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级制度的原则

笔者已经分析了武帝朝77名高官的一些基本特征：45人（约58%）或属于皇族或外戚，或来自累世出达官显宦的家族，或来自地方权贵豪门；13人（17%）出身寒微，以除任官僚系统基层的小吏开始仕途。（见表1.1、图1.2和图1.3）这些官员显示了截然不同的仕宦模式。通过对这些模式的评估，我们将考察在当时的政坛，何种能力可受到重用并能成为晋升的资本。对高层官员的全面统计分析能够从实例的角度修正我们对汉朝官员任用体制及其对精英文化的认识。

朝中重臣家族的后代是汉武帝一朝官僚集团中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的仕宦之路也独具特色。最幸运者直接承袭父辈的爵位，由此成为高级官员的后备人选。稍逊一筹者通常先在宫中充任郎官或为太子舍人，这些低级别的官位虽无多少权力，却为他们提供了与当朝大臣交往的良机，其中一部分人甚至与皇帝或太子建立起比较密切的关系。

高官们有权委任自己的儿子（有时是兄弟或侄子）为郎官，由此得以将他们的家族成员变为担任行政职务的后备人选。这种定制就是为人熟知的“荫任”。史学界的传统观点认为，汉武帝将贤良举荐制度变为了入仕的主要途径。然而与这种说法矛盾的是，正是在武帝统治期内，通过“荫任”进入官僚集团的官员人数显著增长。正如高敏所言，当时有爵位和封邑的官员人数减少了，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子孙后代无法再通过袭爵享受政治声誉与社会威望。因此，他们便开始充分利用“荫任”，将其变为权贵家族后代向官场渗透的最重要的渠道。

而且，资料显示，这些家世背景显赫的郎官的仕途前景光明。在有记载的郎官中，出生高官家族的子弟都未担任过县一级的官职，更不要说在底层任小吏了。他们在入仕之初往往就跻身于官僚集团的中层。司马迁记载，汲黯的家族成员世为卿大夫，至汲黯已历七世。汲黯被委任为荥阳令后，因备感羞耻，辞官回家。武帝听说后，又将其召回拜为中大夫，官秩两千石。 高门显宦家族后代生来就注定享有高位，这种现象不仅为数据资料所证实，司马迁也屡言及之：

（石）庆方为丞相，诸子孙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

（汲黯）卒后，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诸侯相。黯姑姊子司马安亦少与黯为太子洗马。安……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时至二千石者十人。

高官子弟大概无须证明自己的行政能力便可身居要职，而其余的官员要攀上官僚集团的巅峰则既需要凭借他们编织的权贵关系网，也需要凭借自己的功劳业绩。然而，在官僚等级制度中，何种行政能力或学识被列为官阶晋升的考核指标？

首先，在作战中表现卓异与擢升要职密切相关。武帝朝77位大员中有19位参与过军事行动。他们中至少有7人主要凭借自己的战功升任要职。 他们的出身各异：有些来自权贵家族，有些家世背景不明。尽管并无多少军事阅历，那些宠妃的亲属直接就升为将军。司马迁指出，相当多的文官官职被军中老兵占据：“军吏卒为官，赏赐甚多。” 《汉书》载，公元前110年，将军李广利的下属中，“军官吏为九卿者三人，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余人，千石以下千余人。奋行者官过其望，以適过行者皆黜其劳” 。事实上，考古出土文献也证实传世文献的记载，在军中服役是通向仕途的重要手段。

其次，成功出使外邦有助于树立声望获得重要职位。前往敌视汉庭的匈奴以及其他西域国家，路途艰难而危险。完成外交使命并能设法平安归来既需要良好的谈判技巧又需要极大的勇气。出身并不显赫的郎官张骞与江充主动选择担负外交使命，他们非凡的经历使他们获得了重要的职位。

再次，武帝重视理财方面的学识。东郭咸阳、孔仅与桑弘羊都来自富贾之家。他们的理财专长对他们晋升高位助力尤多。著名的盐铁专卖政策促进了政府收入大幅增长，而该政策就出自这些人之手。为了解决连年用兵与自然灾害带来的巨额财政亏空，汉武帝发行了白鹿皮币与银锡合金币“白金三品”。随着货币供应量的激增，新币导致通货膨胀，有效地将富人的财富转移到了政府手中。 ^[10] 而且，商贸被当作政府稳定财源之一，商人与手工业者被课以重税。桑弘羊又专设官员，在全国调配物资以平准，以此防止富商大贾牟取暴利。 在商人受到普遍鄙视，牟利被视为不道德的年代，任用理财专家并将商贸纳入政府财政策略在西汉具有重要意义。 ^[11] 司马迁评论道：“兴利之臣自此始也。”

最后，行政能力，包括治狱、抑地方豪强与平盗匪、征税等，是官员升迁到官僚集团顶层的重要资历。在32位出身寒微或背景不详的官员中，12人主要凭借其政绩升为高官。 这些人一开始都是在县中为吏（司马迁称之为“刀笔吏”），因为他们在法规方面的专长而脱颖而出。 fLY1rEVAqDsTHYoIc8QB3DPH+jDmGQxwam9ScnYjpzkJOBylEkamSu0YxVqDxF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