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列传》中的学官

司马迁在《儒林列传》的开篇说：“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 文中的“学官”是何含义？学官与儒生又是什么关系？本节将分析“学官”这一概念的历史嬗变，以及该词在《史记》中的特定含义。

在《史记》之前的文献中，从未出现“学官”一词。 在《史记》之后的汉代文献中，这个词在《盐铁论》中曾出现过一次，在《汉书》中出现过大约二十七次。“官”字的本义是“政府机构”，所以无论是在《盐铁论》中还是在《汉书》的绝大多数语境中，“学官”或是指“主管学务的政府机构”，或是指“官办学校的房舍”（转喻指官办学校）。 例如，《盐铁论》言：“宣帝建学官，亲近忠良。” 在《汉书》中，这个词由“官办学校”的本义又引申出“官方认可的学问”和“官学教师”的含义。如《汉书·艺文志》载：“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 又如《汉书·王莽传》载：“宜班郡国，令学官以教授。”

“学官”一词在《史记》中出现三次，均在《儒林列传》中。《史记》中的“学官”既非“官方学务机构”之意，也不能将其理解为“官方认可的学问”或是“官学中的教师”。

在探究司马迁“广厉学官之路”这句话的含义之前，先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同一篇其他两处“学官”的含义。司马迁告诉我们，武帝奖掖儒学，得益于在《易经》方面的学识，公孙弘由一介平民被提拔到了官阶的最高品级。接着司马迁说：“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不论是《汉语大词典》还是《大汉和辞典》都在“学官”词条下引用了这句话，并将其解释为官学教师。 但如果我们仔细检查一下上下文，就会发现这样的解读并不正确。《汉书》明载公孙弘上那道奏疏的时间是元朔五年，即公元前124年。 公孙弘当时担任御史大夫或丞相一职。 因此，司马迁此处显然并不是说公孙弘是一位负责教书的官学教师。这里的“官”应该按照其引申含义解读为“官员”，“学官”在此语境下理解为“有学问的官员”才能让语义通畅。 ^[2]

《史记》中另一处出现“学官”的原文为：“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 ^[3] 对大约同一时期的历史文献做一番调查，合成词“学官弟子”在《汉书》中出现过三次。排除掉班固直接照搬《史记·儒林列传》的段落，其他两处“学官弟子”均见于《汉书·循吏传》。文翁于成都市中修建学官，招临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数年后，县邑吏民“争欲为学官弟子” 。上下文表明，学官弟子指的是在官学就读的学生。

或许是受了《汉书》的影响，杨树达将《史记》中的“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这句话里的“学官弟子”也解释为官学的学生。 而华兹生则将此处的“学官弟子”解读为“成为了学者官员的（申公）门生”（disciples who became scholar officials）。 ^[4] 笔者更认同后一种解读，理由如下。

首先，杨树达的解读与这句话的上文相抵牾。司马迁在一开始先提到了申公弟子中拜为博士者有十几人，然后又列举了这些人后来升迁到的最高官位。在概括性地评价了这些官员的功绩后，司马迁再介绍“学官弟子……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这段话中并无一处提到官办学校，如果此处突然言及官学的学生未免显得突兀。大概是杨树达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又进一步解释说，此处的“学官弟子”——也就是他所理解的“官学的学生”——指的并不是申公的学生，而是申公那些曾在官学担任过博士的诸位门生的弟子。这种推测并没有强有力的文本证据支撑。细读上下文，司马迁在此处说的根本不是申公的再传弟子。申公的门生孔安国曾在太学做过兒宽的老师，而后者曾任御史大夫之职，这一点司马迁有清楚的记载。如果司马迁在这里指的是申公的再传弟子，他必然会在此处提及兒宽。

其次，《史记》中的这一段记述涉及获得官位的申公门生。司马迁先列举了其中那些成功升迁到重要行政职位的官员，如临淮太守或胶西内史之类，再列出申公门生中担任大夫、郎中之类没有直接行政权力的门生。司马迁用了一句话概括那些重要官员的业绩，然后写道：“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他的意思很清楚：尽管对申公的门生并不非常了解，但他知道大概有上百人活跃于官场中。

最后，根据在此节开篇的分析，我们知道当司马迁将公孙弘称为“学官”时，意指其为有学问的官员。我们可以做一推断，在同一章节中，当他称专治《诗经》（下文简称《诗》）的官员为“学官”，也是指此人为有学问的官员。

让我们回到前引《儒林列传》开篇那句话。为了更清楚地理解此处的“学官”含义，我们必须先探究一下何为“功令”。司马贞（活跃于公元8世纪）将“功令”释为考核学者功课的法规（“案谓学者课功，著之于令”）。 诸桥辙次赞同司马贞之说，将“功令”定义为有关学术事务的规定，将“功”解释为学术业绩。 华兹生也承袭前说，将“功令”译为“教育机构的法规”（rules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5]

然而，在本章其他地方也出现过“功令”一词，如果我们袭用上述说法，会发现解释不通。在一篇奏疏中，公孙弘指出凭借经学和仪礼上的学识选拔出来的官员缺少晋升的机会。他建议，任用能通晓一种经学的小吏为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或太守卒史。他请求将此建议记入“功令”。 在此语境中，“功令”并不涉及对学者学术业绩的考核，而是涉及官员考核与任用的规章或谕令。这样的解读也符合颜师古对于该词的理解。他就将“功令”释为后世选拔任用官员的“选举令”。

“功令”一词在居延汉简中也出现过多次，涉及的都是与军官相关的内容。陈槃庵在相关史料研究中认为“功令”一词不一定只和学者相关，该词指的是通常情况下官员考核与晋升的所有法规。

用颜师古和陈槃庵的说法就能很好地解释“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这句话了。司马迁的意思是说，他在阅读考察官员考核晋升的法令时，很感慨于涉及“学官”任用的相关规章。但此处的“学官”指的又是怎样一个特殊群体呢？

根据语境和句法可知，此处的“学官”明显与“官办学校的校舍”“学校”或是“官方认可的学问”都无关。它要么指的是“官学教师”，要么指的是“有学问的官员”。华兹生将其译为“官学学者（教师）” ^[6] ，这种理解有待商榷。在此篇中使用“学官”一词时，司马迁心中是有明确指代对象的。首先，司马迁在《儒林列传》通篇都几乎没有怎么关注官学学者及其在官学中的活动，他注意的焦点都放在研习五经者的仕宦生涯上了。其次，当提及儒生们被任用为太学博士时，他从未表示这是“学官”最理想的职位。相反，在记述景帝一朝众多博士只挂虚职，备员待诏，而无人升任行政职位时，他表现出的是深深的遗憾。 因此，当司马迁面对涉及“广厉学官之路”的谕令废书而叹的时候，他担心的不是官学学者或者官办学校，而是忧虑于有学问的官员如何能晋升到权力中心。

上面的分析告诉我们在《史记》中（或更准确地说，在《儒林列传》中），“学官”指的是有学问的官员。然而这样的用法在先秦两汉文献中并不常见。当司马迁用“学官”一词指代有学问的官员时，他创造了一个新的概念吗？

前文已述，在司马迁使用“学官”之前，该词并不见于任何现存的前代典籍之中。《史记》问世后，这个词逐渐流行起来，在汉代的《盐铁论》和《汉书》中均有出现。该词在后者中出现27次，涉及的篇章都是关于官办学校或相关话题的。

然而，很难断言，“学官”的概念在司马迁之前就根本没有存在过。毕竟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汉以前的文献极其有限。“学官”在《汉书》中出现的一处实例也进一步支持了这样的推测。这则例子来自与司马迁同一时代的吾丘寿王的一道奏疏。不过吾丘寿王在奏疏中提到的“学官”指的是官办学校。 司马迁有可能是第一个用“学官”来指代“有学问的官员”的人。司马迁用“学官”一词创造了一个新的身份，也发明了一个新的官员类别。然而，司马迁赋予了“学官”何种特质？为何他要在《史记》中专辟一章以表达自己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呢？ G4kmUHB8lpQLNUOesCqRNr1FeVv3WUGdF3XKwKv2+feiePc5ik7TayvBeTs2k5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