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的源头

如果我们只将注意力集中于汉儒的一举一动和仅仅关注奖掖儒学的各种政治举措，那么似乎整个政治舞台都被儒生及其支持者们把控着。然而，一旦我们仔细审查高层官员的出身与学术方向，将著名的儒生置于其生活的历史政治环境之下，我们就会发现儒生只占官僚的极小一部分，在当时政坛的影响力也十分有限。现有一些研究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比较对武帝独尊儒学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本章的研究也呼应这些怀疑的声音，对儒家帝国形成的传统叙述形成挑战。

然而，为何传统叙事会忽视绝大多数操控着国家机器与日常政务的官员呢？为何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极个别身居高位的儒生身上，以至于错误地宣告了汉武帝统治之下儒学的胜利呢？ 福井重雅认为，班固对武帝一朝的表述，尤其是他对这一历史阶段的评论，促成了儒学胜利的神话的形成。 王葆玹指出，传统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直被用来概括汉武帝的成就，然而直至公元12世纪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时才创造出这句名言。 呼应上述观点，笔者力图探究《史记》中的记述如何导致后来学者形成武帝治下儒学大兴这样的错误观念。

有关武帝一朝的大部分信息都来自《史记》与《汉书》。前者包含五部分：“本纪”（帝王传记）、“表”、“书”（有关仪礼、音乐等专门性话题的论文）、“世家”（世袭王侯家族史）、列传（重要历史人物传记）。“书”“表”与“世家”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武帝之治的有价值信息。但它们几乎没有提及儒者和弘扬儒学的政策。在《史记》这三个部分中出现的儒者通常都任博士之职。他们并不参与国家的日常政务，但会出使外邦，并作为祭祀与仪礼方面的专家得到任用，或是为某些特殊政治事件为皇帝提供咨询。

在“列传”部分，司马迁为武帝一朝的15位重要官员与1位汉赋作家撰写了独立传记。所有这些官员或位列三公，或为大将，或为官秩两千石的重要官员。在他们中间，只有两人被司马迁称为儒：公孙弘和主父偃。他们在《史记》中各自有传（见表1.3）。很明显，如果学者们研究了《史记》中所有与武帝一朝相关的史料，他们不可能得出儒者在当时政治舞台大获全胜的结论。

《汉书》中，班固为活跃在武帝一朝的41位官员与1位平民撰写了独立的传记。在《史记》中，一些儒生官员（如董仲舒、严助、朱买臣等）的生平史迹收入了《儒林列传》中，或在其他人的传记中略有提及。在《汉书》中，这些儒生官员都有自己的独立传记。比起司马迁，班固还撰写了更多非儒生官员与将军的独立传记。换句话说，在绝对数量上，《汉书》比《史记》多收录6位儒生官员的独立传记。而在相对数量上，在班固记述的41名官员中仅有8人为儒生。（见表1.3）

如果《史记》与《汉书》的整体篇章布局不足以彰显儒家在汉武帝一朝的胜利，则有必要细究一下，这两本史籍中是否有任何特别的章节导致学者们采信该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