理想。

值得注意的是，张荫麟对近代史料的搜集偏重中外关系方面。在清华读书时，便著文介绍印光任、张汝霖的《澳门纪略》，指出其为“我国外交史上所不可多得的资料”，“葡萄牙人所以得到租借澳门的经过尤有价值”。 1928年年初，张荫麟向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余永梁提议，着手纂修广东方志，并注意近世资料的搜集和保存，特别是西人关于广东的游记和回忆录。其论曰：

广东在鸦片战争以前百余年间，为西方人在华之惟一居留地，其时在广州之西人侨民，且曾办有日报（见美人汤姆斯所著 An Old Fan Kwai in Canton ），想今已无存。惟游记及回忆录，则存者尚多，就以英文作者而论，弟所见闻，已不下十余种。其中颇有可珍贵之资料，此等资料，以入通史则嫌其琐，入方志恰好。然此等书籍，今西方人已不甚爱惜（以其多数在西方无文学的或历史的兴趣），刊本多为数十年前物，流传极稀，绝少有为重印者；若不及早搜求，将来湮灭可惜。

1929年秋，张荫麟以清华公费赴美国，入斯坦福大学习哲学和社会学。其间，欲趁此机会，摘录外人观察清代大事之记录，编集《清史外征》一书。“此等史料多半在外国已不易购买，在中国真无从得见。弟拟此后每至一地图书馆，辄搜寻此等书籍，摘其有用之资料，随阅随译。现已得罕见者四五种。”而书中内容约分四类：

第一类为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教士之通讯及见闻记；

第二类为西国来华使臣之行记；

第三类为对中国各次战争之纪事；

第四类为洪杨变乱之记载（西人之参预两军内幕者，其记录尤有价值）。

张荫麟出发留学前，因家贫向容庚借取路费130元。张氏准备以两篇史料译文《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和《清初基督教在华纠纷》刊于《燕京学报》偿债。唯后来《燕京学报》决定不登《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令其“殊出意外”，自嘲“今乃知贫士卖文之苦”，遂自行决定将另一文《清初基督教在华纠纷》抽回；并请容庚保存两文，“此二稿暂不必谋发表，以后有闲当陆续移译同类之文，合成《清史外征》一书”。后来《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刊于《东方杂志》。《清初基督教在华纠纷》由容庚请顾颉刚向《东方杂志》介绍出版，恰毁于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之烽火。《清史外征》最后亦未编成。

1933年冬，张荫麟返国后，经济上颇为宽裕，开始大量搜购近代史料。好友吴晗回忆，张氏“在厂甸、隆福寺各冷摊搜集辛亥革命史料，得一百几十种，打算继续访求，期以十年，辑为长编，来写民国开国史” 。吴晗还讲到荫麟访求近代史料的一件趣事：

我在开封相国寺地摊上，偶然得到排印本的《中兴小纪》，记清同治史事的，传本颇不多见。荫麟一见便据为己有，闹了半天，提出用四部丛刊本明清人文集十种对换。我看着他那贪心样子，只好勉强答应。荫麟高兴极了，立刻塞进他的行李袋，再也不肯拿出来。回校后我去讨账，他在书架上东翻翻西翻翻，翻了大半天，都不大舍得，只拿出牧斋《初学集》《有学集》两种塞责。

另外，张荫麟曾委托藏书世家张伯桢之子张次溪（仲锐）代为搜集近代史料。张次溪说：“想起十五年前我帮助张荫麟兄搜集有关国史种种材料，如近百年来政治与社会演变史料，以及清末民初国内各书局所编印的历史教科书的旧事来。每有所得，我必俟他星期六下午由清华进城到我家时，交给他看，他以为有用，我就送给他。在他的藏书中，辛亥以来革命史料，及各种中国老板〔版〕历史教科书，可以说大部分是我送给他的。”

（二）培育近代史门人

荫麟几经辛苦得来的近代史料最终未能开花结果。其因接受编纂历史教科书的任务，无暇主攻近代史，遂将不少近代史籍转赠1936年招收的研究生沈鉴（镜如），供其研治清末民初历史之参考。后来这些书因为抗日战争而全部丢失。据沈氏言，20世纪50年代早期所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辛亥革命部分，尚不及那批书详尽。其与另一同门王栻合著的《国耻史讲话》（独立出版社，1940年），甚为顾颉刚所称道。

张荫麟在杭州书肆购得不著撰人的笔记《水窗春呓》，意识到该书“实为曾传之最佳而最重要资料”，并嘱学生李鼎芳考订。据李氏言：

日者承张荫麟先生借阅《水窗春呓》一书。张先生云：“此书购自杭州，余尚未尽阅，其作者犹未悉为谁。阅后倘能考得之，希以语我。”予乃尽两黄昏，毕读斯书。中论洋务，论盐法，及记曾、左、江、罗诸人轶事，均颇有见地，足补史阙。作者盖有心人也。

终考出《水窗春呓》作者为湘潭籍的欧阳兆熊。李氏后在荫麟的指导下，完成大学毕业论文《曾国藩与其幕府人物》。该文经过增补，在1947年由文通书局出版，1985年岳麓书社重印。李氏译有《乙未威海卫战争外纪》，编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六册。

王栻为清华历史系1931级本科生，跟随张氏完成本科毕业论文《严几道》，后在《大公报·史地周刊》联名发表。接着以荫麟为导师，攻读近代史硕士研究生，于1940年毕业。后以编辑《严复集》及严复研究驰名史坛。

1940年荫麟转任浙江大学教授，招收近代史研究生刘熊祥（西南联大本科毕业），毕业论文为《清季联俄政策之始末》，1942年夏天毕业，后任西北师范大学史学教授。

（三）研究之成绩

具体而言，一为清代文学史，二为甲午中日战争史。关于前者，荫麟撰有《王德卿传》，为清代乾隆时期的才女作传，“不独德卿识见学诣为过去我国女子中所罕觏，且其品格高峻莹洁，其在世三十年之生活，直是一首美丽之诗，是乌可以无传乎！” 另有长文《纳兰成德传》，作为这位“清代第一词人”之逝辰纪念。荫麟还尝写有纳兰成德《饮水词》详注一书，在留美前夕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惜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毁于火。

张氏为文不止于考据文学史实，还欲直达诗人内心，以臻“以诗证史”之境。如龚自珍的《汉朝儒生行》一诗，向被认为“迷离惝恍，莫明所指”。张荫麟释之为咏岳钟琪事。陈寅恪却转托容庚告知张氏，此诗实咏杨芳事。张荫麟细思后，方“确信此诗乃借岳钟琪事以讽杨芳而献于杨者”。可见陈氏于清代史事极为熟悉，所见更深一层，荫麟表示认同，则提示出两人对于解读较难证实的史料有着一致的方法和兴趣。而岭南老派学者温廷敬（1869—1954）则认为龚诗为杨遇春而作，进而批评张文，“以今日之思想事实，强施之于前人，不复顾其词义之安”，实为“牵强附会，无一合者”。诗词之今典往往难于索解，言人人殊。温氏试图将各诗句均落于实处，旨在实事求是。张、陈则以“了解之同情”的方法体认诗人作诗的真意。老派的反对正映衬出陈、张二人解释史实方法之新颖。

在甲午中日战争史领域，张氏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他十分看重甲午中日战争的历史意义，“甲午一役关系我国国运至巨，宜为治我国近世史者所注重”；然而中方记载不仅稀缺，而且讳莫如深，“大抵直接或间接译自日人之普通著作”，因此中、日以外之第三方的史料更显出重要的价值。于是有英国人泰莱（W. F. Tyler）《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之翻译，“与现存中国之记录较，不独许多重要事实，前此未记载，且颇有抵牾之处”，“以供我国治近世史者之参考”。好友谢文通曾言，张氏“很注意收集中外关系史方面的书籍，其中一本由英国参赞写的《甲午之役》，就是在旧书摊里找到的” 。张氏并翻译出日本作家小泉八云的《甲午战后在日见闻记》，“所记虽属战后，实反映战时。虽为片断之轻淡描写，而其显明敌所以胜，我所以败之故，实远优于任何抽象之申论也” 。

张荫麟对于甲午之战的研究成果，则见《甲午战前中国之海军》《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等文。前文以《中国史纲》的笔法，利用中外史料，回顾甲午战前中国海军的发展历程。后者刊于《清华学报》，以丰岛之战、黄海之战、威海卫之防御等专题，重新考订甲午海战之史迹。

今次编集，乃张荫麟清史论文的首次汇总出版，既包括其正式的论文，也有论学函札与史料整理，以期展现其近代史研究的全貌。另附温廷敬的商榷之文，以供参考。是否有当，尚祈读者教正。

李欣荣
谨识于广州康乐园向阳书房
2017年3月1日

注释

[1] 刘崇 alt ：《历史学系概况》（1936年），见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文献与记忆中的清华历史系（1926—1952）》，17~18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