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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史记》，司马迁记载了16位武帝时代的儒生官员的事迹，这其中包括我们上章所分析的7位高层官员。
尽管他们有着共同的学术背景，但他们之间却仇隙不断。五经方面的学识没有让他们团结起来，反而成为争论交锋时的武器。任中大夫的儒生朱买臣曾连发十问，诘难当时反对在边境地区设置新郡的御史大夫公孙弘。
据《史记》记载，同为中大夫的儒生主父偃是设置新郡的主要倡导者，他左右了随后公孙弘与朱买臣的廷辩。之后公孙弘建议武帝诛杀时为齐相的主父偃。
此后不久，儒生之间再起纷争。公孙弘建议禁止平民拥有弓箭，而光禄大夫吾丘寿王公开攻击这条建议。
尽管朱买臣、主父偃、公孙弘与吾丘寿王均为治《春秋》的儒生，但他们的政治立场却大相径庭。他们不仅没有精诚团结，反而为博取皇帝的赏识而奔竞不息。在司马迁与班固的著作中，这种现象屡见不鲜。
班固在《汉书》中记载，博士徐偃在奉旨巡视期间，矫制诏书让胶东与鲁国之民私自铸铁煮盐。罪行败露后，他被中尉张汤弹劾。他援引《春秋》为自己辩护，称根据《春秋》经义，官员出巡遇有安社稷存万民之事，可从权衡利害而自行裁断。张汤难以驳倒其说，于是武帝令儒生终军审讯徐偃。终军也援引了同一本经书上的话，最后迫使徐偃认罪伏法。
儒生们共享的五经传统允许各种不同的阐释，这使得他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甚至相反的学术与政治立场。这是一个为获得君主恩宠与拔擢竞争激烈的时代，儒生们相同的教育背景使他们从同侪中脱颖而出的需求更为迫切。司马迁记述道，武帝准备举行封禅仪式时，他要求他的儒生顾问们“采儒术以文之”。而儒生们为此争吵不休相互攻讦，皇帝干脆“尽罢诸儒不用”。
司马迁还记述道，尽管公孙弘在《春秋》方面的学识无法同董仲舒相比，但这并未妨碍他爬上了比后者更高的官位。
公孙弘用尽手段排挤董仲舒，董仲舒以“从谀”二字指摘自己这位政治对手。《史记》还记载，董仲舒将《易经》上的学识应用于实际政务。主父偃嫉妒董的卓越才能，于是利用一次偶然事件，对董仲舒《灾异之记》一文借题发难。他先偷走了这篇文章，然后呈给汉武帝。当时恰逢辽东高庙发生了火灾，武帝将这篇文章传示诸儒生，众人都表示此文暗含讽刺意味。甚至连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在不知文章作者是谁的情况下也批评此文荒唐愚蠢（“以为下愚”）。董仲舒因欺君之罪被投入狱中，最后勉强才保住了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