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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萌芽于我在哈佛大学西蒙·沙玛（Simon Schama）教授的“荷兰黄金时代的艺术与文明”本科课程上所写的学期论文。在那篇论文中，我讨论了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的规训权力（disciplinary power）理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新教伦理研究及其对荷兰资本主义的启示。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篇论文最终会扩展成一本书。17世纪的荷兰
并非我那时候的首要兴趣，甚至连第二或第三都排不上。我的关注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政治，而我选这门课只是为了学分，以及听说沙玛是位好老师。（他确实是位好老师。）大学毕业后，我到德国从事绿党研究，并以其为主题撰写了我的第一部著作。
我在两年后回到美国，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社会学系开始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压根没打算研究荷兰共和国。但在金姆·沃斯（Kim Voss）的“比较历史方法”博士一年级研讨课上，这一主题再度出现。教学大纲包括了一些关于近代早期欧洲的著作，其中有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现代世界体系》。安德森对荷兰共和国的避而不谈让我困惑不已，因为我知道它是17世纪一大强国。我也对沃勒斯坦在讨论荷兰资本主义发展时忽略了加尔文主义（Calvinism）而感到不满，因为它是韦伯和其他学者的研究重心。在宗教改革（Reformation）和近代早期国家创建之间是否存在一些联系？我心生疑问。如果没有选修安·斯威德勒（Ann Swidler）的“宗教社会学”和莱茵哈德·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的“变动的共同体观”这两门研讨课，我多半不会继续关注这一问题。斯威德勒最先启发我思考宗教组织和社会权力的关系。本迪克斯引导我阅读了格哈德·厄斯特赖希（Gerhard Oestreich）和奥托·欣策（Otto Hintze）的著述，尤其是他们关于规训和加尔文主义对于勃兰登堡-普鲁士（Brandenburg-Prussia）之重要性的研究。我由此认识到形成本书主题的若干历史和理论联系，包括日内瓦、荷兰和普鲁士的关系，加尔文主义、规训和国家权力的关系，以及韦伯、福柯和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关系。这最终形成了一篇冗长的课程论文。但我当时仍旧难以割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政治；如果没有几位老师［尤其是沃斯、斯威德勒和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的鼓励，我可能会将那篇课程论文束之高阁，转而写一篇完全不同的博士论文。相反，在其后数年，我坚持学习荷兰语，苦读近代早期历史，并将那篇课程论文加以修订和发表。接下来的几年，我在德国与荷兰的多家图书馆和档案馆中进行研究。写作、研究和修订又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对于这本小书而言，写作的时间确实漫长无比。
所有这些心血的结晶便是这项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它将历史个案并置比较，以阐明和提炼关于宏观社会变化的理论观点。大多数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以国家为个案。但在本书中，具有理论意义的个案实际上是“教派”（confessions）：加尔文宗、信义宗（Lutheranism）
以及天主教。简言之，我的观点是，宗教改革引发了一场波及广泛的深刻的规训，我们可以称之为规训革命（disciplinary revolution）；这场变革大大增强了近代早期国家的权力，它的影响在信奉加尔文主义的若干欧洲地区最为深远和彻底。这一观点兼具福柯与韦伯的色彩。
我希望这本书不仅能引起历史社会学家的兴趣，也能得到社会理论家、政治学家、近代早期史专家和宗教学家的关注。鉴于这些读者兴趣不一，我不妨以一个简明的“地图”来帮助他们找到最需要的部分。社会理论家的兴趣可能在导论的最后一节，因为我从概念和历史角度回顾了福柯、韦伯、埃利亚斯和厄斯特赖希关于社会规训、国家权力以及二者与宗教关系的讨论，并做了相应的批判。另外，我对现实主义国家权力理论（结语）和科层化的理性选择理论（第四章）做了批判，政治学家可能对相关内容更感兴趣。我估计，荷兰史专家会对荷兰共和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一说法（第二章）感到惊讶，我希望本书呈现的证据足以说服他们。普鲁士史专家可能会惊讶于我的两个观点：普鲁士绝对主义（absolutism）在根本上源于教派冲突；在普鲁士民族精神的发展过程中，加尔文主义实则比信义宗虔信主义（Pietism）更为重要（第三章）。其他近代早期历史专家可能会对第四章最感兴趣，因为它指出，欧洲信奉加尔文主义的地区有相较于信奉信义宗和天主教地区远为严格的社会规训。对于宗教学家而言，本书最重要的内容可能是对监禁和科层制等不同社会与政治技术之宗教根源的探讨。
我当然渴望每一类读者都能在本书中找到他们喜欢的东西；但我也深知，每一类读者都难免看到他们不喜欢的内容。社会理论家可能会认为我的分析过于小心翼翼。他们会觉得我在许多地方应当走得更远，如我对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和常态化（normalization）的讨论。相反，许多历史学家可能会认为我的分析过于大胆。他们会针对我的分析找出许多反例，并认为我忽略了诸多细微之处。在宗教学家眼中，我可能在宗教组织上着墨过多，而对宗教思想少有触及。
这些学科标准上的差异和矛盾造成了权衡和取舍上的困难，尤其是理论上的雄心勃勃和解读上的通幽洞微，地理上的广度和历史上的深度，以及制度分析和文本阐述之间的两难。在不得不取舍时，我通常会倾向于前者，也就是选择雄心、广度和制度，尽管我力图避免不着边际。作为成品，这本书篇幅相对短小，却覆盖了宏大时空；凸显了结构因素，却对思潮与理念有所忽略。因此，这本书对细节着力不多，在解读学方面（hermeneutical）更无突破。换言之，本书只是一个起点，大量空白留待将来填补。
在经济、学术和个人方面，我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受惠于许多人，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的研究曾在不同阶段获得外国语言与区域研究项目（Foreign Language Area Studies Program）、哥伦比亚欧洲研究委员会（Columbia Council on European Studies）、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柏林议会（ Berliner Senat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研究生院等机构的支持。我还得到了许多档案馆和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帮助，包括福音派中心档案馆（ Evangelisches Zentralarchiv ，柏林）、普鲁士国家机密档案馆（ Geheimes Staatsarchiv-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 ，柏林）、柏林国家图书馆（ Staatsbibliothek-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 ）、弗兰克基金会档案馆［ Archiv der Franckeschen Stiftungen， 哈雷（萨勒河畔， Halle-S ）］、勃兰登堡州图书馆［ Brandenburgisches Landeshauptarchiv ，波茨坦（ Potsdam ）］、莱顿大学图书馆（ Universiteitsbibliotheek，Leiden ）、弗里斯兰省档案馆（ Rijksarchief van Friesland ）、吕伐登市档案馆（ Gemeentearchief van Leeuwarden ）和阿姆斯特丹市档案馆（ Gemeentearchief van Amsterdam ）的工作人员。
我在学术上所受的恩惠更多，尽管难以一一尽录。我要感谢本书以及相关论文的匿名审稿人，也要感谢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两次）、芝加哥大学（两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康奈尔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密歇根大学、西北大学、纽约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做报告时的听众。他们的反馈意见使我受益匪浅。我还得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社会学系师生的帮助。他们是我写作此书时的温馨大家庭，并提供了超出我所能描述（甚至知道）的帮助。我要感谢伯克利分校的杰里·卡拉贝尔（Jerry Karabel）、金姆·沃斯，尤其是安·斯维德勒和鲍勃·贝拉（Bob Bellah）对我的指导和教育。我还要感谢伯克利分校的其他三组师友：约翰·马丁（John L.Martin）、里卡多·萨缪尔（Ricardo Samuel）、里奇·伍德（Rich Wood）、劳拉·施米特（Laura Schmitt）和其他宗教读书小组成员教会了我如何思考宗教，马克·加尔瑟隆（Marc Garcelon）、林恩·斯皮尔曼（Lyn Spilman）、查克·斯蒂芬斯（Chuck Stephens）、吉姆·斯托金格（Jim Stockinger）、约翰·托毕（John Torpey）和其他洛温塔尔（Lowenthal）研讨课的成员（有时）促使我思考其他议题。我还要感谢克莱姆·布鲁克斯（Clem Brooks）、克劳德·费舍尔（Claude Fischer）、迈克·豪特（Mike Hout）、杰夫·曼扎（Jeff Manza）和社会学系垒球队的其他队友给了我学术之外的生活。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我要感谢八楼的同伴们：斯蒂文·邦克（Steven Bunker）、查斯·卡米克（Chas Camic）、穆斯塔法·埃米尔巴耶尔（Mustafa Emirbayer）、查德·戈德堡（Chad Goldberg）、查克·哈拉比（Chuck Halaby）、杰里·马韦尔（Jerry Marwell）、盖伊·塞德曼（Gay Seidman）以及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他们有意或无意的帮助使我得以完成这本书，获得终身教职，并自始至终保持（部分）理智（这一点可能最为重要）。最后，我要对三位为人慷慨且思想开明的历史学家表示特别的谢意，他们使我在他们的学科中如鱼得水，并在这项研究的各个阶段提供了难以估量的指导和帮助：小汤姆·布雷迪（Tom Brady，Jr.，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海因茨·席林（Heinz Schilling，柏林洪堡大学）以及鲁伯特·M.金登（Robert M.Kingdon，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但最为劳苦功高的是我的妻子赫拉·海多恩（Hella Heydorn）和三个儿子。这些年来，赫拉不仅付出了无私的爱与支持，还提供了生活的平衡与事理，这是我心无旁骛和痴迷工作的解毒剂。雅各布（Jacob）、埃里克（Eric）和马克（Mark）一次次地教育我，学术远非生活的全部。谨以此书献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