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无论依据何种判定标准，历史学都足以跻身人类最古老的知识之列，社会科学的历史则显得短了许多。虽然我们所熟知的近代欧洲思想家并没有在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但在启蒙运动之后，科学主义的影响使人们开始将科学方法从道德哲学和人文关怀中剥离出来。例如，在其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开篇第一段中，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就明确宣告，他要写的不是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而是对这场革命的研究。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学、政治学等知识范畴逐渐成形。时至今日，在我们大多数人眼中，这些社会科学学科已然具有了不同于历史学等人文领域的内在规律。

不仅如此，学科藩篱与专业壁垒还使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互相产生了根深蒂固的成见。历史学家往往对从历史个案中提炼出一般化理论嗤之以鼻；社会科学家则多不愿在原始材料上下苦功夫，甚至轻蔑地认为历史学家是为自己提供研究素材的“体力劳动者”。一方面，在历史学界获得普遍认可的社会科学家少之又少；对于历史学家向社会理论或社科方法的“越界”，学界同行始终抱有怀疑态度。在其名篇《理论的贫困》中，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E.P.汤普森（E.P.Thompson）强调：“历史学既不是制造飞往全球的协和式客机般宏大理论的工厂，也不是一系列细微理论的装配线。它同样不是‘运用’‘检验’或‘证实’外来理论的巨大实验站。这些都和它无关。它的工作是复原、‘解释’和‘理解’它的对象：真实的历史。” ^[1] 另一方面，对于社会科学家是否应染指历史课题，社科阵营内部的争议始终没有平息。在1991年的一篇著名文章中，英国社会学名宿约翰·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断言，社会科学家应当老老实实地专注于当代议题，而把过去发生之事留给历史学家，因为社会科学无法为历史议题提供任何可靠的研究方法。 ^[2] 不是所有人都如此不留情面，但持有这种看法的学者其实不在少数。

然而，这种学科分野远非理所当然。且不说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在本质上都是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和理解，更不用说过去和当下本就没有判若鸿沟的界限，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画地为牢给两个领域均造成了不小的伤害：缺乏历史视野与事件剖析，社会科学恐将失去鲜活的脉络与纵深的厚度；无视理论陈述与个案比较，历史学很可能错过验证个案特性与发现历史共性的契机。

值得欣喜的是，这种状况正在持续好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社会科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对话逐渐多了起来。在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社会学界，学者对基于变量的静态回归分析提出了深刻的质疑，并对如何展现历史过程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路。西方社会彼时的剧烈社会动荡更是激励小巴灵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Jr.）、莱因哈德·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什穆埃尔·N.艾森施塔特（Shmuel N.Eisenstadt）、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约翰·马尔科夫（John Markoff）、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等人写出了格局宏大的比较历史分析传世之作，历史社会学也成为热点领域。在历史学界，至少从稍早的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和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算起，E.H.卡尔（E.H.Carr）、E.P.汤普森（尽管他对理论有过上述批评）、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弗朗索瓦·菲雷（François Furet）、保罗·韦纳（Paul Veyne）、莫纳·奥祖夫（Mona Ozouf）、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彼得·伯克（Peter Burke）、汉斯·梅迪克（Hans Medick）、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小威廉·休厄尔（William Sewell，Jr.）、海因茨·席林（Heinz Schilling）、琼·沃勒克·斯科特（Joan Wallach Scott）、林恩·亨特（Lynn Hunt）等一大批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吸收社会科学的洞见，将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

除此之外，一批学者开始深入思考历史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在出版于1959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中，C.赖特·米尔斯宣称：“社会科学本身就属于历史学科……所有名副其实的社会学都是‘历史社会学’。” 这种说法在当时应者寥寥，但20年之后，蒂利、阿瑟·斯廷奇科姆（Arthur Stinchcombe）、菲利普·艾布拉姆斯（Philip Abrams）、斯考切波等人开始系统探讨社会科学所固有的历史属性。 ^[3] 在他们眼中，历史社会学不是研究历史的社会学，更不是社会学的分支领域，而是一切社会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比较历史分析也不是政治学的独立研究领域，因为对政治制度与行为的研究必然蕴含横向或纵向的历史比较维度。在这种观念影响下，蒂利、沃勒斯坦等人主张以“历史社会科学”（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一词来指代这一跨学科领域。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一大批青年学者登上舞台，历史社会科学在经验材料、理论和方法上都有了新的进步。在材料上，外语技能的提升与相关档案的开放使得一手资料的获取和研究不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在理论上，罗伯特·K.默顿（Robert K.Merton）所倡导的“中层理论”发挥了持久的影响，新生代学者致力于对历史事件进行更为细腻的基于社会机制（social mechanisms）的研究，时间性（temporality）、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关键时点（critical junctures）、结构（structure）、能动（agency）、因果性（causality）、或然性（contingency）、轨迹（trajectory）等概念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甚至哲学、文学之间呈现出有益的理论互哺；在方法上，社会网络分析、过程追踪（process tracing）、反事实推理（counterfactual thinking）、模糊集合（fuzzy set）、集合论（set-theoretic methods）、质性比较分析（QCA）以及各种质性分析软件使历史社会科学早已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历史叙事。在西方，历史社会科学已经进入“井喷期”，成为一个振奋人心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历史-社会科学译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它旨在将历史社会科学的经典与前沿著作以一种系统的方式介绍给中文读者，为相关研究和教学提供有益的参考。放眼中国，无论是社会学、政治学，还是历史学、经济学，对历史社会科学的兴趣都前所未有地高涨，优秀成果层出不穷，专题会议令人应接不暇，相关课程更是吸引了最优秀的青年学子。中国社会的转型为历史社会科学提供了研究大问题的丰富素材，中国历史的悠久为中国学人提供了理论对话的难得机遇。我们坚信，假以时日，中国学者必能写出与西方经典一较长短的作品。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对于历史社会科学的重要理论和方法，中国学界仍然处在任重道远的学习阶段。照搬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固然不对，但唯有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借鉴、比较和批判，我们才能在学术的道路上走得踏实，走得长远。

是为序。

李钧鹏
2020年7月27日

[1] E.P.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 or an Orrery of Errors，” i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Merlin， 1978，p.238.

[2] John H.Goldthorpe，“The Uses of History in Sociology：Reflections on Some Recent Tendenc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 1991， 42（2）， pp.211-230.

[3] Charles Tilly， As Sociology Meets History， 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1.Arthur Stinchcombe， Theoretical Methods in Social History， 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8.Philip Abrams， Historical Sociology，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2.Charles Tilly， Big Structures，Large Processes，Huge Comparisons， 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84.Theda Skocpol ed.，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