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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朝77位身份可以确定的高官的仕宦模式表明，构建官场等级制的主要标准是世袭高位、军功、理财专长与行政能力。儒学呢？这77位高官中有多少人被时人视为儒生、黄老之徒或法家？通晓儒学五经对于官员仕途成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将大部分以小吏起家的官员都收入了《酷吏列传》。
因为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主要职责都是追捕盗匪和其他罪犯，我们能据此把他们当作法家——与儒家学说极端对立的思想派别——的代表吗？
一些学者曾根据官员的性情与行为推想他们的学术方向，给他们贴上一个列在《史记》或《汉书》中的思想派别——儒家、黄老或法家的标签。例如，一些学者将几乎所有活跃于西汉朝的官员，甚至军事将领都分成两派，或属黄老阵营，或属儒家阵营。他们称，如果某人有诸如反对在北方用兵之类的言行，那此人便应属黄老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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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此探讨汉史并不合理。已有学者质疑将此类思想派别的标签套用于早期中国是否正确。诸如“道家”与“法家”之类的术语由司马谈创造，又经刘向（公元前79—前8年）修订。苏德楷（Kidder Smith）令人信服地指出，司马谈发明“名家”“法家”等概念并非因为他试图客观描述西汉之前的思想史，而是因为他意图向皇帝展示自己的政治思想。 [13] 和这种观点相呼应，齐思敏（Mark Csikszentmihalyi）与戴梅可认为，司马谈《六家之要旨》中“家”的概念并不指思想学派，而是指某些领域的专业学识。 [14]
此外，政界并非只是学界的延伸，也不能将宫廷内的政治斗争不加批判地解读为不同思想派别之间的竞争。《酷吏列传》中没有一个官员被他们的同时代人视为法家信徒。而已知的曾研习法家的官员，诸如韩安国与张欧，《史记》中都独列有传记。司马迁在撰写《酷吏列传》时，并无撰写《法家吏列传》之意。同样，窦婴与田蚡都以提倡儒术闻名，但无人把他们说成儒学经典方面的专家，他们的同时代人也并不称其为“儒”。
这些例子意味着在《史记》与《汉书》中，某人是否属于某个学派并不依据其个性，而是建立在其接受的教育和学识基础上。事实上，司马迁认为一个人的性情和行为不一定会反映其学术方向，更不要说对某个学派的熟悉了。例如，张欧据说曾治刑名家，但司马迁赞之曰：“自欧为吏，未尝言案人，专以诚长者处官。”在司马迁的记述中，张欧的举止大异于《酷吏列传》中那些擅长滥用刑法的官员。
同样，公孙弘被描述成一个阴险狡猾而报复心重的人。其卑劣的性格并没有影响其跻身儒林，其儒生的身份只是由其在《春秋》方面的学识而确定的。
如果不能按照传统观念给《酷吏列传》中记载的官员贴上所谓“法家”标签，那么让我们把注意力先放到儒生身上。我们的发现可谓令人震惊：在帝制中国初期政治史上最耳熟能详的主角——儒生官员事实上不过是官僚体制中微不足道的少数派。在前述77位高官中，仅有4人被司马迁确定为儒生：公孙弘、赵绾、王臧及兒宽。这4个人都是精通五经中的一种或几种经典。我们还可以再补充2人。朱买臣据说研习过《春秋》，被班固评价为“缙绅之儒”（字面意思是一个宽大的衣带上插着用于记事的笏板的儒生）。
《汉书·艺文志》将孔臧的文学著作归入儒家。尽管司马迁没有明确将孔臧认定为儒生，但他们的同时代人大概还是视之为儒的。
结果，在汉武帝54年统治期间，77位身居要职的高官中只有6人（7.8%）被司马迁和班固称为儒生。（见图1.4）显然，儒生只是权力的金字塔上层几个落落寡合之人。这一发现促使我们不得不问一声，武帝所谓奖掖儒学是否有事实的基础。
儒生并非唯一的少数派。在这77位高官中，仅有两人——汲黯与郑当时被称为黄老学说的信徒，还有两人——韩安国与张欧被当作法家的信徒。
我们细查司马迁与班固撰写的史书，结果却发现，在当时只有寥寥几个高官对各种学派有所研习。
传统史学记述给秦政贴上“法家”标签，给汉初政治贴上“黄老学说”的标签，给武帝及其后的政治贴上“儒学”标签，这是将不同学派之间的论争直接投射到了政治领域。根据传统的史学记述，丞相卫绾在公元前141年请求汉武帝罢黜法家，标志着弘扬儒学的开始 [15] ；董仲舒在奏疏中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预示着儒学成为国家正统思想。 [16]
然而，就在这些事件后不久，先是韩安国，紧接着又是张欧，相继出任御史大夫之职——而这两人都是公认推崇法家思想的。
卫绾与董仲舒的奏疏也并未影响郑当时与汲黯升迁到重要职位——而这两人都是黄老学说的信徒。郑当时虽然曾被短暂地贬为詹事，但公元前137年至公元前120年位列九卿，官秩两千石。汲黯在公元前135年被提拔为九卿之一，在随后的二十年间，他出任多个职务，官秩至少都在两千石。两道著名的奏疏似乎并没有对帝国的行政格局造成巨大的改变。它们表达的可能只是个人观点而非系统实施的帝国政策。
图1.4 武帝时期儒与非儒官员
如果仅仅从黄老信徒、儒生与法家学派之间争斗这个角度审视武帝时代的政界，不免会扭曲真实的历史面貌。笃信黄老学说的窦太后的确直接导致了武帝任命的两名儒生官员的贬官。然而在武帝半个多世纪的统治期内，这是唯一有案可查、可以确认的黄老信徒与儒生之间的冲突。
学者们试图发现更多的冲突，他们称，黄老信徒汲黯与儒生公孙弘之间的摩擦是由他们两人不同的学术方向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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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汲黯一直都是公开斥责任何自己厌恶的人，甚至连武帝本人也害怕他的批评。公孙弘不仅与汲黯之间存在冲突，而且也与许多高官不和，其中就包括一些儒生。上述6名儒生从未结成一个统一的利益集团，两位黄老学说的信徒也是如此。
汲黯与公孙弘之间不睦的根源在于前者一直介意两人之间悬殊的出身。汲黯为名门之后，几十年来一直享受着特权地位；而公孙弘始为郡县小吏。汲黯对朝中新贵官位竟凌驾于自己之上大感羞辱。司马迁《史记》中载，汲黯曾讽刺皇帝说：“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
况且，即便是黄老信徒、儒生与信奉法家者在某些重要决策上存在尖锐的分歧，这些分歧也从未导致严重的政争。把这些人加在一起也不过10人而已，这仅仅是活跃在武帝朝堂之上的高官中的很小一部分人。少数几个官员之间的争斗不会动摇由百余位重臣组成的政坛。的确，影响汉代政治的动力并不源自不同思想学派之间的紧张冲突，而是来自其他完全不同的因素。这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司马迁对当时官员的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