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制造饥荒

每个民族的饮食历史都是独特的，它从某种程度上定义了我们。我在移民城市纽约长大，是第一代犹太裔美国人的儿子，第一代的父母则从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移民过来。不过，祖父母、外祖父母在离开家乡时，他们分别所在的4座村庄原属同一国家，但现在其中3座村庄已各归属不同国家了。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纯正的“美国人”，但我时不时会意识到我和我的家族在美国相对短暂的历史。爱尔兰裔美国人的祖先比我们的祖先早50年到达美国，虽然与犹太裔美国人的人数相当，但他们的根基比我们要稳固得多。

在我的记忆中，爱尔兰人和罗马人都很令人困惑。我对爱尔兰邻居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会去天主教堂和学校，对他们酗酒和爱吃马铃薯的习惯也有所耳闻。

后一特点并不奇怪，我们也常吃马铃薯。只要我和妹妹不愿吃母亲烹饪的食物，父亲便会提醒我们，他是吃水煮马铃薯长大的，“运气好的时候才有酸奶油拌着吃”。我的西西里朋友会想起在他们的故国，面包通常会在挂在门上的一条鳀鱼上抹一下才吃。一些爱尔兰祖父母会说晚餐是“指着肉吃马铃薯”，即手指向挂火腿的地方（假如有这样一个地方），然后继续吃盘里的马铃薯。我的父母也不是毫无幽默感，却从不聊故国。

我家通常会把马铃薯捣碎，有时加酸奶油，从父母童年所处的大萧条时期至今，我们的生活已经好转很多了——马铃薯成了一道配菜。我们几乎每晚都吃肉，通常是牛肉，有时吃羊肉或鸡肉，偶尔也吃猪肉。自我两岁起，母亲便不再按犹太教教规制作食物。

20世纪50年代，刚刚进入后大屠杀时代，那时我们家族的历史大多是悲惨的。被连根斩断后，我们失去的不只是几代犹太人的生命，还包括所有历史。据说我的曾祖父母是裁缝和面包师。我知道我的外祖父母曾经营一家餐馆，外祖母负责烹饪，我的祖父曾是一名服务员。正如许多我同时代的犹太人一样，我不知有多少亲戚死于大屠杀，也不知有多少亲戚逃离饥饿、贫穷和迫害，成功抵达美国。我祖父母谈起故国，总会提到反犹太暴力和恣意破坏财物的行为，情况非常糟糕，恰逢当时的移民潮，他们不得不开始冒险移民国外。

爱尔兰人的故事则与此不同。在我的祖父母出生前50年，即1845年后的一段短暂时期，爱尔兰约四分之一人口要么移民，要么死于饥饿。这要归因于爱尔兰的马铃薯大饥荒（Potato Famine）——自欧洲中世纪大瘟疫以来最可怕的人口悲剧。

错并不在马铃薯（真正的食物不会有错），而在于人们对它的依赖。这种依赖只是哥伦布大交换和随后的美洲财富外流产生的影响之一，而马铃薯在这些珍贵的食物中居于顶端。

安第斯山脉有数百种特有的马铃薯品种，由此又培育出数千种栽培种。马铃薯的种植要求不高，也无须太多照料。由于可食部分长于地下，因此它更耐雨、耐风、耐热。它们极为多产，每亩产出马铃薯的卡路里甚至比玉米的还多。此外，它们也可以持续生长下去。安第斯山脉的盖丘亚族人（Quechua）和艾马拉人（Aymara）发明了楚诺（chuño），这是一种自重轻、可存储多年的冻干马铃薯。

16世纪中期，西班牙人把马铃薯带到欧洲，大部分欧洲人傲慢、传统，意识不到它的价值，甚至很多人认为它有毒。但当时根茎类蔬菜并不罕见，没过多久，马铃薯就作为动物饲料开始种植。18世纪末，它已经变成一种被人们广为接受的主食。马铃薯不仅结束了饥荒，还促使了那些马铃薯普及的国家的人口的增长。

这一现象在爱尔兰最为普遍。后封建时代地主创设了一个在殖民时期全世界通用的模式：他们将爱尔兰最好的土地变成圈地，用来放牧或种植玉米和其他作物；大部分作物在被运到爱尔兰海对岸前，由贫困的爱尔兰佃农照料。

留给本地人的只有适宜种植马铃薯的小块土地，所以到了1800年，爱尔兰成为一个小农国家，大部分小农拥有的“农场”不到一英亩 ，每天得吃几顿马铃薯。据估计，每日马铃薯消耗量达人均12磅，而且近一半人口几乎只吃马铃薯。

你可能不相信，但爱尔兰人就是靠吃马铃薯生息繁衍的。与当下主流观点相反，如果存在超级食物（其实并不存在），马铃薯一定会位列其中，超过浆果、牛油果、绿茶和许多其他新品类。特别是带皮吃的时候，马铃薯含有大部分重要维生素，包括维生素C（它们有效结束了很多国家的维生素C缺乏病），还含有矿物质、纤维和蛋白质。再加上一点牛奶，马铃薯就成了营养接近完美的餐食，即便这一事实听上去平平无奇。

因此，吃马铃薯是件有利于健康的事。1780—1840年，爱尔兰传染病案例减少，婴儿死亡率降低，国民寿命增加，人口翻番至800万，这都要归功于马铃薯。

但马铃薯作物非常脆弱。正如我所说，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饥荒的责任并不在马铃薯，而在于马铃薯晚疫病菌，这是一种导致枯萎病的微生物；在于英国人剥削性攫取海外经济作物，挨饿的爱尔兰穷人无法负担这些作物，而英国人又不愿向他们免费提供。饥荒的原因还在于单作的主导地位，整片土地都用于种植单一作物。许多爱尔兰人不仅只种马铃薯，还只种一种马铃薯。

马铃薯在某些情况下会产出种子，但那些种子通常不会“产纯种马铃薯”，或像它们的母株那样长出有相同特点的秧。大部分马铃薯长在马铃薯块上（“芽眼”就是马铃薯芽）并且有相同特性——它们实际上是营养繁殖下的克隆体。虽然安第斯地区农民培育出4 000多种马铃薯，它们可在不同土壤、季节、地点、气候、海拔下茁壮成长，但大部分爱尔兰人只培育了一种马铃薯克隆体。碰巧的是，这种克隆体易受枯萎病影响，所以一旦枯萎病降临，便大难临头。

没人知道当时具体有多少爱尔兰人失明（天花的症状之一，而正是饥荒导致了天花）、饿死，或干脆背井离乡，其中大部分人去了美国。

爱尔兰的马铃薯大饥荒广为人知，但它并不独特。饥荒自始便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然而讽刺的是，农业进步到足够支撑全世界人口后，饥荒反倒变得越发平常和恐怖。这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直接后果，因为它们对农业的要求并非向人们提供粮食，而是向市场提供商品。

用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 的话说，殖民主义意味着世界其他地区的财富被盗，以建造一个更加强大、美丽、文明、发达的欧洲。到18世纪，在世界各地运输的不仅有香料、茶叶、糖等奢侈品，还有谷物、肉类等真正的食物。它们通常在一个地方种植和生产，然后运到另一个地方被消费。在殖民政权下，经济作物和单作迅速成为常态，目标是生产力及利润的最大化。在粮食产量减少前，土壤健康经常遭到忽视。粮食产量降低的对策是少休耕、少轮作、少种覆盖作物、多施肥。但问题是当时化肥供给有限。

人类无法在保持土壤健康的同时，又使其生产力最大化，这一事实显然意味着农业无法跟上人口增长的节奏，终将开启一个可怕的饥荒新时代。这一悲观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英格兰人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

1798年，马尔萨斯写的《人口学原理》（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一书面世，预言人类数量增长速度很快会达到每25年翻一番，而农业产出只会递增。因此，他论证，人类只有对此采取严厉措施，才有望实现粮食安全——无论这些措施是“建设性”的（意指造成更多死亡），还是“预防性”的（意指节育、晚婚、禁欲、流产等）。

仔细阅读他的作品后，你会发现他不一定是一名灾难预言者。他的文章对18世纪晚期农业经济进行了富有说服力、洞察力的分析。事实上，当时农业生产跟不上人口增长的节奏，至少跟不上当时已有的技术。此外，全球饥饿状况逐渐稳定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节育措施。

时至今日，马尔萨斯的言论被一些人扭曲为蹩脚的论据，这些人认为只有开展密集型农业才能使人们免于挨饿。当你听见有人哀号“我们要怎样喂饱100亿人”时，你所听见的正是马尔萨斯留给后世的深远影响。

这个问题听上去不无道理，但答案要比单纯提高粮食产量复杂得多。粮食安全不只是农业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饥饿预示的并非生产不足，而是不平等、钱与权的滥用。即使在马尔萨斯所处的时代，这一事实也在迅速变得显而易见。

事实上，假如农业优先考虑人类和土壤健康，食物对所有人来说是充足的。相反，过去几百年间，饥荒使曾经坚韧、蓬勃的社会饱受摧残。大部分殖民前的饥荒由农业生产不足或环境灾难导致，而这些频繁发生的饥荒是国家的敌意、虐待、种族歧视、贪婪和忽视造成的。

英国在20世纪早期控制着世界四分之一的地方，很多时候对于饥荒的发生它难辞其咎，这也是意料之中。首次现代的、由环境触发的且由政治加剧的饥荒发生在爱尔兰，但它绝非独立事件。

马铃薯大饥荒发生时，爱尔兰仍属于英国，所以严格来说它并非殖民地。但当地信仰天主教的人所耕种的土地并不属于他们，他们种植作物、饲养牲畜，还向英格兰地主支付租金。这么说来，他们和被殖民者更为相似。

而且，他们并没有现金或粮食储备。尽管引发饥荒的直接因素可能是马铃薯枯萎病，但真正的元凶是贸易型经济，它使得爱尔兰生产的大部分粮食被运往外地，而大部分利润落入外地地主的口袋。

失去作物从不是件好事，但当整个社会体系反常到连公共资源都消耗殆尽、人们无力互相照料时，情况便是致命的。如果外界不提供帮助，失去农作物的情况便会演化成饥荒。

英国应对爱尔兰危机的方式受马尔萨斯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思想的启发，后者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以创造“看不见的手”一词著称，该词用以描述市场的神奇之处。他关于饥荒的文章强调：为了帮助艰难挣扎的社群，无论是降低商品价格，还是直接为他们提供现金、食物等援助，政府的干预只会耗尽供给，恶化现状。他没有预料到的是爱尔兰所经历的全面谷物歉收，因马铃薯当时并未纳入欧洲社会的农业体系，谷物全面歉收极为罕见。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关于爱尔兰灾难的问题上，他的断言听上去如此残酷。但反对向爱尔兰提供援助的英国官员往往援引他的观点，将其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完全割裂。

对马尔萨斯和斯密理论的一种尤为愤世嫉俗的解读是：凡“值得”活下去的人总会找到生存之道，而饥荒导致的死亡是“上帝”或“自然法则”在告诉我们，世界无法支撑当前人口。

这种思维方式被用作贪婪和残忍的借口。为“懒惰的”爱尔兰人改编的英国《济贫法》（English Poor Laws）认为，那些工作的土地在四分之一英亩以上的人太舒服了，没资格获得援助。但是，这些农民几乎无法支付租金，他们土地的生产力每况愈下。几十万爱尔兰人最终逃离了农场，加入公共工程项目。

这些项目的可怕程度是狄更斯小说级别（Dickensian levels）的。由于英国施压爱尔兰当地政府为项目提供资金，城镇陷入了更深重的债务，削减成本成为当务之急。结果是，参与这些国家资助项目的工人拿到的薪水不足以养活全家。按照斯密的标准，这些项目也构成过多干预，导致自由市场无法发挥它的魔力。假如这听上去很熟悉，那是因为自那以后主流经济学理论几乎没有变化。

最初领日付工资的工人很快就开始领计件工资。换句话说，挨饿的人们被迫生产更多的物资来赚取足够的食物。社会安全网的反对者长期以来倡导不工作者不可领食品券，这一现象正合他们的意。

假如爱尔兰人可以在他们劳作的土地上为家庭种植多种作物，这些作物便可弥补因枯萎病损失的马铃薯。事实上，他们的土地、劳动和牲畜都在养活英格兰人，而爱尔兰人则沦为自然法则的合理受害者。据历史学家詹姆斯·弗农（James Vernon）所言，以下说法是明确的：“查尔斯·特里维廉（Charles Trevelyan）在担任财政部助理部长时因处理饥荒被封爵，他认为马铃薯枯萎病是‘全智全仁的上帝给予人类的直接打击’。它为人口过多的爱尔兰提供了‘可能产生疗效的、尖锐但有效的补救措施’。”

挨饿的爱尔兰人离开了农场，在近乎奴工的劳动条件下从事道路和桥梁的建设工作，这助长了痢疾和斑疹伤寒（又名“饥荒毒素”）的肆虐——当时最常见的死因之一。

终于在1847年，因为公共工程项目挤满了挨饿的爱尔兰工人，英国人才建起救济站直接向他们提供免费食物。历经一切苦难后，事实证明免费援助是减轻死亡和疾病的有效方式。多么不可思议！

但木已成舟。约100万人死亡，另有100万人移民。而且，英国人似乎没吸取教训。他们反倒以这场悲剧为基准，来解决处于英国控制下的其他国家的作物减产问题。

事实上，这一模式此后在全球运行。自由市场的神话把穷人描绘成缺乏动力、抱怨不休、懒惰成性、愚昧无知的模样，以此将大量伤亡正当化，与此同时死亡人数也在增加。

与许多（甚至大部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白人中产阶级的儿童一样，我父母要求我把晚餐吃干净，因为“印度的孩子们正在挨饿”。毫无疑问，有些孩子确实在挨饿，我们公寓外数英里或数街区内的那些孩子就在挨饿。

但正如我们所见，饥荒并非亚洲的独有现象。财富在历史上也并不只属于西方。1700年，中国和印度分别拥有超过20%的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即特定时间内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统计数字）。这相当于整个欧洲大陆的GDP。

而到了1890年，欧洲的GDP翻番，中国和印度的却减缓增长。

英国在印度建立殖民统治前，印度许多地区有复杂且有效的食物供应管理系统，同时还有适应当地耕作风格的法律体系。当然，某些地区比其他地区产更多的粮食，但当地有关照农民群体的良好记录。流传到今天的一条孟加拉国习俗是：“慷慨地”给有需要的人提供食物。

英国东印度公司［历史学家威廉·达尔林普尔（William Dalrymple）在《无政府状态》（ The Anarchy ）一书中将其称之为“首个大型跨国企业、首个横行无忌的企业”］在17世纪末称霸前，莫卧儿帝国是财富的典范。它的GDP不仅位居世界前列，而且它主要通过运往欧洲的服装控制着四分之一的全球制造业市场。手工编织工是劳动力的主体，他们拥有比欧洲农民和工厂工人更强的经济实力和更高的生活水平。

但英国对非工业化殖民地更感兴趣，这些殖民地只会为英国工厂提供原材料，因此英国迫使印度工业化，对印度本地的工厂制品征收沉重的税收，以保护英格兰兰开夏郡不断壮大的纺织业。结果到1880年，印度在全球制造业市场的份额降至不到3%，以今天的货币计算，相当于数万亿美元“蒸发”了。

这不仅仅是个数字游戏。在英国殖民统治前的2 000年中，印度只发生过17次有记载的饥荒；在英国统治的约100年中，却发生了31次。换句话说，印度的饥荒频率从平均每世纪一次增加到了每世纪30次，或者说每3年一次。1850—1900年的半个世纪中，印度发生的饥荒要比其历史上任何一个50年都多，而且这些饥荒的死亡率是之前的两倍。

接下来我要讲的起因与英国在爱尔兰的作为如出一辙。在印度建立殖民统治后，英国迅速残暴地重组了农村经济，指定政府为事实上的地主并强迫农民种植棉花。那些农民的理性回应是生产尽可能多的棉花，尽管棉花价格低且不可预测。

1791—1860年棉花产量猛涨，增幅几乎达4倍。印度成为世界第二大原棉产国，除美国以外，其增长率比其他任何地区都多3倍。

但如此一来，农民更无收入保障了。英国人希望印度能确保稳定的棉花供应，但他们只在对己有利的情况下才购买并交易棉花。比如，美国内战前夕物价飙升，当时英国担心美国供应中断，但战争结束后，1865年英国恢复购买美国南方的廉价棉。全球棉花价格暴跌，数百万印度人也因此挨饿。

这些与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现象同时发生，该现象每5—7年发生一次，造成大片太平洋水域温度升高，扰乱全球气候，使环太平洋圈、非洲东南部、美国部分地区，包括印度次大陆的南亚大部分地区长时间过于潮湿或干旱。

厄尔尼诺现象是一种周期性、难以预测但总是隐约在意料之中的天气模式，印度民众和政府一直致力于抵御该现象。19世纪70年代，厄尔尼诺现象比往常更糟糕，主要是带来了干旱，但它的影响本不该如此具有毁灭性。

然而，面对农业灾难，英国人因贫穷惩罚印度国民的方式与当初对待爱尔兰人的方式如出一辙——让他们为食物工作。1876—1878年，印度死于饥荒的人数超500万，准确数字也许高达1 000万。

印度的统治者和臣民都知道，国家在灾难时期的角色应是帮助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民。在中国，这一传统始于公元前221年的秦朝。儒家思想家孟子曾写道：“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

1636—1912年，统治中国的清朝将农民的富足视为帝国稳定的核心。一般来说，土地所有权程度越高，不平等程度就会越低；国家对农民进行灌溉和土壤维护方面的培训并调整小麦价格以防市场泛滥。它还购买余粮，储存粮食以在粮食短缺时进行分配并免费提供给臣民——这比等待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要有效得多。

英国设计的新全球化经济几乎摧毁了该体系。英国人对中国茶叶的需求旺盛（你也许凭经验就知道，咖啡因可以致瘾）。茶叶对殖民主义者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奢侈品，还是提高生产力的引擎——它不仅让新的产业工人摄入咖啡因，而且成为促进糖类消费的绝佳手段。同样重要的另一点是，英国政府预算10%来自茶叶的进口税。

但贸易失衡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英国人用白银购买茶叶，但很快白银就用完了。毕竟白银作为贵金属来之不易。

必须采取措施了，而他们的解决方案则非常阴险毒辣。英国人基本上变成拥有超能力的毒贩，在印度扩大鸦片生产，然后强化中国人对鸦片的需求，让他们产生毒瘾。接着，他们用鸦片替代白银，购买茶叶和其他商品。

19世纪40年代，清政府官员要求英国人停止或至少限制鸦片出口，英国人以压倒性力量做出了回应。他们炮击城市，以步兵进攻，在贸易主权和政府权力上要求清政府妥协。这便是著名的鸦片战争，旨在将当时的清政府推向有利于大英帝国的“自由”贸易经济体的发展道路上。

用历史学家大卫·阿诺德（David Arnold）的话来说，这些打击使清朝“迅速衰落，陷入现今看来几乎无法理解的贫困、衰败和毒瘾困境”。

几十年内，清政府的粮食储备只有英国干预前的20%，在某些地区只有10%。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却成为19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厄尔尼诺气候事件的受害者，大量中国人在干旱引发的饥荒中饿死。英国人再次将这些死亡归咎于自然原因，甚至声称如果他们能说服统治者加倍努力适应自由市场原则并进一步“现代化”，饥荒反而可能产生积极影响。

英国人的论点是，如果清政府深入农村修建铁路，他们本可以及时将粮食运到内陆给那些挨饿的人吃，但铁路建设过程太慢了。正如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在《维多利亚晚期的大屠杀》（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这部著作中认为的那样，饥荒是由生态和政治联合驱动的。这是对饥荒的最佳分析，也是重要信息来源。他指出，“在18世纪，（政府）有技术和政治意愿在区域间大规模转移粮食，从而比此前世界历史上的任何政体更大规模地缓解了饥饿”，在19世纪，清政府精疲力竭，“沦为靠私人捐赠和向使其蒙羞的外国慈善机构领取断断续续的现金救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当英国人喝着加糖的茶，贩卖着鸦片，处理他们的贸易逆差并资助南非、阿富汗和埃及的殖民战争时，数百万中国人正在挨饿。这场饥荒使清政府动荡了数十年。

不足为奇，殖民统治以同样的方式破坏了非洲大陆的社会结构并精心策划了非洲的饥荒。在欧洲人抵达西非之前，当地农民种植十几种不同的维持生命的谷物和其他作物，其中包括小米、画眉草、高粱、福尼奥米（fonio）、红薯和各种绿叶蔬菜。它们是本土植物，适应力强，耐寒、耐热、耐干旱，甚至在贫瘠的土壤也能生长。

例如，加纳第二大城市库马西周围的农业地区顺利度过了始于15世纪、持续近200年的干旱期。考古学家已经确定，那个时期不存在食物短缺，饮食结构也未改变。手工业者推行铁、陶器和布料贸易，形成强大的区域经济，加上本土作物，二者的结合创造了一个粮食安全的健康社会。尽管数代人经历了严酷的天气状况，但社会仍继续蓬勃发展。

但从15世纪中叶以来，从葡萄牙人开始，欧洲人破坏了这些区域经济网络，转而做全球贸易。帝国主义统治者征收沉重的税赋，表现出了对采矿、城市发展和单一种植的偏好，即只种植可可或咖啡。正如在中国和印度，这些奢侈品开始取代维持生命的本土作物，入侵者将本土作物归类为“牛饲料”。

这对人类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人们的饮食变差，储存食物以备不时之需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弱。环境也受到了影响。农田面积开始萎缩，沙漠得以扩张。结果，原本一个殖民入侵前比同时代的欧洲更健康、更不容易发生饥荒的社会，走向了遭受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的局面。

这也不是唯一的例子：米饭是塞内加尔人的传统主食，但法国人却强迫塞内加尔人种植花生，使农民越来越依赖进口大米。通常，这种大米来自法属印度支那，这对法国来说是一种方便且有利可图的安排。随着米价的上涨，塞内加尔人不得不靠种植更多的花生来谋生，同时也牺牲了土壤质量。

1931年尼日尔和1924—1926年发生在加蓬的饥荒也是法国人造成的。像往常一样，他们将危机归咎于挨饿的人。阿诺德回忆道：“指责非洲人‘懒惰’‘冷漠’和‘信仰宿命论’是法国官员的一大特点。”

殖民者和入侵者将非洲大陆视为一片未开发的荒野，满是饥饿和未开化的人，正如他们将美洲原住民视为荒野猎人和游牧民一样。如伊万杰罗斯·瓦连纳托斯（Evaggelos Vallianatos）所言，在全球范围内，“在营养不良和饥饿的惨淡面庞面前不断闪现着旧殖民体系的暴力”。

英国人也剥削美国殖民地，这无疑是独立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但与印度不同的是，北美对某种内部殖民化持开放态度。在原住民遭受种族灭绝之后，这里几乎有无尽的土地和蓬勃发展的市场。从殖民时代到内战后很久，本地出生的美国人和移民美国的人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轻松获得土地——前提是他们是白人和男性。

其中的一种方式是建立特许公司，例如普利茅斯公司或弗吉尼亚公司。该方式并不寻常，但假如你是其中一家公司的早期股东，你将获得土地，供你持有或出售。

此外便是人头权制度，该制度最初建立于弗吉尼亚州，后来被其他一些殖民地采用，而且大多仅限于17世纪。该制度规定，每自费将一个人送往美国——包括你自己、你的家人、契约仆人，甚至奴隶，你将得到50英亩的土地，有时甚至更多。比如，假如你有能力向美国引入60名奴隶、仆人、亲戚或三者的任意组合，你的地产将至少增加3 000英亩。

国王、村庄或教堂也可以直接授予你土地。后来，便宜购买土地变得更加普遍，你也可以直接搬到“无人占领”的土地上，将其占为己有。

真正的问题是，一旦某个州声称拥有某片土地的所有权，白人男性（政府承认的唯一公民）就能获得其所有权及政府的保护，不管这片土地上是否仍有美洲原住民。

美洲原住民并不认为土地是可转让和出售的财产。但突然间，那些每年或每两年休耕并转移到新土地的人再也无法回来耕作。另一部分的原住民目睹了他们的土地被“合法”盗用并被当作商品进行买卖。土地的主要目的不再是种植各种食物来养活居民，而是生产特定作物或饲养一两种动物以进行贸易。

从一个角度看，一群了解自然及其运作方式的人受到了另一群人的处置，这群人认为自然和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无足轻重。（至于动物，北美大平原上最初有3 000万头野牛，到1889年只剩下1 000多头。同样，数十亿只旅鸽被射杀、网捕，甚至被无止境地毒杀，装进桶里。到1914年，这片平原上，旅鸽已不复存在。）

18世纪，欧洲人认为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任何地方都是“边境”，即“白人尚未控制的最西之地”。甚至在宪法制定之前，国会就从《西北法令》（Northwest Ordinance） 开始，以法令形式征用土地。作为该国“契约自由的第一保障”，该法令确定所有以前的无主地（根据入侵者的定义，原住民不“拥有”任何东西）现由联邦政府控制，这些土地可以自由买卖。

新来者已成为联邦政府授权的土地掠夺者，而且一直以来，可用土地似乎都在增长。无论土地是出售、赠予还是被抢，土地的增长和转化速度都令人难以置信。

该现象是由一系列国际事件促成的。1789年，法国殖民地圣多明各（今海地）的有色人种开始了反对殖民统治和奴隶制的斗争。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到处都在讨论人权，许多地方也在积极争取人权，于是同年法国大革命爆发。

尽管拿破仑和其他人做出了努力，海地成为第一个宣布奴隶制非法的加勒比国家，并于1804年成为新世界的第二个独立共和国。这也许是件值得庆祝的事，但根基更稳固的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对待海地的方式与一个多世纪后对待苏联的方式非常相似——完全敌对。

法国人因失去海地而感到沮丧，又害怕同样的命运降临其北美殖民地，于是同意将剩余的殖民地卖给美国。这片领地的交易被称为路易斯安那购地案（Louisiana Purchase）。美国耗资1 500万美元便将国土面积扩大了一倍。

由于北美洲的殖民者主要受土地扩张和贪婪的驱使，而且通常能够免费获得土地，因此他们很快将目光投向了更富足、肥沃且石头更少的土地，即我们现在所称的中西部和心脏地带。起初，这些西部地区由猎人、设陷阱捕猎者、商人和个别自耕农探索和开发，这些都是愿意冒险越过边境寻求财富的人。

对这些新来者及随后而来的人而言，这片土地大得难以想象，土壤肥沃、阳光充沛且雨水充足，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而且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地政府也希望他们拥有这些土地。

无论这些朝圣者是真的在逃避宗教迫害，还是只以此为幌子，他们从王室（以及后来的共和国）那里获得的土地馈赠从来都不是真正为了捍卫自由或美好生活，而是允许白人殖民者将土地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进行占有和开发。作为一种为特权人士积累财富的举动，此法堪称绝妙。

所以早在《纽约论坛报》（ New York Tribune ）编辑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说“向西走，年轻人”这句话（或是其他人说的，因为该引语出现的时间比格里利早）前，欧洲人便开始在中西部定居（起初是北方人，他们主要来自苏格兰、爱尔兰、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但后来南方人也加入其中）。这是人类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最大规模的自发迁移。

任何阻碍新来者进入美洲大陆的人和事都被视作麻烦，而通常最恰当的解决方案是暴力。原住民被谋杀、追逐、胁迫或欺骗，而这些行为通常是合法的。最令人震惊的案例是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签署的《印第安人迁移法》（Indian Removal Act），导致切罗基人（以及来自塞米诺尔、乔克托和其他国家的人）于1838年沿着血泪之路（Trail of Tears），踏上了死亡之旅。他们从自己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领地上被流放，前往现在的俄克拉荷马州。一些切罗基后裔至今仍不愿持有使用印着杰克逊头像的20美元钞票。

在许多西部地区，采矿业与农业一道成为第一大产业。在某些州，比如盛产煤炭的宾夕法尼亚州、西弗吉尼亚州、肯塔基州和盛产黄金的加利福尼亚州，采矿业甚至先于农业出现，主导了几十年的景观。

然而，除了最荒凉或矿产最丰富的地区幸免于难，各处森林遭砍伐、河流被改变、山丘被夷平，农业很快就占据了主导地位。如今活动集中在修建/买卖住房、生产食品和其他主要用于贸易的商品上，可谓沧海桑田。

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强化了日益增长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这一信念。该信念认为占领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大陆是这个年轻国家的天赐之权，其南北边界也扩张到了极端。天定命运本身是一个房地产营销术语，但其实它也是一个伪宗教借口，使白人可以冠冕堂皇地侵占及买卖土地。该词通常被认为由记者约翰·奥沙利文（John O’Sullivan）创造，他对杰克逊总统和波尔克总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两位总统都可被视作合法的土地掠夺者。

19世纪40年代，美国挑起与墨西哥的战争，由此产生的《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Treaty of Guadalupe Hidalgo）迫使墨西哥以不到2 000万美元的价格出让一大片土地，其面积大致相当于加利福尼亚加上西南其他5个州的大部分领土，约等于路易斯安那购地案的面积。在同一个10年中，美国政府吞并了今天的得克萨斯州以及新墨西哥州东半部和科罗拉多州中部，美英谈判达成了一项名为《俄勒冈条约》（Oregon Treaty）的协议。该协议实际将现在的美国西北部、爱达荷州以及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的部分地区让给美国。

随着1853年加兹登购地（Gadsden Purchase）的加入，欧洲裔美国人主张墨西哥北部和加拿大南部所有土地的所有权，占地300万平方英里，仅略小于整个欧洲。尽管严格来说，他们（他们的兄弟，或者至少是后代）并未取得控制，但欧洲人已经接管了这些土地。剩下的任务就是用白人填满这片大得难以想象的土地。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改进交通和通信。这些改进以运河、公路、铁路和电报的形式迅速发生。要追溯这种转变从何时开始并非易事，但1825年开通的伊利运河将纽约、东北部其他城市与中西部边境连了起来——很好地解释了事情是如何发展的。这条运河以新方式打开了当时的“西部”，即俄亥俄州等地，使没有足够体力、耐力，甚至连一双靴子也没有的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离开纽约市，前往俄亥俄州。

变化的速度几乎难以想象，但更好、更便宜、更肥沃的农田吸引着久住的居民和新来的移民举家搬迁，到新土地定居并以高收益的方式耕种（至少在短期内它也是高效的）。在全球范围内，19世纪的耕地面积几乎翻了一番，但这与美国比不算什么，因为美国的耕地面积在20世纪下半叶翻了两番。

运河开通以前，定居者要么徒步旅行，要么乘坐马车或骑马。在最初的几个月或更长时间里，他们要么靠打猎（尽管许多人最初不知道如何打猎），要么靠带来的食物生存，如袋装玉米面和干豆、咸猪肉、瓶装或桶装威士忌。共同定居在一处的人种植玉米，养猪，制作玉米面包和咸猪肉，酿蒸馏威士忌、苹果白兰地和桃子白兰地，也用他们种植或采摘的粮食酿制酒精饮料。

美国原先以几个沿海城市为中心，内陆却荒凉得令人生畏，但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多久。1850年，加利福尼亚成为美国的一个州，此时距《西北法令》的通过仅60多年。在这60多年里，美国领土从阿巴拉契亚山脉扩张至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两者之间的所有土地也皆涵盖其中。

人们可以在像俄亥俄州这样的地方过着不错的生活，因为那里有定期从东海岸运来的产品。新领土的吸引力实在是大，欧洲人难以抗拒诱惑，纷纷涌向新领土。伊利运河建成前，每10年的移民人数约为6万。30年后，该数字接近200万。在接下来的75年里，近3 000万人紧随其后。

这些移民成了工具，借助这些工具，数千年可持续的环境变成了商品交易的手段。在接下来的100年里，农业将成为产业巨头，对空气、水资源和公众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甚至使土地本身也受到不小的损害。 tXZuKpfx+oMELnGenSHHLdTJI6JqwbZCAsQVP09JIFCcFSo4rEdVeXaWfrV0OZY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