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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结构来看，《史记》中涉及武帝一朝的章节并未把儒生摆在突出的位置。而《史记·孝武本纪》这一单篇章节却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此章直接记述了武帝对儒学的弘扬以及儒生与黄老学说的追随者之间的殊死较量。也正是在本章中，我们发现了一些记述儒学胜利的传统范式依据的范本。
关于武帝统治的前6年，《孝武本纪》仅仅记载了一件戏剧化的事件：拔擢儒生。这出大戏以刚刚即位的汉武帝大胆将两位儒生——赵绾与王臧——晋升到重要职位作为序幕。而戏剧的高潮是黄老学说的信徒窦太后将赵、王二人贬黜：两人都被免职，然后相继在狱中自杀。大幕落下时，整出戏有了一个愉快的结尾：当窦太后咽下最后一口气时，武帝随即开始任用公孙弘这样的儒生。
儒生不仅在《史记·孝武本纪》的开始部分成为政治舞台上最为活跃的主角，在本章走向尾声时也被描述成最重要的角色。
早有学者提出《孝武本纪》乃禇少孙拼凑而成。
司马迁死后，本章初稿已佚。禇少孙将《封禅书》中描写武帝封禅的篇章抽出，填补原稿散失留下的空缺。这种观点听上去不无道理，原因如下。首先，若将《孝武本纪》与《封禅书》做一番对比，相关的章节无疑是雷同的。其次，最负盛名的注解《史记》的学者裴骃（活跃于公元438年）认为，今天“本纪”中涉及汉武帝的传世版本名为《孝武本纪》，而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提到他撰写的是“今上本纪”。
《史记》在武帝去世前便已完成。司马迁不可能称武帝为“孝武（帝）”，因为“孝武”乃是谥号。
况且，司马迁在提到“武帝”时，用的称谓都是“今上”“今天子”之类。如果含有“孝武”名号的篇章出现在《史记》中，那一定是后来的编辑者有所篡改。
最后，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将武帝的功绩归纳为：
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
在这对武帝功业的评论中，司马迁根本没有提及提拔儒生和弘扬儒学。而今本的《孝武本纪》集中记述了武帝任用儒生以及儒者与黄老信徒之间的较量。两者并不相符。若今本的《孝武本纪》只是《封禅书》摘录，而被禇少孙编入《史记》，那么就产生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何禇少孙不像百年后的班固那样，将散见于《史记》中的关于武帝的史料汇集成篇，重新撰写《孝武本纪》？为何他要用易被读者看穿的拙劣手法，将原书中另外一章的部分内容剪切拼贴，然后独立成为汉武帝的传记？这些令人迷惑的问题一直深深困扰着无数学者。
然而由于史料稀缺，我们对此知之甚少，对褚少孙的动机的只能做一些没有直接证据支持的揣测。
尽管《孝武本纪》被公认为草率粗疏且经过篡改，但对汉武帝的传统研究常常忽略这一点。受《孝武本纪》的标题误导，传统观点基本完全按照其中的记叙描写武帝时代的政界。 [31] 为了说明这篇已遭替换的传记如何扭曲史实，从而造成对武帝之治的曲解，笔者拟将班固的《汉书·武帝纪》《史记·封禅书》和《史记·孝武本纪》做一番比较。
班固的《武帝纪》记录了武帝统治的最初6年间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如迁徙地方豪强于京城郊外，各种征战，以及发行新币，等等。儒生在这些大的历史事件中扮演的只是微不足道的角色。本章提到了窦太后贬黜赵绾和王臧的事。班固解释说，窦太后因为赵绾请武帝不向她报告政事所以才勃然大怒。他并未将窦太后确认为黄老学说信徒，也未将赵、王二人确认为儒生。班固没有把这一事件记述为黄老派与儒生派之间的冲突，而是将其描述为窦太后一派与新即位的皇帝身边的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班固的《武帝纪》中没有任何一处地方提到武帝晋升赵、王二人的官职，更不要说皇帝提倡儒学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旦有关武帝封禅的叙述被拿来作为《史记·孝武本纪》的主体叙事部分时，本来只在进行祭祀仪式与阐释历法方面表现活跃的儒生就变成了“掌控”整个政治舞台的最引人注目的主角。例如，在《封禅书》中，对赵、王两位儒生的提拔，窦太后与儒生之间的冲突，以及儒学最终的胜利等叙述本来都嵌在武帝欲任用儒生举行封禅仪式并修正历法这样一个主题当中。与班固的《武帝纪》相区别，《孝武本纪》忽略了大量汉武帝初年发生的重要的经济、军事、政治事件，而仅仅记载了武帝任用儒生。在这样的叙述语境下，两位儒生的晋升以及于窦太后的冲突就代表了武帝统治初期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最初仅仅与举行封禅典礼和改革历法相联系的对儒生的提拔变成了更为宏大的可能让整个官僚集团发生改观的国策。
《史记·孝武本纪》将读者的注意力错误地引向儒生，其中的记述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断言武帝弘扬儒学的范本。在武帝独尊儒术的传统叙述中，与汉武帝提拔儒生同等重要的是另一个神话范本：武帝在制度上的改革保证了儒生入仕。传统观点称，通过贤良举荐制度与太学，儒生逐渐构成了官员候选的主体。这样的观点从何而来？《史记·孝武本纪》尽管将儒生放到了政治舞台的显要位置，但是它并未提及任何构建儒生入仕之路的制度化改革。很多学者在阐释儒学胜利的时候曾引用《汉书·武帝纪》按照时间顺序记录的一些举措，其中包括：设置五经博士，兴建太学以及传谕天下令高官举荐贤才。但是，武帝统治期内发生了其他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诸如多次军事征战，皇帝出巡与祭祀，以及经济改革等。在《汉书·武帝纪》中，设置五经博士等与儒生相关的事件间插于众多的其他重要历史事件之中。在上百件的重大历史事件的上下文中，与儒生相关的举措并没有突出的政治地位，反而跟征战匈奴等大事件相比显得有些微不足道。而且，传统观点认为这些惠及儒生的举措将帝国官僚集团转化为儒者官员类型。但是《汉书》仅仅是提到了这些政策，却未加评论政策实施的效果：实际上仅仅在《汉书·武帝纪》中，班固并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供学者们评估这些政策对当时的社会产生的影响。
总的说来，《史记》与《汉书》的整体内容中并没有探讨过那些所谓保证儒生进入官僚集团的体制化改革的成效，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的汉武帝本纪也没都有专门对此展开论述。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传统的叙述对建立五经博士、兴建太学、举贤良等政策的实施深信不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