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其同时代官员的分类

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仅有少数高官通晓五经，并被时人确认为儒生。人们不禁要问，司马迁与班固对于当时官场的分类是否合理。难道那些权贵家族的子孙后代还有身处高位的官员们都没有受过教育？他们有没有可能接受过儒学五经的熏陶？“儒生”这个称谓可否用来指称他们中的某些人？笔者将从两个方面回答这些疑问。

首先，将人群按标准分类是有意义的行为。不论“儒生”这个标签在汉代的使用有多么宽泛，司马迁与班固只将少数官员称为儒生。不论这样的分类是否代表了共识，公开的命名总能反映他们个人对儒生集团的定义。因此，我们应当尊重司马迁明确的分类（班固也遵循了这种分类标准），并考察他的官场分类体系。由此，我们不仅可以加深对史料的认识，还能够探索司马迁通过将人物传记排列组合并分门别类传达出的信息。

其次，仔细考察现有文献资料，我们可以详尽地审视有记载的汉代高官及其子孙后代的教育情况。司马迁提到以五经为专长的儒生担任皇室子弟的老师或太子太傅、少傅。例如，《史记》记载，高祖外甥刘郢与申公同师，后刘郢为楚王后，便邀请治《诗经》的申公做自己儿子刘戊的老师。 ^[18] 申公的门徒王臧在景帝朝任太子少傅，这就意味着后来的汉武帝刘彻曾做过他的学生。 景帝统治期间，韩婴为常山王太傅，辕固为清河王太傅。

尽管《史记》中并未提及，但《汉书》记载武帝命太子刘据修习了《公羊春秋》，后太子又师从瑕丘江公学习《穀粱春秋》。 《汉书》中还载有武帝之子昭帝的一篇诏书，其中称“朕……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 ^[19] 。

《汉书》还记载，景帝时的蜀郡守文翁曾将小吏十余人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据说，文翁又在成都设立学官，让出类拔萃的学官弟子补任郡县吏。根据班固的记载，文翁外出巡查时，会挑选通晓经书品行端正的学官弟子（“明经饬行者”）随行，所以学官中极有可能也教授五经。班固又言，武帝按照文翁创立的模式，命天下郡国皆立学官。 ^[20]

以上的材料是现有资料中有关西汉建立到武帝统治末期统治阶层的教育状况的全部记载。其中一些故事经常被学者征引，用来支持武帝治下儒学取得了胜利这样的观点。但是把这些材料放在其历史和文献的上下文中来理解，我们将看到更为复杂的场景。毫无疑问，五经是某些学校和某些人任教时课程内容的一部分，然而汉朝统治集团却并非确定无疑地普遍接受了五经教育。

被皇室延请为师的四个儒生的例子都见于《史记·儒林列传》，在这一章中，儒生被描述成最有资格充任朝廷官员的人选。此章追溯了儒生官员的仕宦之路，并将他们担任过的重要职务一一列出。儒生在宫廷或诸王国中成为皇子或王子老师的事例集中被列举。这种叙述对读者有一种导向，让读者觉得聘请儒生作为皇室或诸侯王子的老师不是特例，而已成为常规做法。然而，上述这四个例子实际上都是个案，并没有代表性。据我们所知，除王臧外，汉初担任过太子少傅的还有3人，而担任过太子太傅的至少有11人。 在这些人中，王臧与叔孙通治五经，被称为儒生，而剩下的人都没有被同时代的人视为儒生。卫绾因为他的“戏车”之技以郎官入仕。卜式本为富贾。石奋“无文学”。 石庆为石奋之子，而石德为石庆之子。 司马迁《史记》载，窦太后认为石家“不言而躬行”（大概是说他们“不宣扬繁琐的学说”），斥责儒者“文多质少”。

在西汉四朝（高祖、文帝、景帝、武帝）12位太子傅当中，有8位都来自辅佐刘邦建汉的开国功臣之家。 因此，的确有少数儒生在汉武帝时被任用为太傅、少傅，但这并不意味着，精英阶层都受过五经教育：尽管有少数儒生占据高位的事例，这些例子并不表明所有的汉朝官员都是儒生。

武帝之子刘据与刘弗陵（后来的汉昭帝）研习五经的例子经常被征引，以证明汉朝精英阶层普遍研习儒学经典。说汉昭帝对这些儒学著作有一定的了解还算合理，因为他自己在前引诏书中也言及此事。但汉昭帝在发布这道诏书的时候仅仅13岁，甚至有可能更小。 在这样一份号召高官举贤良的诏书中，他提到自己对这些儒学经典的了解更是作为一种修辞手段。不过刚刚说到自己通《保傅传》等经书后，他就马上语气一转，称对这些书“未云有明”。这自然引出了后面的谕令，命高官举荐“贤良”与“文学高第”。

说到刘据修习《公羊春秋》与《穀粱春秋》则有可疑之处。司马迁是刘据同时代的人，他在《史记·儒林列传》中提到瑕丘人江生教授《穀粱春秋》，却并未提及当时还是太子的刘据学习《公羊》，更没有提到瑕丘江生是其学习《穀粱》的授业老师。刘据修习《春秋》见于《汉书》，此书完成时距刘据的时代已相隔百余年。 而且，在刘据活跃的年代（即武帝统治期），《公羊春秋》比《穀粱春秋》影响力更大。不论是司马迁还是班固记录的教授《公羊》的儒生人数都多于教授《穀粱》的儒生。瑕丘江生是当时最有名的传习《穀粱春秋》的学者，但在朝堂辩论中却被公羊学派的董仲舒击败。有趣的是，《汉书》中并未具体指出刘据《公羊》的授业老师是谁，而只是确认瑕丘江生为其教授《穀粱》。 有可能是穀粱学派的追随者们在西汉末年力图美化其历史。一旦他们确立了对竞争对手的优势，便编造出太子修习《穀粱》的故事。

关于文翁的故事，俞启定有力地证明了，武帝诏命天下郡国依照文翁范式皆立官学极有可能只是一纸空文。中央政府连扶植一个太学都捉襟见肘，更不用说在地方上建立官学了。甚至在东汉初年，地方官学的发展依然不均衡。此外，文翁的故事直到百余年后班固撰《汉书》才被记载下来，而文翁的同时代人司马迁从未提到此人。现有的文献资料中也找不到武帝时立地方官学的诏令。

因此，综合考察史料，我们不能得出汉代官员接受过五经的培训的结论。相反，武帝统治期内的高级官员普遍缺乏五经方面的学识。例如，司马迁曾指出，御史大夫张汤由于不熟悉五经，在徐偃引《春秋》为自己辩护时，张汤无法将其驳倒。前文曾提到过，围绕张汤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彼此之间互相提携。然而，当张汤判处重大复杂案件，试图援用载于五经中的古语作为判例以证明判决公正合理时，却不得不到他的小圈子以外寻找研习过《尚书》《春秋》的博士弟子兒宽充任自己的属吏。 《史记》还记载，公孙弘在众多要员中脱颖而出便得益于其“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 。

甚至一直到西汉末年，在五经方面的学识依然未能成为仕途成功的必要资质，也没有被当作精英教育的主要内容。不仅是司马迁和班固，而且两汉时期的其他同时代人一般都明确将专长为五经的官员与其同僚区分开来。汉元帝时代的少府欧阳地余称自己为九卿儒者，并告诫自己的后代在行为上要有别于其他官员。 汉哀帝时，当尚书弹劾给事中博士申咸与炔钦时，曾称这二人为“儒官”（“幸得以儒官选擢备腹心”）。

最后，汉武帝之后至西汉末年，都有对五经知之甚少的官员成功擢升高位。丙吉、黄霸、于定国等人的专长都是律法。丙吉与于定国始为狱吏，黄霸则通过捐官入仕为侍郎谒者。他们主要凭借政绩或人脉在元帝朝先后取得相位。班固特别提到，他们直到在官场有所建树后才开始修习五经。 比如，谈到丙吉的时候，说“吉本起狱法小吏，后学《诗》、《礼》，皆通大义” ；于定国被迁升为廷尉之后“迎师学春秋，身执经，北面备弟子礼” ；黄霸“少学律令，喜为吏” 。篡汉的王莽虽然以严格依照儒家经典推行疯狂的改革闻名，但与汉武帝一样，他也因为商贾善于理财就任用商人推行其经济改革。 ^[21]

事实上，权贵家族后代把控官场以及专长为五经的儒生屡屡受挫一直都是当时严重的政治问题，一些武帝朝重要的儒生官员也屡屡提及。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奏疏中指出：“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他因此请求皇帝将贤良举荐制度常规化，并兴办太学。

十年后，公元前124年，公孙弘再次提醒皇帝注意此类问题。在奏疏中，他对当时官场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官吏们见识浅陋，无法向人民透彻讲解朝廷律令；而懂经学、通仪礼的人却没有机会晋升。 有鉴于此，公孙弘请求皇帝招纳太学博士弟子，任用其中通晓一种经学以上者或补文学掌故，或为郎中。

当儒生官员公孙弘力图解决此类问题时，他已在武帝朝身居高位6年了。然而，从公孙弘的奏章来看，儒生普遍仍难以进入官僚集团，更不用提进入权力中心了。董仲舒与公孙弘对武帝时代的官场看法相似，他们所描述的官场面貌与前述数据资料完全吻合。如前所述，我们知道在武帝朝77位执掌大权的高官中，有39位为高官后代，其家族成员累世占据官僚集团显赫位置；有6人来自地方富贾之家；有13位是从官僚集团底层一步步爬上了权力之巅；只有6位高官通晓五经，被时人称为儒生。除孔臧外，这些儒生官员没有一人来自权贵之家。这种趋势在宣帝朝依然在延续。尽管官场上层的儒生官员数量大幅增长，但他们中大部分（约93%）的家族没有任何可以追溯的在汉朝为官的历史（见第四章）。这说明，被时人称为儒的官员和来自权贵之家的官员分属两类完全不同的官僚集团，他们之间也很少有交集。

根据以上考察的结果，我们不难看出，如果我们不拘泥于一二个案，而是细究司马迁及其同时代人如何记述当时的官员，我们就不会得出汉朝吏以上官员皆为儒生（即通晓五经的学者）这样的结论。 ^[22] xWpGf10fuaUgy66ZiRmm+kXobaVd7phDd7DaQNZS+nsT0cCI2SNFLQOYwNhuHC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