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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曰：兵
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
也。
故经之以五事
，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一曰道
，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
、寒暑、时制
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
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
、官道
、主用
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
？将孰有能？天地孰得
？法令孰行？兵众孰强
？士卒孰练
？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将
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计利以听
，乃为之势，以佐其外
。势者，因利而制权
也。
兵者，诡道
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
，强而避之，怒而挠之
，卑而骄之，佚
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
，不可先传也。
夫未战而庙算
胜者，得算
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孙子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乎人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我们对它不能不慎重对待，认真考察研究。
因此，要通过对以下“五事”，即五个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来对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分析比较，推断战争的可行性：一是“道”，二是“天”，三是“地”，四是“将”，五是“法”。
所谓“道”，即政治，就是看军民是否与君主同心同德，能否与君主同生死，而不畏惧任何危险。所谓“天”，即天时，就是看昼夜、晴雨、冷热的变化和四季更替等，对作战的影响。所谓“地”，即地利，就是看征途的远或近，地势的险峻或平坦，地形的广阔或狭窄，所选战场是生地还是死地等，对作战的利与弊。所谓“将”，即将帅，就是看将帅是否具备了智（足智多谋）、信（赏罚有信）、仁（爱护部属）、勇（勇敢果断）、严（法令严明）这五德，是否胜任领兵作战。所谓“法”，即法治，就是看部队的组织编制和领导指挥体制、各级军官的职责权限与管理措施、后勤军需的保障机制与管理制度等，是否已经完善、严格执行。以上五个方面，将帅都不能不了解，了解透彻就能打胜仗，了解不透彻就打不了胜仗。
因而，还要进一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比较敌我双方所具备的条件优劣，预判战争胜负的可能性：哪一方的政治更加开明？哪一方的将帅更有本领？哪一方占天时地利更多？哪一方把法令法规执行得更严？哪一方的装备更精良、队伍更强大？哪一方更注重练兵备战、士卒更加训练有素？哪一方的赏罚更加公正有信？我们一一进行比较后，就可预知谁胜谁负了。
国君如能采纳我的计策，用兵作战必能获胜，这样我就留下来；如不能采纳我的计策，用兵作战必遭失败，这样我只好离开。
权衡利弊后，计策一经采纳，就要加紧营造有利的军事态势，作为实现战略计划的外在辅助条件。所谓军事态势的营造，旨在依据利害得失而采取相应的策略，掌握战场主动权。
用兵的重要一着，是诡诈之术。因而，我“能”，要伪装成“不能”；我“用”，要伪装成“不用”。我“近”，要伪装成“远”；我“远”，要伪装成“近”。敌人既然贪利，我们就不妨以小利诱惑他；敌人已经混乱，我们就趁机攻取他；敌人实力雄厚，我们就必须严加防备；敌人精锐强大，我们就暂时避其锋芒；敌人暴躁易怒，我们就把他挑逗得失去理智；敌人卑怯谨慎，我们就把他糊弄得骄横大意；敌人休整安逸，我们就把他骚扰得疲于应付；敌人团结和睦，我们就用计离间分化之。一旦用兵，就要在敌人还没有做好战斗准备的时候迅速进攻，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突然出击。这些都是用兵者克敌制胜的诀窍，是不能事先传授的，只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灵活运用。
尚未开战时就料定稳操胜券的，是因为战前筹划周密、拥有或创造了足够的制胜条件；尚未开战时就料定必败无疑的，是因为战前筹划不周、拥有或创造的制胜条件不足。战前筹划周密、拥有或创造了足够的制胜条件的就能取胜，战前筹划不周、拥有或创造的制胜条件不足的就不能取胜，更何况压根就未做筹划、毫无制胜条件可言的呢？我们透视这些情形，胜负的结局就看得一清二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