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近代早期（early modern）国家，尤其是它的形态和形成过程。过去20年已有大量研究以此为主题；事实上，国家创建（state-formation）不仅是历史社会学的核心关注点，也是比较政治与社会史的研究热点。这一领域的所有研究几乎都以两个过程来解释国家的建设：16世纪的军事革命和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 ^[1] 本书侧重于第三场革命的影响：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所引发的规训革命（disciplinary revolution）。具体来说，本书重点研究加尔文主义（Calvinism）在这场革命中的角色。我认为，通过打造和传播一整套规训技术与策略，加尔文（Calvin）及其追随者促成了宗教治理与社会控制的基本架构的建立，而这又成为欧洲其他地区乃至全世界的效仿对象。

要阐明这一点，也许最好以规训革命和工业革命做类比。多数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会同意，如果没有工业革命，近代资本主义将不可想象，或至少会大不相同，因为工业革命奠定了近代资本主义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不仅如此，多数学者也会同意，如果没有蒸汽机，工业革命同样无法想象，因为蒸汽机开发了煤炭这一广为人知但少为人用的资源，并将其用于制造业和运输业，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工业生产力。因此，蒸汽机是首先释放了近代工业经济前所未有的生产力，使人们以较少劳动量获得较多产出的功臣。

我认为，规训革命和近代国家之间也是一种类似的关系。和工业革命一样，规训革命改造了生产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它为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开创提供了新的机制。而且，同工业革命一样，规训革命也有一项核心技术推动力——监视技术，包括自我监视（self-observation）、相互监视（mutual observation）和上下级监视（hierarchical observation）。监视即为监督（surveillance），它为释放人类灵魂（另一种广为人知但少为人用的资源）的能量并以之服务于政治权力和统治提供了可能性。我认为，规训在近代政体中的作用同蒸汽机在近代经济中的作用是一样的：规训以较少的强制力和暴力塑造了较为顺从和勤勉的民众，从而不仅大大加强了国家的管制力，也极大地强化了国家的榨取和强制能力。

在上面的简要概述之后，容我以更具分析性的语言重申我的观点。我希望解释的是一种新的治理架构（infrastructure of governance）在近代早期欧洲的出现，以及它逐渐为近代早期国家所吸纳和采用的过程。我认为，要解释这种治理的骤然强化，突破口就在于宗教改革所引发的规训革命。我所说的“治理架构”是一个行为和制度的网络；用福柯的话说，其目标是“管制品行”（the conduct of conduct），也就是控制行为，塑造主体性。我所说的“规训革命”指的是一场变革性斗争；它既可自下而上，也可自上而下；它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打造一种更为顺服的政体。从这个角度说，国家可以被界定为一个在特定领土范围内优先支配合法社会化手段（如果不是完全垄断的话）的“教牧”（pastoral）组织。

从这个角度考察国家，我们就必须从根本上反思国家创建的动态过程。它迫使我们将视角从上转到下；换言之，我们不再将缔造国家政权的王侯视为主要行动者，也不再将权力的集中作为故事的主线，而是将地方改革者视为核心人物，将规训行为的扩散作为核心主题。事实上，近代治理架构并非位高权重的王侯们的设想。至少在初期，规训革命的主要推行者是新教神职人员和改革派地方官员。只是到了后来，这场革命才渗入并重塑了王室官僚与军队。

从这一角度考察国家，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近代早期政治史上不少复杂的异常现象。例如，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近代早期，荷兰和英格兰这两个集权程度最低、君主力量最弱的国家同时跻身最有秩序、最强大的国家之列。它还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什么勃兰登堡-普鲁士这个四分五裂的落后的欧洲君主国最终实现了国家统一，更成为一大强国。不同于大多数竞争者，上述国家都经受了加尔文主义规训革命的洗礼。

当然，社会规训并非加尔文主义所独有。天主教和信义宗也存在类似进程。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不同教派的规训过程是否存在差异？我想，多数研究近代早期的历史学家可能会持否定看法。他们倾向于强调宗教改革运动和天主教改革运动的相似点，这并非没有根据。比如，日内瓦堂会（Genevan consistory）和西班牙宗教裁判所（Spanish Inquisition）确实存在相似之处；我们在下面会看到，它们都以相互监视来施加宗教规训。但相似有别于等同；我将在本书的比较研究章节指出，不同教派存在一些细微但重要的差别。具体说来，加尔文派政体的社会规训过程更为彻底、更为猛烈，信义宗和天主教的改革往往受到加尔文派改革的启发；这有助于我们解释荷兰、英格兰、普鲁士等加尔文派国家的迅速强盛。我最后还要指出，这些差异有其宗教根源；加尔文主义在思想（自我规训）和教会论（ecclesiology，不难注意到的圣徒群体）上都与竞争者存在差别。

本书结构如下：第一章将本研究置于国家创建的既有研究、近来关于宗教改革时期的史学史以及马克斯·韦伯和米歇尔·福柯等人的理论的背景之下。第二章考察荷兰个案。我指出，荷兰比既有国家理论所推导（或允许）的更为强大，而这种强大的部分原因是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规训。第三章转向勃兰登堡-普鲁士，详细描述加尔文主义的规训行为如何被军队、官僚体系和公共学校所采用。第四章将这些过程纳入一个比较框架，指出社会规训在加尔文主义国家表现得更为迅速和激烈，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它们的信条与教会论。最后的结语部分讨论这一分析更宽泛的史学史和理论意义。

托马斯·霍布斯1651年版《利维坦》的卷首插图。此图展现了国家权力在世俗和精神上的双重维度及其不同层次（原书xviii页）

[1] 重要例外包括Philip Corrigan and Derek Sayer， The Great Arch：English State Formation as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Blackwell，1985；Eiko Ikegami， The Taming of the Samurai：Honorific Individualis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Chandra Mukerji， Territorial Ambitions and the Gardens of Versaille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