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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群体不一定会联合起来，为提高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而共同努力奋斗。现代的社会学家一直都对这种现象大惑不解。 [1] 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史记》的读者（或许还有司马迁本人）。儒生在汉武帝一朝的入仕之路远未制度化：与那些生来就注定要进入官僚高层的仕宦之家的后代相比，他们只是一些出身卑微宦海经验不足的新贵。而在阅读儒生的故事时，我们很难感受到儒生们缺乏自信或面对朝廷的主流势力的无能为力。这可能源自他们的双重身份：既是儒者又是官员。和其他政府官员一样，他们接受的道德训诫要求他们应忠于职守。当儒生以牺牲其他儒生为代价谋求自身利益时，他们选择了让自己的官员身份压倒自己的儒者身份。儒生之间不相合作寻求共同的更大利益，自私的功利算计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儒生身份的模糊性可能也妨碍了他们彼此结成联盟。儒生的共同特征是他们都接受过儒学经典的教育，但共同的教育背景并不一定会成为形成一个集团的本质特征：对五经的研习既不能保证他们的政治与学术立场完全一致，也无法约束他们对其他儒生履行任何义务。在《儒林列传》中，司马迁创造了“学官”这一全新的分类方式，将儒生身份与官员身份合二为一。他通过重塑儒生官员的神圣历史以巩固这一新创的身份概念，在文字中为他们构建了一个富有凝聚力的治经群体，并促使他们为了儒者的共同利益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