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张荫麟（1905—1942），号“素痴”，笔名“燕雏”，广东东莞人。年仅十七，考入北京清华学校，为最后一届预备留美旧制生。1929年秋赴美，在斯坦福大学研习哲学和社会学，意在“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 。1933年冬返国，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和哲学系专任讲师（即副教授），1935年秋升任教授。1937年抗战爆发后，辗转南下，先后在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0年夏，赴遵义转任浙江大学教授，主持创办《思想与时代》月刊。1942年10月，因病殁于遵义。

综观其史学成就，在先秦史、宋史、清史、近代史、通史、史学理论和科技史等领域均卓有建树；同时兼治哲学，在文学和社会学方面亦有不凡的造诣，被学界视为博通治学的典型。陈寅恪评价说，“其人记诵博洽而思想有条理”，并向傅斯年推荐入史语所，“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材”。钱穆也认为“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 。其归国后苦心所作的通史系列——《中国史纲》《儿童中国史》和《通史原理》，正是其博通治学的具体成绩。

一

“九一八”事变以后各书局制定的教科书多含排日内容，引起日本的强烈抗议，国民政府遂有统一教科书之意。于是以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名义，编撰各科的全国通用课本。历史教科书的人选属意傅斯年。然而傅斯年或以为此时修通史并非其时，而推荐张荫麟代己。

王晴佳认为：“傅斯年希望张荫麟写就一部中国通史，一定有与钱穆的书（《国史大纲》）一争高低的意思。” 其实，张氏受命编写教科书在1935年年初便已确定，《国史大纲》之撰写缘于抗战时陈梦家的劝说，两者似无事实上的关联。不过，既然1933年秋天开始，钱穆便在北大独讲通史，且在课上宣称“龟甲文外尚有上古史可讲” ，并向诸生编发课程讲义和参考资料，确也反映出钱、傅两人在上古史领域意见之不谐。

其时，傅氏主导下的史语所“史学革命”成果不断涌现，需要在通史领域有所反映。然据1933年清华研究生王栻的观察，“在今日中国史学界情况下，敢于作通史者，仅有二派：一派为守旧之右派，如柳诒徵及缪凤林辈，以中国旧有之历史哲学为基础，以整理旧史；一为新起之左派，以新输入之唯物史观为基础，大刀阔斧地构成中国社会进化史。至于中央派之胡适、顾颉刚等，利用西洋19世纪之史学方法，欲用考据入手，逐渐整理，尚未敢着手贯通五千年之通史也” 。若此，启用新人，特别是以留学生修史，不失为临时适用之办法。

再者，张荫麟因为在《大公报》上发表《戴东原乩语选录》系列杂评，“当时他那运用语体文的惊人天才被发现了，有些人便希望他能写成一部文学意味的历史巨著，如吉朋的《罗马衰亡史》，这大概是他得有机会写《中国史纲》的外在原因” 。

张荫麟接受通史课本的任务以后，主要利用《大公报·史地周刊》作为征求意见和发表成果的园地。该副刊在1934年9月，由张荫麟与容庚、洪业、容肇祖等人共同创办，旨在“以兴味的甘饵引起一般人对于史地，尤其是本国史地的注意，并且供给他们以新国民所应有的史地智识” 。

在修史经费方面，张氏也得到了政府的有力保障。贺麟回忆说：“当他前此编著《中国史纲》时，除月薪四百元外，每年另有三千元购书费，他每月的收入约在六百元以上。” 张仲锐亦称：“（荫麟）受教育部委托，主编高、初中及小学历史教科书，国防部好像也有些津贴，月中可得八百余元，还有些购书费。那时荫麟经济比较优裕，时常在例假日，请人到他家吃饭，我也常去。” 相较张荫麟初进清华时的二百八十元薪资，此时生活可称优裕，故向清华请假，专门从事《中国史纲》的撰述。同时，作为主编，他尚可支配数值不菲的征稿费：“凡每章之长编，以万二千字为最高限度，其酬金以六十元为最高限度。酬金之多寡，以内容之价值，而不以字数为比例。”

张荫麟面对高、初中的修史任务，提出“为着研究和编纂的便利，我们打算从高中部分着手，因为由博返约，则约者易精” 。这里的“我们”是指“中学本国史教科书编纂会”，核心成员为张荫麟和吴晗，其中张氏为总纂（主编）。因为原拟“‘包涵国史各方面的专家和一两位有历史兴趣的散文作家’的，‘以友谊和共同兴趣为基础’的合作团体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张氏决定以他和吴晗为核心，并采用向国内专家征稿的方式来完成通史，同时请有意者自动投稿。后来形成的具体分工是：汉以前由张执笔，唐以后归吴负责。“其他专题分别邀请专家撰述，例如千家驹先生写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变化，王芸生先生写中日战争等。” 隋唐史的初稿则由贺昌群负责。无论约稿还是投稿，“所征求的稿是作参考的长编用的，而不是供定稿直接采用的” 。此后总纂（张氏）“仍须尽其力之所能，作些第一手的研究”，最后形成定稿。

实际的结果，除张荫麟认真实行外，各人均未完成任务。王芸生忆述：“他（张荫麟）曾将所拟的目录寄给我看，并请我担任写甲午战后至二十一条交涉之一章。我当时曾回信答应了他，而一诺多年，至今未曾交卷。” 贺昌群方面，“总因人事蹉跎，加以不敢轻易握笔，便遭七七事变，此后流离转徙，抱残守阙地度日，更是心与愿违，至今引为平生之恨” 。吴晗亦仅完成“元代之社会诸文” 。这个修史计划的最大成果便是张氏亲撰的十篇文字（其中九篇经少量文字修改，收入《中国史纲》出版），篇目整理如下表：

①此文在抗战前发表于何处，今不可考。但据吴晗前引文所讲：“不久荫麟也到昆明来了，住在我家，见了这录稿（指‘长编成稿已经发表的一部分’），高兴之至，立刻补撰第十章《改制与易代》和《自序》，作为《国史大纲》第一辑，也就是现今坊间刊行的本子。”由此推知此章是发表过的。
②此文后未收入《中国史纲》，原因待考。

这十篇文字的特点，如金毓黻所指出的，“张君自序云：融会前人研究结果及作者玩索所得，以说故事之方式出之，不参入考证，不引用前人叙述之成文，又选择少数节目为主题，予所选节目以透彻之叙述。此即本书叙述之方法，与其他通史不同之处，亦即在此” 。

其中“说故事”的方式，是张氏通史的一大特点，而异于前人。顾颉刚认识到：“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 陈寅恪也认为：“旧派所作‘中国文化史’，其材料采自廿二史中儒林文苑等传及诸志，以及《文献通考》《玉海》等类书……这类文化史不过抄抄而已。其缺点是只有死材料而没有解释。” 针对前人的局限，以“说故事”的方式“融会前人研究成果及作者玩索所得”确系一个妙方。除了流畅易懂，且可融入自己的见解。背后则反映出作者服膺经验主义的史学观念：“贯穿史材之最好的线索是事实本身的脉络。”

张荫麟的修史计划就整体言，并不算成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松散的征稿和投稿方式导致拖延日久自是重要原因，但张荫麟与主要助手吴晗之间的矛盾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张、吴二人本是清华的同事兼好友，但吴晗的加入最初并非因为友情或志趣相投，而是因为傅斯年的要求。吴晗致傅氏之信说：

教科书事，初来书，不愿为荫麟兄帮忙，第以对史事之意见不尽同，张君又于三国以后史实毫未涉猎。晗过去为教科书所撰元代之社会诸文，张君初未一读，顾有后言。平居态度亦似长官之对属吏，颇为难堪。为保全过去之友谊计，回校后拟端治元史及清史，一二年内绝笔不写一文。张君长才，当不致斤斤于其不满意之合作者之离去，晗则自此可与之恢复朋友地位，庶可两全。此意本不欲出诸口，以前承提及，故敢逞臆，祈鉴原。

可见吴晗之加入乃由于傅氏的劝服，而吴晗与张氏不和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张氏态度欠佳；二是对史事的意见不尽相同，尤其是三国以后史事分歧较大。后经傅斯年去信调解，两人方“友好合作如初” 。大概经此一役，才有“汉以前由他自己（张）执笔，唐以后归我（吴）负责” 的分工。

史家的研究强调的是独创贡献和个人特色，通史撰述亦不例外，意见分歧在所难免。团体之外，钱穆的歧见又为一例。张氏的《征稿启事》除了刊登于《大公报·史地周刊》，还以单印本的形式发给学界中人征求意见，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容庚档案内尚存有这一单印本。钱穆与张氏有私谊，“有志为通史之学” ，也在征询之列。钱穆回信提出自己对于编修通史的根本看法，即通史内容当以政治为主，文化等其他方面宜略，而张氏计划有违此法则。钱穆指出：

最好全书叙述，仍以政治方面为主脑，而以学术、社会种种情形就其相互影响者为串插，使读者于历史盛衰治乱之大纲，先得一明晰之基本知识，将来自能引申。否则头绪一多，茫无畔岸，此后研求历史，仍须从头讲起。

钱穆进而具体指出张氏通史纲目“有几处似于普通政治史上之脉络条贯，尚欠完整，而颇有陷于顾此失彼之弊者”：

如第二十二章“五胡十六国”以下，第二十六章“南北的混合”以前，只叙南北朝社会文物，第三十九章“宋室南渡”以下，只叙南宋社会文物等是也。弟意社会文物固须讲，而普通政治事实更应先及。

张荫麟接信后，并不接受钱穆的批评意见，辩称：

通观全目，其非以文化史相标榜，而遗略政治者，盖可了然。曾闻人议其过重政治者，弟亦不暇辨。尊意“以政治为主脑”，就全局而论，实洽鄙怀。唯以初中与高中较，则弟意前者宜较详政治，后者宜较详文物。此意当为高明所颔许。

尽管其解释高中“较详文物”只是初、高中课程安排的需要，但是“文物”部分放在程度较高的高中详细讲授，本身就说明张对其的偏爱。在1941年结集出版的《中国史纲》初版自序中，张氏更明确指出“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而非政治大势的论述。这显然与钱穆的通史理念异趣。

除了钱穆的批评外，一些强调“史观”的学者质疑张氏通史为何缺乏“史观”，“你们到底拿什么目的，什么‘史观’去把乱杂的材料贯串起？” 对此质疑，张荫麟辩解称：

什么是史观？这有两种说法：（1）是把史观当作对于历史的鸟瞰，对于历史众方面的变迁和其相互关系的一个大概的看法。这种史观不可不有，而且除了糊涂人以外不能不有。（2）把史观当作解释一切历史事实的因果关系之铁则。这种史观不可有而且只有糊涂人才会有……第二种史观我们是没有的，但第一种史观是有的，而说明这种史观的最好方法是具体的历史叙述，而不是抽象的名词，尤其是最易惹起蔽塞聪明的情感的流行名词。

而“史观”在当时语境下多默认为第二种含义，“因为一谈到史观，便不能不提到一些流行的名词，而这些名词（肯定的或否定的）都挟有惹起蔽塞聪明的情感的力量”。而“唯物史观”应是众多“史观”中较为引人瞩目者。

“唯物史观”存在的前提是承认历史有客观规律，但张氏却以其经验主义史家的本色加以否认。他认为：“凡不能用经验来肯证或否证的命题，若不是无意义的字堆，便是一种界说，一种convention，无所谓真妄。” 他在1933年写成的《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一文，便坦率地表达了自己对“唯物史观”的不满，认为不能从社会经济基础的角度解释全部历史。

其以生产工具为文化之决定因素者，可称为狭义的唯物史观，其以经济制度（包括生产条件，如土地、资本之所有者，与直接从事生产者间之一切关系）为文化之决定因素者，可称为广义的唯物史观。然二者皆难成立。吾人并不否认生产工具（如耕种、罗盘及蒸汽机之发明等）或经济制度上之变迁，对于文化其他方面恒发生重大之影响，惟史实所昭示：许多文化上重大变迁，并无生产工具上之新发明，或经济制度上之改革为其先导。

因此，张氏通史主张“贯穿史材之最好的线索是事实本身的脉络，而不是现成的‘史观’，求之于现成的‘史观’只是不得已而思其次”。或者是说以“说故事”的方式，去完成通史撰述。

值得注意的是，张荫麟虽然否定“唯物史观”的全盘统治力，但是对于以“唯物史观”建构“新史学”的有益尝试却表示同情。以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例，张氏一方面对其“史观”大加批评：“竟无条件地承受了那久成陈迹的，十九世纪末年的‘一条鞭式’（unilinear）社会进化论，并担任用中国史来证明它，结果弄出许多牵强穿凿的地方。”但同时仍认为该书是“一九三〇年我国史界最重要两种出版品之一”，又觉得西周的奴隶制度是其“重要的发现和有力量的假说”。因此，张氏在《周代的封建社会》一章便有奴隶阶级的论述。此外，张氏弟子李埏也注意到此章对土地占有问题的叙述和西周封建论者“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

另外，张荫麟对于“马克思主义之服膺者”冀朝鼎的英文专著 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中国历史中的经济要区》），也大表赞赏之意：

挽近案据马克思主义讲中国史者，大抵议论多而实证少。此等著作自有其时代之需要，而非桎梏于资产阶级意识之井底蛙所得妄诽。唯此书以马氏为立足境，而根底于邃密之探究，达以严整之条理，虽曰马氏之真精神则然，今实罕观而可贵。

张荫麟敬佩作者以水利建设划分“经济要区”的见识，誉之为“大刀阔斧之开山工作”，只是就如何确定时代性质和“经济要区”提出细部的商榷意见。两事提示出张荫麟对有“史观”倾向的成果还是有所借鉴的，愿意接受各种“新史学”的思想资源，从中颇可见其治史思维的开放性。

从通史编撰的整个过程看，傅斯年的影响显而易见。除了一手撮合张氏和吴晗合作外，傅氏还直接提供了具体意见。张氏致傅斯年有一信曾言：“何时来平？请赐示知，当携稿往就正也。” 此“稿”很可能就是通史之初稿。张荫麟后来书中也致以感谢之意：“创意要他写这部书并且给他以写这部书的机会的是傅孟真先生和钱乙藜先生。”

从具体内容看，张氏通史带有较多的受傅斯年“史学革命”影响的痕迹。依照张氏最初的修史计划，首两章便是《石器时代（以地质略史为背景）》和《殷商文化及其渊源（附述唐虞夏的传说）》。其时史语所的主要贡献在于考古发掘和殷商史重建方面，张荫麟显然要将之纳入通史论述当中。调整之后的《中国史纲》第一章《中国史前黎明期的大势》宣称“本书即以商朝为出发点，然后回顾其前有传说可稽的四五百年，即以所知商朝的实况为鉴别这些传说的标准” ，这正是基于“史学革命”成果的新式认知。而张氏对商代的叙述，以“商代文化”为题，基本以殷墟发掘所得为据。除了商史之外，张荫麟对傅斯年的周史研究成果颇有吸收，如引其《所谓五等爵》说明侯、伯、子等称谓的意义，以《周颂说》证“大武”，以《周东封与殷遗民》解释亳社与周社。

相形之下，各大学的通史名家及其教本多是保守故辙，难符理想。例如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以秦之统一为始，因为“若论远古，则杨朱所谓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明若暗……求证于金石甲骨，所得既渺，毋宁付之阙如” 。缪凤林的《本国史》《中国通史纲要》和《中国通史要略》把“唐、虞以前”称作“传疑时代”，“唐、虞、夏、商、西周”则曰“封建时代”，所用史料基本以旧史为据。金兆丰的《中国通史》（大学用书）也没有注意到傅氏“史学革命”的成果，仍旧是三皇五帝、夏、商、周的古史体系。陈寅恪在1935年已观察到“今日出版的许多课本，多不能利用新材料，有的用了也往往用错” 。

为此，胡适对张氏的上古史处置办法颇为赞叹：“张荫麟从商朝写起，他的史学眼光是不错的……他写上古史的时候，殷墟文物已经出土了，应该从商朝写起；所以他写商朝文化之后，再写夏朝以前的文化。夏朝以前的文化，不能不提一提。”

关于初中部分，似乎未成稿，但张荫麟一开始就有所规划：“在初中采用纵的划分……所谓纵的划分者，却是将历史的众方面，如民族的斗争和离合，国境的开拓，物质生活的变迁，社会结构的演化……分别叙述，各方面从古及今，自为段落。” 后张氏把这种方法称为“纵观”，以别于高中部分的“横观”。吴晗的回忆也大体相近：“初中国史以大事为中心，分两册：一、民族篇，述中华民族之形成和先民的业绩（摒弃大汉族主义一套的理论）。二、社会篇，述社会、政治、经济；一切典章制度的演进，生活的进步，事为首尾，互相沟通。”

张荫麟所谓“纵观”之法，很可能来自其师梁启超。20世纪20年代梁氏曾提出“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其中一个主要观点便是“以纵断史代横断史”：

今将全史纵断为六部：1。年代，2。地理，3。民族，4。政治，5。社会及经济，6。文化。虽谓为六部专门史亦可，但于各门皆为极简单之叙述，且相互间有严密之组织，则合之成一普通史耳。

其时，中学只有初中需上国史，因此梁氏提出的中学国史规划针对初中而言。而张荫麟所编者为高、初中两种教科书，因此需有分工。张氏以梁氏第三、四、五部分，即“民族”“政治”和“社会及经济”，组成初中部分；“文化”部分则放在高中部分详论。而“年代”“地理”的内容并没有专门列入，或系出于学科分工的考虑。

除了高、初中史外，张荫麟稍后受教育部之托，编有高小历史教科书。张氏称之为《儿童中国史》。此书采用“钻观”之法：“以若干重要人物为隙牖，以窥探其时代及其时代之前后；以其所行所言所感所愿，以贯串其并世之大事；从其事业之所承所启，以觇世变之潮流：此予所谓钻观也。”全书内容包括三十个历史人物的事迹和末章“从淞沪之战到百灵庙之战”，“贯串其并世之大事”以组成全史。末章为全书唯一之变例，实属“不得已”。因为“本书末章，原只叙淞沪之战，由杨联陞先生撰长编。杨先生参稽一切可得之史料，反复考虑后，决以某某人为中心。虽与予初拟者相违，予亦无以易之。然以就正于一闻见甚广而偏见甚少之先进，则谓某某人实有神经病……故今末章但叙事不叙人” 。

可惜全书因为抗战爆发，只发表至杜甫为止。此项工作得到郑侃嬨、袁振之（吴晗夫人）和杨联陞三人之助，班底与中学通史不同。据云：“此书之成，深有赖于郑侃嬨女士、袁振之女士、杨联陞先生之助，而袁女士、杨先生之力为尤多。第三册之长编，全出袁女士手；第四册之长编，全出杨先生之手。予于此诸长编，只有润色删节，并无改构。”

二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的一个多月后，张荫麟匆忙南下。因战时而未能携带大体完成的《中国史纲》中古史以后之稿，以及各种长编资料，张荫麟尝致信容庚，请其将稿件寄到内地而未果。1947年容庚和张仲锐整理物品时发现这批文稿和资料，据说乃一大包，“大约有二十来斤重，打开一看，确是荫麟所涂改的明清以来史料，其中也有是荫麟作的，也有登报应征来的” 。这批文稿和资料后来可能交由吴晗整理，最后亦不知所踪。

张荫麟到达昆明后，住在先期抵滇的吴晗白果巷寓所。吴家时常高朋满座，被戏称为“陋巷小沙龙”。虽然此前两人合作通史有过不愉快，但经过傅斯年的调解，彼此关系仍然投契。钱穆观察到：“在昆明他常与张荫麟在一道。张荫麟对自己所学非常自负，吴晗和他常往来，当然也不错，否则不会气味相投的。” 吴晗已将《中国史纲》长编成稿已经发表的部分誊录，张荫麟见此稿，“高兴之至”，立即补撰第十章《改制与易代》以及长篇《自序》。其时应在1938年的下半年。

不过《自序》的公开却不待《中国史纲》之出版。张氏在1940年4月，就以《通史方法略论》为题在《益世报·史学副刊》上提前发表。到1941年6月，重庆青年书店出版《中国史纲》，这篇《自序》才名副其实地问世。两文的内容大体相同，只是《自序》在开头加上了撰述通史的必要性，并在文字上略有改动。尽管《自序》落款时间为1940年2月，但从文字的成熟度和内容异同来判断，《自序》的最后完成要晚于《通史方法略论》。

张荫麟并未以《自序》所论为满足，而是继续加以修订，将选择通史史实的标准由五种增加至六种，同时强调编年史的重要性，以及进一步厘清统贯史实的“程序”。然而尚未完成修正，便殁于贵州遵义。最后以遗著的方式（整理者谢幼伟），以《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为题，发表于《思想与时代》第18期。大概由于抗战时期刊物流通不便，印刷亦颇为草率，学界对于《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一文讨论甚少，而更多地关注《自序》。现以《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为讨论之基础，尝试体察张荫麟的最后想法。

该文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到1942年张荫麟去世前仍在不断地修改，这表明张氏对于此文相当重视。正如其门徒李埏所言：“不仅是他写作《中国史纲》时所遵循的纲领，也是他治史的总则。”

李埏又称：“作者欲以青年书店版《自序》为主，另成《通史原理》一书。” 《通史原理》另据徐规所言，拟分为四篇：“（一）《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二）《论历史哲学》；（三）《论历史科学》（译）；（四）《近代西洋哲学之趋势》（译）。（将由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出版。）”

其余三篇的版本情况较为简单。所谓“论历史哲学”即《论传统历史哲学》一文，也是以“遗著”形式发表于《思想与时代》第19期（1943年2月）。该文初稿曾在1933年的《国风》杂志上发表。前后稿略有字句上的修订，基本观点未变。另外两篇译文《历史科学》和《近代西洋史学的趋势》分别翻译自英国史家J.A.Froude和R.H.Cretton的作品，皆在张荫麟生前发表，刊于《益世报·史学副刊》和《中国青年》。总之，这四篇文章（特别是首篇）构成了张氏初具系统的“通史原理”，值得仔细分析。

哲学家兼好友谢幼伟指出，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就是要在哲学的意识和方法的控制下来写的” 。这话确是见道之言。在《自序》基础上改作的《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首先要解决的是通史材料的选择标准问题。张氏并不满足于“重要”这一类似是而非的形容词，而是从逻辑分析的角度去考察何为“重要”，以确定通史内容的取舍。显然，张荫麟要用理智上之澄明，分析工具概念，放弃模棱两可的传统思维方式。

《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指出判断史实重要程度有六个标准，即“新异性的标准”“决定性的标准”“实效的标准”“文化价值的标准”“训诲功用的标准”和“现状渊源的标准”，较《自序》多出了“决定性的标准”。有论者对于此六标准的提出，评价极高：“自司马迁倡‘笔削’说以来，困扰中国新旧史家二千多年的书事义理问题，至此乃有一深切而允当的现代回答。” 也有研究发现：“近代中国学者讨论通史之撰写，俱专注于通史体例与内容范畴诸问题，罕有如张荫麟《中国史纲自序》及《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中所论，直探史实选择之标准及史实排比之秩序等问题。” 但就张荫麟看来，这六个标准只不过是综合前人之所为。他谦称：“这六种标准并不是作者新创出来的，乃是过去一切历史家部分地、不加批判地、甚至不自觉地，却从没有严格地、系统地采用的。”

实际上，除了归纳前人的工作外，《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具备哲学的思辨性，并不以为“标准”便是确定无疑的。“新异性的标准”是指史事的新异程度，强调时空位置和内容的特殊性。而且新异程度也不是一目了然的，既要注意同一类史事的始例和后例的新异程度不同，也要顾及新异程度的高下和新异范围的大小。再者，对于新异程度的认识每每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而有不同。“文化价值的标准”也不是恒久不变的，“文化价值的观念，每随时代而改变，故此这标准也每随时代而改变”，“史家于此可有见仁见智之异”。

按照“决定性的标准”，某史事“所决定的别些史事所占的时空范围愈大，则愈重要”。但是“决定性的大小，也是相对于一特定的历史范围而言，对于某一历史范围是决定性最大的，对于另一更广的历史范围，也许不是决定性最大的”。“现状渊源的标准”每每详近略远，但也未可一概而论，“历史的线索，有断而复续的，历史的潮流，有隐而复显的，随着社会当前的使命、问题和困难的改变，久被遗忘的史迹，每因其与现状的切合而复活于人们的心中” 。张荫麟举例说，墨翟、韩非、王莽、王安石和钟相便是如此。这两种标准加上“实效的标准”都让我们看到张荫麟相当重视史事在当时和后世的影响，其历史眼光是贯通的。

前述的五种标准，都是“今后作选择的历史叙述的人所当自觉地、严格地、系统地采用的”。但是要熟练运用于通史写作并非易事，因为这五种标准“都不是有明显的分寸可以机械地辨别的”，并要熟悉整个通史的范围，才能做到权衡至当。因此，张荫麟认为“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极大的冒险” 。

还有一种“训诲功用的标准”，即追求完善的模范和成败得失的鉴戒，这是传统史家的主要标准，然张氏依据近代史学的趋势而主张放弃，因此最受争议。其原因“不是因为历史不能有训诲的功用，也不是因为历史的训诲功用无注意的价值，而是因为学术分工的需要”。他举例说：“历史中的战事对于战略与战术的教训，可属于军事学的范围。历史人物之成功与失败的教训，可属于应用社会学中的‘领袖学’的范围。”

从例子的运用上，隐约可见其师梁启超“新史学”的影子。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谈及“史之改造”，提出“一面宜将其旧领土一一划归各科学之专门，使为自治的发展，勿侵其权限；一面则以总神经系总政府自居，凡各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所举之例就是：“对于一战争，研究其地形、阨塞、机谋、进止，以察其胜负之由，兵家所有事也；综合古今战役而观兵器战术之改良进步，对于关系重大之诸役，寻其起因，而推论其及于社会之影响，史家所有事也。”

前述观念源于近代分科治学的学术理路，史家不必懂得各种专门的学问，而要求具备高屋建瓴的综合眼光和能力。史事的训诲功用要在各专门学科的脉络里才能显现，史家或不具备相关的学识储备，因此需要放弃。另一方面，训诲功用的探索，也容易见仁见智，不能成就客观可信的“新史学”。故其在讲授历史时，很不赞成对学生进行“训诲式”的教学。

不过，这种“新史学”的追求与当时通史家的普遍看法似乎南辕北辙，而显得颇为特别。缪凤林的学生翟宗沛为《中国史纲》撰写书评，对于张氏的通史方法论大加赞赏，唯独指出训诲功用的标准“不特不可放弃，纵欲放弃也不可能”，因为“史事的本身自有它的鉴戒或训诲功用乃至性质，我们只要客观忠实的写下来，这种功用和性质也就不期至而自至”。翟氏在书评中多引用其师缪凤林的意见，受到后者的影响颇深。而缪氏早已说过：“欲提倡民族主义，必先昌明史学，此史之有关于民族存亡者又一也。” 强调训诲作用之意至为明显。其他像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吕思勉《中国通史》和钱穆《国史大纲》等较有好评的通史作品也或多或少寄托了借古鉴今的理想。

选择出“重要”的历史片断之后，如何将之贯穿成有“秩序”的通史作品，是张荫麟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他比较推崇时间的“秩序”，即编年的体裁（国别通史和典制通史亦被包括其中），虽然“最原始”“最粗浅”，但却是“最客观”“最少问题的”，也可打下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然而时间“秩序”并不能弄清史实间的一切关系，在时间“秩序”的基础上，还需要去认识因果、循环、演化（发生变化而大体不变）、矛盾发展（新旧组织体发生蜕变）和定向发展（循一定方向变化）五种“秩序”。张荫麟强调，这五种秩序并没有识见的高下之分，而是“任何通史所当兼顾并容的”。

此处明确表达出张荫麟的历史哲学，可作进一步的申论。在这五种秩序中，强调矛盾发展和定向发展的“秩序”，是界定“唯物史观”的主要标志。其弟子李埏指出：“回想四十年代之初，当《自序》初问世时，史学界所受的影响是很大的。尤其是一般有志于史的青年，为《自序》的新颖理论和进步思想所吸引，争相传诵。”并认为其中包括了唯物史观的观点。有意思的是，翟宗沛却看到张氏《自序》有批评唯物史观之意。因为张氏清楚指出各种“范畴”（“秩序”）兼用也无法“统贯全部重要的史实，更不用说全部的史实，即使仅就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而论”，这和缪凤林反对先有成见，甚至和章学诚“史德”的见解的精神颇为一致。

应该说，张荫麟对于唯物史观并不陌生，而且颇有钻研。其收入《通史原理》之文《论传统历史哲学》抨击了各种先验的历史哲学，黑格尔的“目的史观”固因偏重主观意志而显得问题重重，唯物史观也因无法解释历史上的重大变化而不能成为圭臬。李埏认为《论传统历史哲学》不过是《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的“重新登出”，“但这不是他的遗愿，他已不能修改了”。然仔细比较两文，确有文字修辞的不同，可见张氏确实改过，不能说“重新登出”。其对当中的观点还是认可的，否则也不会收入《通史原理》。

问题在于，李埏接受其师的言传身教数年，深为其器重，难道会误会师说？其实，张荫麟始终反对的是，固守所谓“生产工具决定生产关系”的公式教条，而不加历史分析的做法。他在去世前的第四个月发表的《论中西文化的差异》一文中，明确指出不能只根据《共产党宣言》去讲唯物史观，马克思晚年所著的《资本论》已经放弃了前述观点。《资本论》认为无产者的存在和海外市场的需求都是英国产生资本主义的“动力”，而非蒸汽机的发明。张氏随之开始着手撰写《马克思历史观的“晚年定论”》，可惜早逝而未能完成（今已佚）。这是他在去世前孜孜研读《资本论》的最后成果。

对于其他流行一时的学说，张荫麟也始终保持批判性，主张兼收并蓄，不专守任何一家之言。在浙江大学的最后岁月，张氏重点讲授英国史家巴克尔（H.T.Buckle，或译作“勃克尔”“博克尔”）及其《英国文明史》，后者强调以地理、环境等外部因素解释和发现历史的规律性，注意统计学的方法，弱化大人物的历史作用。另在《论中西文化的差异》一文也提出：“地理环境所助成的文化发生史上的差异，研究比较文化的人不容忽视。” 故中国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一定程度上乃是内陆、农业的文化与海洋、海外贸易文化的比较。但是张氏显然不以此为满足，借着翻译英国史家佛娄德（J.A.Froude）的《历史科学》一文（收入《通史原理》），扬弃巴克尔之说，表达了“环境并非一切”，史家不该“理论化”而应“忠于事实”的观点。他明确站在史家的立场，认为判断某种理论成立与否，“全视乎事实上之从违，苟与事实不符，则其所依据一切理论上之演绎俱无当也” 。

那么，张荫麟自己的历史哲学又是如何的呢？在《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一文的最后，他谈到史实的“偶然”问题。史家只有寻觅到“秩序”开始时的“偶然”史实，才最终尽到解释之责。换言之，各种“秩序”的发生，都具有偶然性，而且不可再加分析。其说不承认历史规律的存在，实际就否认了各种目的史观或纯粹意义上的历史哲学。贺麟曾说过：张荫麟虽然志在史学，但是“对于与史学有密切联系的历史哲学、文化哲学或哲学史，他却不甚措意” 。根本原因就在于张荫麟贯彻始终的经验主义的史学立场。

在张氏看来，“贯穿史材之最好的线索是事实本身的脉络，而不是现成的‘史观’，求之于现成的‘史观’只是不得已而思其次” 。各种史观或理论当然可以参考，哲学不妨取其逻辑分析的部分，巴克尔可给予扩充视野的启示，柏格森又可带出注重人物内心的感觉。其撰写《中国史纲》的实践，正是想走出一条兼容并包之路，要做到“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 。

对于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及其通史理论，学界向有佳评，但也有极少数的质疑之声，方豪的意见可为代表。方豪在张荫麟去世后不久草成一文以作纪念，大概文中所述颇悖时论，因此久置书箧秘不发表，直到1980年才刊于《书目季刊》。其文“断言通史之作，决非君成功之业”，因为张氏未能做到自悬之通史理想。一是史料长编未成，二是早逝未能作重要修改，三是未尝涉猎地理之学，不晓历史环境。

最具争议者，方豪指出：“君又有遗稿曰《通史原理》，上篇为《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曾摘载于中国青年书店出版之《中国史纲》，下篇为《论传统历史哲学》，曾发表于《国风》杂志二卷一期；附录二：一为J.A.Froude之《论历史科学》……一为R.H.Cretton之《近代西洋史学的趋势》……据君自序，则前二篇亦译文也，惟未注明出处耳。” 徐规在1943年元旦出版的《张荫麟先生著作系年目录》中指出，《通史原理》“将由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出版”，即其时尚未正式出版；除方豪自称见过外，并无他人提及已经出版，其说可谓孤证。因此，《通史原理》或未曾正式出版，或因流传极少而湮没在历史尘埃当中，方豪所说的根据——该书自序自然也不存在。

20世纪80年代黎华赵的硕士论文《张荫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学》却认为方豪之说“当属可信”，“若然，则张氏之通史方法论仅为译介外国学者之成说而已”。其根据列有五点：

1.方师与张氏相交数年，张氏逝世前，二人皆任教于遵义浙大，方师极可能曾目睹张氏遗稿，故能言之最详。

2.“方文”写就于张氏逝世后满七七之期，时间颇近，记忆当不致有误。

3.《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与《中国史纲上册自序》二文相较，前者较长，“方文”中摘载之说，颇有可能。

4.《中国史纲上册自序》中所附英文颇多，计凡十七处，尤其五种标准及三个发展俱附英文。按习惯来说，国人以中文写作，当无此必要，而若为译文，则往往附加原文以示忠实。

5.方师杰人似无讹称张氏《通史原理》中二文为译文之必要。

其实要辨析此说并不复杂，虽然《通史原理》已不可寻，但是《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的同源之本——《自序》和《通史方法略论》皆在张荫麟生前以个人著述的形式发表，《论传统历史哲学》的前身《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亦是如此（发表于1933年），从证据效力上讲，自然要优于方豪所讲的孤证。

再从史料的内证看，《自序》的最后一段指出：“作者已把他的通史方法论和历史哲学的纲领表白……到底他的实践和他的理论相距有多远，愿付之读者的判断。” 自视著作之意甚明。另外，在1936年张荫麟向中国哲学会第二届年会提交了一篇论文《历史哲学的根本问题》，已经提出如何将历史组成五种“严格的系统”，以及历史存在相对或绝对的“偶然性”的问题。可见这些都属于张荫麟的创见。再者，若《通史原理》四篇文章同为译作，又何必有上下篇与附录之分？

总而言之，《通史原理》体现出张荫麟贯通史哲的努力，其中所提出的通史选材六种标准和综合史材的五种“秩序”，为其特创之见。诚如谢幼伟所讲：“其研究历史之有成就，由于其有哲学论理之根底也。” 然其以哲学思维澄清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并非打算以抽象凌驾具体，运用起来亦非僵化，而是谨守史家的经验主义立场，加以评判和损益。

三

浙江大学在1941年5月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一册）》，石印本，共八章，6月重庆青年书店便有铅印本，但当中错讹之字甚多，甚至连作者名字亦印成“杨荫麟”。青年版《中国史纲》有十章，由于其第七章《秦的兴亡》包涵了浙大版的第七章《秦始皇与秦帝国》和第八章《秦汉之际》，因此青年版实际比浙大版多了三章。至1948年正中书局出版《中国史纲（上古篇）》（篇目由徐规整理），将前述两版的内容加以统一，1949年以后的史纲版本皆以正中版为主。

《中国史纲》自出版伊始，便有版本争议。吴晗认为重庆青年书店版为盗版。“荫麟生前已刊的书，为青年所爱读的《中国史纲》，被某书店所盗印。这书店的主持人似乎还是荫麟生前的同学。为了这问题，我和贺麟先生曾几次去信质问，得不到肯定的答复，到如今还是悬案。” 但盗版说只有吴晗一人提及，可谓孤例。弟子徐规反对是说，认为青年版内容先于浙大石印版：

盖以青年本所记内容早于石印本，如石印本把第七章《秦的兴亡》扩充分为两章，即第七章《秦始皇与秦帝国》、第八章《秦汉之际》；章中的节目也有增加。又如青年书店本说：“这些诸侯的来源，大抵是本来独立部族的君长，为商王所征服的，或震于商朝的威势而自愿归服的（其中是否有商王分封自己的子弟而建立的，不得而知。）”而石印本已改正为“这些诸侯的来源，大抵是本来独立部族的君长，为商王所征服的，或震于商朝的威势而自愿归服的；似乎还有一部分是商王把田邑分给自己的臣下或亲族而建立的。”可见浙大石印本对青年书店本所根据初稿是有所改正的，故笔者暂定青年书店本为第一版本。

推诸实情，徐规之说较有道理。张荫麟曾到重庆为国民政府政治部效力过数月，有可能以此稿交付青年书店的负责人，俾其印行。而且两个版本的相距时间仅一月，依照重庆至遵义的交通状况，以及战时的印刷条件，似不可能盗印。

就两种版本的影响而言，青年书店版似乎大于浙大版。因为前者的内容比后者要多出一长篇自序和三章正文，尤其是自序反响甚大，而青年书店的发行网络又较为完备，发行量当较浙大版五百本为多，加上位于战时首都重庆，较能产生辐射效应。

《中国史纲》出版后，陈梦家、翟宗沛、苏诚鉴和童书业撰有专业书评，可见学界对该书的重视。陈梦家和童书业作为中国上古史的名家，评论东汉前的《中国史纲》内容可谓得心应手，甚有参考价值。陈文撰成后，即寄往《思想与时代》杂志社。但张荫麟身为刊物主编，为“扫近人互相标榜及无端诋毁之积习，冀以培养忠实平恕之风气……于当代人物尤力避称美阿谀之辞” ，故主张不刊，以免自誉之嫌，但又欲罢不能，竟积压达一年之久。直到张氏去世，方刊登于《思想与时代》的“张荫麟纪念专号”上。童书业之文登载于1949年的上海《东南日报》，其肇因可能是顾颉刚要童氏协助编写中国通史，童氏曾参考此书，故而有书评之作。

陈、童二人的史观皆偏于“疑古史学”。陈梦家认为尧、舜、禹、黄帝的传说出自“战国的史学家所构成的上古史系统”，故应移于第六章《战国》。童书业更是“疑古”阵营的大将，其与顾颉刚合写的《夏史三论》，把夏代“少康中兴”的传说推定在东汉光武中兴之后。而《中国史纲》把“少康中兴”当作“比较可信的事实” ，两者的观念绝不相类。

尽管如此，两人对于《中国史纲》仍不吝给予整体的好评。陈氏指出，张著“既详细利用所有的材料，并且遵守若干预立的原则，有条不紊地把融化了的史实用清楚明白而动人的文字写出来，使读者在优美的行文中浏览古代社会的大略” 。童书业也认为：“是书之内容，虽疏误极多，然综论大势，往往有出人之见解。且所述之古史轮廓，颇见正确，立论既不偏于疑古，亦不固执而信古；既有丰富之史学知识，又具通贯之史学眼光；深入浅出，人人能解，在当代通史作品中，允称佳著。”

陈寅恪认为“丛编劳格定能传” ，赞赏张著采用宋贤长编考异之法修史。金毓黻在日记中指出：“觉其叙述之朴实深刻，殊非并世诸作所能及。”并以张氏为撰述中国通史学者之次席，居于钱穆之后。顾颉刚在1945年总结近代各种通史著作时指出：“张荫麟先生亦欲以极简洁的笔调，集合数人的力量，写一通俗的通史，不加脚注，不引原文，使有井水处，人人皆熟于史事。” 至于推荐其编书的傅斯年，也是赞叹不已：“张君先自小学编起，成了三分之一部，是非常之好，可为大学之用！……那半部书的好处，在乎能动人，文章好，而题目不多，说的透彻。”

贺昌群颇为欣赏张氏通史的文字能力和叙事方式：“尤其使我心折的，是他的组织力之强，文章技术之妙。他的文字简洁犀利，充满了现代精神……他时时迫着你去随着他想，随着他的思路如剥蕉一般层层地引往论旨的心核里去。他不刁钻古怪地任意自铸新辞，却字字句句有新意义。” 张其昀也有同感：“世人多惊羡其文笔之粹美，以为胜过一般文学创作，不知其字字珠玑，皆为潜心涵泳、几经锤炼而后成。” 王焕镳所作张氏传略亦言及：“虽皆旧闻，独运以深湛之思、清新之笔，不以例证厕之，其体号严洁。自任公没，二十年来，无此作也。”

贺麟则强调《中国史纲》的思想性，该书“不仅是他对于民族历史文化的整理与发扬，这里面实寄寓着他对于现在和将来的贫苦大众的无限同情” 。谢幼伟最肯定张氏的“选择史料的标准”，正因为有哲学意识，《中国史纲》具备“整全性”“融贯性”和“深入性”的特点，“不能不承认此书之可为通史之楷模”。

张氏殁后，《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曾以编辑部同人名义发表《张荫麟君事略》，内容颇多新意，疑为同为粤籍的梁方仲起草。其中论及《中国史纲》颇有所悟：“勒之长编，运以冥搜神会之功，驭以镕裁严谨之法，融会众说，整齐异闻，不以一家一隅之史观自囿，使史之本来面目真实层序灿然复睹。”

可见《中国史纲》成于张荫麟之苦心孤诣，并得到众多名家的品题，才会形成无可争辩的学术地位，决非今日某些论者所谓仅仅往日高中教科书而已。只可惜张氏天不假年，未能成就完璧之作，近世史原稿又下落不明，实为无可奈何的历史遗憾！

此次编集，旨在全面展现张氏通史的实绩、学说与理想，故将《中国史纲》《儿童中国史》和《通史原理》一并收入，并附以撰述计划和讨论文字，以便读者研判。

李欣荣
谨识于广州康乐园向阳书房
2017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