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赫高官们的家世背景

武帝统治期间，共有12位丞相。其中3人属于外戚或刘姓皇族，6人属于高官后代。 而在这6人中，有4人为汉朝开国功臣的后代。12位丞相中，只有3位——李蔡、田千秋与著名的儒生公孙弘——不属于累世公卿的世家。李蔡出身将领世家：他的一位先祖曾在秦朝出任将军，而他的一位同族表兄就是汉朝著名的将领李广。田千秋曾为高庙寢郎，其家庭背景并不清楚。与那些几十年来其家族一直靠近权力金字塔尖的丞相们相比，李蔡和田千秋的出身可谓卑微。然而和公孙弘相比，他们的出身又可算高高在上了。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公孙弘曾为薛狱吏，有罪被免，青年时家中贫困只能养猪为生。

注：1．官员名字后面圆括号里面的数字，如，（122），指此人成为三公、九卿或大都邑地方高官的年份（皆为公元前，仅保留数字）。

2．方括号里面的名字，如，[李广（134）]，指记入其他范畴的官员。

大体说来，在汉代，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决定了他的前途，高级官员尤其如此。我们对丞相刘屈氂如何爬上帝国官僚层级系统的巅峰知之甚少。历史记录仅仅告诉我们，他是武帝同父异母的哥哥刘胜之子。丞相田千秋的荣显之路让他的同僚们觉得匪夷所思。近70岁的汉武帝因为看到这位高庙寝郎一句话的奏章欣慰感悟，于是将其从一个微末小官提升为大鸿胪，位列九卿，几个月后他又被任命为丞相。根据班固的记载，匈奴头领单于闻讯后，轻诋汉庭不用贤才。

在这12位丞相中，有7人在武帝即位前便早已担任要职，并在朝廷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公元前2世纪60年代初，在文帝治下，许昌、薛泽、庄青翟就已经承袭了祖父的爵位。窦婴、田蚡、李蔡，还有石庆在景帝朝官秩已经升为两千石。因其父功勋卓著，赵周在公元前148年封侯。公孙贺之父曾因军功被封为平曲侯，他本人在武帝尚为太子时任太子舍人。公元前135年公孙贺被擢升为九卿之一的太仆。

前朝功勋卓著的官员（尤其是开国功臣）的后代并不需要有出色的表现，如果他们继承了爵位，就意味着会顺理成章地成为丞相的候选人。武帝依然延续了这种做法。正如司马迁所言：“及今上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彊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

公孙弘的仕途之路与其他那些享受特权官位数十载的丞相们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身为武帝朝唯一的儒生丞相，他直到公元前140年才涉足政治舞台。当时他年已六旬，之前只担任过博士——这个职位不承担任何行政职责，而且很快他就从博士任上被黜落了。多亏他的长寿，11年之后（公元前130年），70岁的公孙弘重新被任命为博士。两年之内，他就被提拔为左内史，官秩两千石。公元前126年，他担任御史大夫。他从公元前124年起担任丞相，直至公元前121年死于任上。从低微的博士到出任丞相位极人臣，他仅仅用了7年时间。公孙弘的平步青云与其他丞相的仕宦模式截然不同。而且54年间武帝任命的所有12位丞相中，只有公孙弘被同时代的人认作儒生。他的儒生资格是由他在《春秋》方面的学术专长确定的。在12位武帝朝丞相中，只有公孙弘是通过贤良举荐进入中央朝廷的。

公孙弘的特殊经历是否表明一种新的晋升模式已经确立，而武帝对儒生的提拔和对儒学的揄扬促成了一种革命性的变革？答案很复杂。公孙弘是武帝第5位丞相，被任命于他当政的第17个年头。在随后的35年间，前后相继有7位丞相，而他们没有一个被认定为儒生，也没有一个是通过贤良举荐制度入仕的。除了田千秋之外，公孙弘后之其他丞相的社会出身以及晋升相位的模式都与在他之前的那些丞相类似：都曾经担任显要官职几十年，都来自几代人享受特权地位的官宦世家。如果公孙弘只是一个特例，他的青云直上是由武帝的个人意志而非当时的官场成例造就的，那么为何长期以来他的经历被歌颂为儒生在政坛取得成功的标志？ ^[8] 谁又造成了这样的曲解？

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让我们首先考察一下御史大夫、太尉、九卿和京城高官们的家庭出身、学术倾向以及仕宦模式。

根据《史记》与《汉书》的记载，武帝统治期内共有130人曾任这些职位。结合现有文献资料，在这130人中我们可以较为详细的了解65人的身份和仕途（见表1.1）。尽管最理想的情况是能够将高层官员的每一个人都逐一剖析，但仔细考察保存下来的资料能让我们对《史记》与《汉书》中所描绘的汉武帝的官场高层做尽可能忠实的再现。史料缺乏和认知的局限让再现历史成为一种认识论上的不可能，但是我们能够也应该努力再现史料中所呈现的历史。

通过考察家庭出身以及仕宦模式，我们可以清晰地将这些官员们分成三个群体：朝中重臣家族之后，地方名门望族之后，以及出身卑微或身份背景不明的官员。65位显赫高官中，5人来自皇族或外戚，25人是曾侍奉先帝的高官之后。 这25人中有15人是辅佐刘邦建立汉朝的开国功臣的直系血亲。 在武帝时代的朝中大员中，亲属关系织成了一张复杂的网。例如，在时任丞相的石德之父死于任上后，石德本人旋即得到晋升，位列九卿；公孙敬声在其父任丞相期间被委任为九卿之一。 司马安与汲黯是表亲，终其一生，两人的官秩都在两千石或以上。张广国于公元前113年被委任为太常，而其子张昌于公元前104年执掌了同一职位。李敢公元前118年任郎中令，而其父李广出任官秩在两千石或以上的各种要职凡40年。而李广的表弟李蔡从公元前121年至前118年一直担任丞相。简言之，武帝54年的统治期间，在65位除丞相以外的朝中大员中，有30位，近46%，来自朝中重臣家族。有权有势的官员家族本身在不断复制自己，制造高官。

我们虽然不能追溯地方上的名门望族在京城任职的历史，但他们也在汉武帝一朝成功地将其子孙安插进了官僚集团上层。65位高官中有5人便带有这样的家族背景。郑当时与李广均来自地方军事世家，而卜式、孔仅与桑弘羊来自商贾之家。依靠自己的军功李广一步步晋升到权力等级的高层。卜式靠对政府慷慨的捐助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份官职。桑弘羊以郎吏之职入仕，而郑当时最初的官职是太子舍人。 成为郎吏或太子舍人往往依靠家族特权或靠对政府的捐助。司马迁愤怒地抨击武帝一朝任用商贾与卖官鬻爵之风。他提到，孔仅与东郭咸阳“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 。他还称“入财者得补郎，郎选衰矣” 。之前并无担任公职记录的富贾之家通过安插族中年轻子弟担任太子舍人或出钱为他们买到下层官位，逐渐渗透入官场精英阶层。

65位朝廷重臣中，有13人入仕之初仅为官僚底层小吏，而最终爬上了权力巅峰。他们中并无一人来自权贵之家。 ^[9] 相反，司马迁与班固都着意强调，他们中有些人出身非常卑微。 例如，张汤之父为长安丞，据说曾因为在张汤看守家舍时老鼠偷了一片肉而对他大加鞭笞。 杜周初次任廷尉史时，只有一匹马，马腿还是瘸的。 这13人中有3人是因为特殊际遇成为官场的暴发户，武帝直接把他们从蕞尔小吏擢升为官秩两千石或以上的大员。朱买臣在长安城中忍饥挨饿时，只因为武帝说《春秋》言《楚辞》，博得帝心大悦，骤然就提升为中大夫，由此开始飞黄腾达。 新安令史李寿与圉守卫魏不害两人都是机缘巧合，各自在暴乱中立功而封侯，之后不久又位列九卿。

与这3个人的骤然拔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余10人均是从官僚集团的底层一步步攀上了仕途的巅峰。这些人或善于治狱，或能抑豪强平盗匪，或长于征税，依靠自己的行政能力得到提拔。他们另一个共有的特征是都和当时的权贵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让他们可以运用复杂的人脉，推进自己的仕宦之路。例如，在还是长安城里一名小吏时，张汤结交了武帝母亲王皇后同母异父的弟弟田胜，田胜将张汤引荐给了许多达官显贵。宁成为内史时，张汤做其下属。在宁成的推荐下，张汤当上了茂陵尉。王温舒、尹齐、杜周，还有兒宽都曾先后做过张汤的下属，由于他的推荐，这些人得以从下级官吏逐渐升至三公或九卿的高位。

除了出身小吏的官员，还有16位家庭身份没有明确记载的高官，他们中似乎没有人有出身贫寒。这些人没有一个像那些家境贫寒的同僚那样曾经混迹于官场底层。相反，他们中有几个初入仕途便担任郎官或封国的中大夫。 此外，史书中初次提到他们的行政职务即为县令，或为军中校尉或为一郡都尉。因此，他们的仕宦模式与那些出身地方名门望族的官员，如李广、郑当时等人类似。 XsIgKs3BmRKnuZz0RhjvL6y/x9aRtBL4PMgjnKkasL7gkUafpCt3OZVdX6IhSYJ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