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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500—1500年）通常被称作“黑暗时代”。这种说法容易让人误解，因为当时人类文明在东方方兴未艾。不过对瘟疫横行的欧洲大陆而言，称其为“黑暗时代”也不为过：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文字和书写技艺殆尽，希腊和拉丁文明发展出来的科技成就也统统被世人遗忘。
到1300年时，全球近一半人口都生活在中国和印度。在农业、科技、数学和工业方面，对希腊和罗马文明后期最有影响力的发明创造，多数都在亚洲发展起来。中国人发明了造纸术、火药和指南针，中国人的船航行到非洲南部（这段航线比西班牙航行到加勒比海地区远得多），并且几百年以来都在向欧洲出口香料和丝绸。与此同时，在西方，伊斯兰国家也很快发展了农业，以至于有些历史学家称这段时期为“穆斯林（或阿拉伯）农业革命”。
通过试验、记录、研究和创新，亚洲农业稳步发展。各种作物的种植都远离它们的原产地：糖从印度出口，柑橘从中国出口。黍米和稻谷在各处均有种植。农民们饲养了新品种牲畜，培育了新品种作物，而且大多都具有高产、耐旱、抗病、抗虫害的特点。因时制宜的种植模式精准无误，能帮助农民做更好的规划，轮作技术也提高了，灌溉技术也得以完善，或至少得到了重新应用。
对穆斯林世界的农业发展程度，史学界至今仍存在争议：有些学者认为这是革命性的；另一些学者称其为恢复性的，认为罗马人早已掌握了这些农业技术，后随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失传，而现在伊斯兰国家仅仅是重新发现了它们。诚然，这一时期，伊斯兰国家的人民开始修缮罗马人搁置了数百年的农业供水系统，在此基础上改进并发展农业。似乎无可争辩的是，这些宝贵经验先后通过穆斯林征服伊比利亚半岛和十字军东征传入欧洲，其中包括引进了一批新作物。
中国、印度和西亚地区的贸易已经十分普遍，东亚和地中海地区的贸易路线也促进了商品、文化以及越来越多的科学发现成果的交流。而自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时代以来，这些交流在欧洲一直停滞不前。
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也并非一潭死水。在西半球，大坝、水库、水道和运河也都相继建立起来（有些仍保留至今）。人们开始大规模地占有土地、制造工具，开展文字记录，组织生产试验，保持水土，也开始广泛开展作物和动物的杂交育种。
相比之下，欧洲的进展就慢一些，因为封建制度要先满足领主的需求，农奴和佃农的生存无关紧要。这使粮食和农业生产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随着人口增长，更多下层农民不得不忍饥挨饿，饿殍遍野已是司空见惯。费尔南·布罗代尔在一部可读性和学术性兼备的著作《日常生活的结构》（ The Structures of Everyday Life ）（这样两者兼具的著作可不常见）中写道，法国这样“一个条件优越的国家，却在10世纪时大约经历了10次饥荒，在11世纪经历了26次饥荒”。这意味着每4年就有一次饥荒。
他写道，“任何一个国家的统计数字都不乐观”。食不果腹、饥饿难耐和大规模饥荒“在数世纪接连出现，简直成了人类生物系统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两次饥荒之间的空档期如此之短，令人胆战心惊，没有人不惧维生素缺乏、疾病和死亡的威胁。
中世纪晚期人类遭受的苦难已经有了详细的编年史记载，这类记载描述了人们对野生植物、泥土、树皮、草的食用，偶尔还涉及同类相食。历史作家卡洛·M.希波拉（Carlo M. Cipolla）在《工业革命前的欧洲社会与经济》（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中写道，欧洲大多数市民的生活开销基本全部用在了食物上，甚至“购买衣服或衣服布料在当时都是一种奢侈，普通人家一辈子能买几次都很不错了”。
这些问题中，许多都肇始于社会和农业系统的发育不良。正如拉杰·帕特尔（Raj Patel）和詹森·W.摩尔（Jason W. Moore）在《廉价的代价》（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Seven Cheap Things ）中所写：“从封建生产方式向不同的土地耕作方式过渡时，农民对种植什么及如何种植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性和权力。这种转变将使中世纪的欧洲能够养活当时数量3倍的人口”。
可惜，这种转变没有到来。不过，虽然食物的极度短缺造成了一系列可怕的后果，西欧地区还是很快崛起并成为世界霸主，开始上升为主宰世界秩序的力量，从此便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及人类与食物的关系。
在11世纪以前，欧洲人口下降到约3 000万的低谷。到11世纪，人口回升到了6 000万左右，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罗马帝国全盛时期的人口数量。
变革先始于气候。全球气候变暖，城区间的联系更加频繁，货币贸易日益取代了物物交换，商人们也在寻找新的市场。欧洲正崛起成为世界强权。
12世纪和13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尽管人们几乎不会去探讨十字军东征对人类食物的影响，但二者的关系不可忽视。十字军的成员成分复杂多样，从劫匪、宗教狂热者、唯灵论者、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到寻求救赎的罪人，不一而足。他们都是失业的流浪者、贵族、落魄的农民和军阀、热衷寻找刺激的人、没有继承权的子嗣、帝国主义者和篡权者，乃至强奸犯、杀人犯、抢劫犯，还有反犹主义者和反伊斯兰主义者。
这些人有个共同点：都是机会主义分子。对许多十字军成员来说，效劳国家的“回报”要么是牺牲，要么是得救（理论上如此）。而另一些东征者则成了商贩，贩卖香料、糖以及一些“新”食品，包括大米、咖啡、各种水果等，还包括纺织品、工具和手工艺品。这些新商品为开拓疆域、贸易、殖民和剥削在日后爆炸式的呈现奠定了基础。
但是，1347年，一批来自东方的远洋船抵达西西里岛，带来了黑死病，阻碍了全球财富的传播。这是十字军东征后国际贸易增长的直接结果。黑死病至少让2 000万人丧生，使得欧洲社会四分五裂，同时也开辟了一条变革之路。
此后，欧洲大陆的人口锐减了大约三分之一（有些学者认为减少了一半），食物却相对充裕了。那些仍靠广大佃农（当然还有其他劳动力）获得收入的幸存贵族顿时陷入财政困难。
付租金和缴税的佃农越来越少，封建地主开始重点发展贸易并将其作为主要收入来源。这样就会产生一种更大的压力，迫使原有土地充分发挥潜力，产出可用于交换的商品。如果说曾经的国家还优先考虑养活负责耕作的农民，那么现在已经不可能了。统治阶级还在加紧圈地，将公共土地全部划为私有。
圈地破坏了传统的封建社会秩序。在原有的封建体系中，统治者可以确保佃农无论产量如何，都能继续留在自己的份地上，而且基本上总能有至少一小片土地自给自足。现在公共土地被圈占，这些佃农只能靠自己种植作物，后来更是靠饲养牛羊赚钱养家。无论如何，他们能产出多少价值，通常取决于遥远的市场以及变化不定的外部条件。地主们可能收益丰厚，但新兴的货币经济对大多数农民和百姓是不利的。那些不能自给自足来解决温饱的人则总是徘徊在忍饥挨饿的边缘。
动物能用来生产肉类、毛皮、奶制品、油脂、肥料，并充当劳动力，因此成为财富的重要源泉。（农场圈养的动物被称为“股票”
是有原因的，类似公司的股份。）因此，投资牧场比投资耕地更可靠。20世纪中期的荷兰历史学家斯里切尔·梵·巴斯（Slicher van Bath）写道，在英格兰，“成片的村庄都被夷为平地，用来开辟成牧场，种植牧草、饲养牲畜”。但是牲畜饲养出来填饱的是富人的肚子，那些喂养牲畜的佃农则分不到一杯羹。同时，佃农在温饱方面越来越不能自足。这将产生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影响数世纪。
随着更多的耕地成为牧场，那些本用来种植庄稼的土地不仅越来越少，承载的压力还变大了，也更加贫瘠。布罗代尔认为，持续种植单一作物（特别是种植小麦）“会毁灭土壤，逼迫人们定期休耕”。然而现实是，土地既没有得到休耕，其养分也没能得到补给，使每年的收成几乎必然会比上一年更糟糕。
农民有部分土地被用来饲养动物，自己却不能吃动物肉；他们在土地上劳作，土地产出却越来越低。但农民的数量竟不减反增，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欧洲人在国内走投无路，便把目光投向了海外。
到14世纪，尤其是到15世纪，人们开始在更为现代的意义上生产财富、积累资本，通过培植资本和借贷来偿还债务的压力变大了。各地争相垄断商路，掀起了一场疾风骤雨式的激烈竞争。战争和征服变得很普遍，因为各国君主被迫到远方寻找新的财源。这些财富最初的形式是金银珠宝、纺织品（尤其是丝绸）和瓷器。不过，在众多奢侈品中，最具影响力的竟是我们现在司空见惯的物质：香料。
富裕的欧洲人对香料情有独钟。胡椒、肉豆蔻、肉桂、丁香和糖最初均被当作香料，甚至被认为可以入药。香料能够给食物提味，有时香得令人欲罢不能。它们被广泛添加于药品和多种香水中，而且在掩盖令人不快、无处不在的垃圾和死尸的腐臭味时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些商品大多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欧洲的。这条商路一直延伸至中国、东南亚（如印度尼西亚）。虽然丝绸之路名字里有个“路”字，但在当时，多数商品还是通过海洋运输。而且，由于贸易主要掌握在北非和中东地区的中间商手里，欧洲本土几乎没人知道这条路最远通往何处。这不仅让欧洲商人大为受挫，还使货物价格居高不下。
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人攻陷，奥斯曼人封锁了除亚历山大至威尼斯以外的所有商路。从东方运来的商品价格一路飙升，即便是贵族也很难买得起。如果这些贵族需要获得亚洲出产的奇珍异宝，就不得不着手开辟新的商路。
有些君主，像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嗅到了发展的契机。这两家王朝的联姻促成了西班牙王国的统一，也使国家实力大增，足以在1492年将伊比利亚半岛南部的摩尔人驱逐出境。对国王和王后而言，财富和荣耀大于一切。他们表面上对传播基督教感兴趣，其实不过是为机会主义寻找借口，真正目的还是寻找新的香料贸易路线。他们已经准备好要支持开展海上探险活动了。
这一举动正中基诺安·克里斯托发·贡布（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下怀。他说服西班牙国王资助他的海上探险，其目的地（表面上）是印度，但他到达的地方不久便被称为美洲了。假如他当时没有“发现”美洲大陆，很快也会有其他欧洲人发现，地名有可能不同，但性质则不大可能改变。
几年后，葡萄牙人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途径好望角，率先开辟了从欧洲到印度的海上航道，完成了哥伦布未竟的事业。在登陆卡利卡特（印度的喀拉拉邦）时，他手下的船员纷纷高喊：“为了上帝，为了香料！”由此，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随之产生的一切事物都宣告来临了。
尽管哥伦布本人可能没有兑现诺言，其继任者们却通过掠夺土地和剥削人民实现了他的承诺。从此，糖和奴隶这两种“商品”再也分不开了，成了最能满足欧洲人财富需求的两样东西。
有证据显示，甘蔗是在新几内亚首次出现的，时间可追溯至大约10 000年前，数千年后传至亚洲。人们认为，在公元纪年前的某个时期，从甘蔗中提炼蔗糖的技术在印度诞生。十字军东征期间，欧洲人在中东和北非发现了糖的生产。
糖和奴隶可能最早是在14世纪被挂上钩的。根据J. H.加洛韦（J. H. Galloway）在《甘蔗产业的历史地理学概论：从起源到1914》（ The Sugar Cane Industry:An Historical Geography from Its Origins to 1914 ）一书中所述，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是最早生产蔗糖的地区，这两个岛上的劳动力“由于战争和瘟疫的蹂躏变得稀缺。为了弥补劳动力缺口，奴隶日益被越来越多的地方当作劳动力投入使用”。
甘蔗一旦成熟，就必须砍下来立即加工，否则就会变质。因此，甘蔗的加工一般都在原产地进行。首先要收割甘蔗，然后碾碎，接下来还有一系列从蒸发到结晶的工序，过程复杂费力，很折磨人。
这就需要一大批高效协调的劳动力来炼糖，还需要充足的水源——每磅
甘蔗需要消耗300加仑
的水。这使得一些学者将蔗糖的提炼称为工业化的开端。
种植甘蔗会迅速消耗土壤肥力，令人们需要不断开辟新土地。因此，糖的生产基地逐渐从地中海地区向西迁移，先是搬到了西班牙，之后又搬到了大西洋上的葡萄牙属马德拉岛。
马德拉岛上木材需求量大，森林常被乱砍滥伐（马德拉在葡萄牙语中意为“木材”），因而通常被认为是地理大发现的第一个牺牲品。之后，人们在岛上开始种植小麦，该岛在15世纪成为世界主要蔗糖产地。加那利群岛和圣多美岛很快后来居上，后者是一个临近非洲西海岸的面积狭小、先前无人定居的岛屿。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大部队紧随哥伦布之后，发现并征服了加勒比海群岛，也把糖的生产和奴隶带到这些地区。当欧洲人将糖运往大西洋对岸时，奴隶贸易也逐渐成形。当地土著被用作劳动力，要么死于疾病，要么死于非人的虐待，欧洲人却不愿意填补劳动力的缺损。相反，16世纪时，他们从西非绑架当地土著来给他们干苦力活。
臭名昭著的三角贸易便开始了。人被当成从事农作的机器——目的国（主要指当时已将半个葡萄牙变为殖民地的英国）的生产工具和材料一起被运往非洲和各殖民地。奴隶直接被从非洲贩卖或绑架到大西洋彼岸不断扩张的殖民地。糖蜜作为一种生产糖类过程中的副产品，与糖一起用于酿造朗姆酒，被从美洲运回欧洲。三角贸易就这样得以维持。
说糖是导致蓄奴制度产生的唯一因素有些夸张，因为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显然不是糖，而是糖背后的钞票。可是，在所有食物中，没有哪种能像糖一样，随处生产、遍地开花，如此有力地推动贸易，包括骇人的奴隶贸易的发展；也没有哪种能像糖一样，供需贴合如此紧密，不管生产多少糖，都会被迅速贩运和销售。
数个世纪以来，无论咖啡、茶叶，还是烟草，这些广受欢迎的奢侈品都不如糖的发展势头迅猛。1700年，英格兰本土糖类的人均年消费量约为5磅。到1800年，这个数字约上升至20磅，1900年则逼近100磅。几百年间，糖的人均年销量在全世界达到了顶峰，现在一些国家（包括美国）糖的人均年消费量甚至超过了100磅——每天近10汤匙。
几乎同一时期，欧洲人发现的其他奢侈品全都涌入贸易市场，进一步推动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发展。正如已故的、研究糖类历史的传奇学者悉尼·明兹（Sidney Mintz）所言，英国人很快意识到，“从建立殖民地、掠夺奴隶、积累资本、保护航运等一切，到其他所有的成品消费，整个过程的全部环节无一不是在国家的羽翼下形成的”。
所以，世界上影响最深远、最强大的帝国是踩在棕色和黑色人种奴隶的背上，在出售糖、棉花和少数奢侈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些商品很快成为欧洲人的“必需品”，而欧洲人的财富也随着帝国实力的提升而水涨船高。
蓄奴制的影响怎么说都不为过。一开始，人们用残忍的手段强迫奴隶为富人生产食物，这到后来却发展为全球通行的、标准化的食物生产模式。人们再也不会只在家门口种植粮食，只解决自家的温饱问题，而是开始通过剥削劳动力，派专人负责监管，在很远的地方生产粮食，将巨量粮食运往各大市场。没过多久，美洲地区成了食品生产的中心。可是相比换来的利润，大自然和人类在这个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高得令人震惊。
交换的定义是用等价或接近等价的东西进行交易。上文提到的贸易模式通常称为“哥伦布大交换”
——考虑到后来的种族屠杀行径，这可谓是历史学上最大的一个误称。欧洲人从后来所称呼为南北美洲的土著居民那里掠夺了数不胜数的财富，直到20世纪中期一直有能力统治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那些欧洲人所掠夺的财富包括南北美洲大陆的所有土地和在那里发现的一切：一船一船的白银和其他价值不可估量的原材料。
此外，美洲的本土粮食作物也有着无法估量的巨大价值：玉米（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玉米按重量计算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粮食作物）、土豆（第五大）、甜土豆（第十六大）、山药（通常排名前十），从鳄梨、藜麦到各种豆类，包括花生以及其他各种食物。
其中，辣椒特别有名——它被哥伦布误称为胡椒。当时哥伦布罔顾事实，把美洲原住民叫作“印第安人”，想把当地作物当成稀有的香料拿到市场上卖。辣椒后来风靡全世界，就像在中美洲一样广受欢迎，在北欧却不受待见，因为不合当地人口味。
先前的不毛之地现在长了许许多多的“新型”作物，这些食物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运行的规则，改变了世界其他地区的饮食习惯、农业发展重点和营养状况。
在这次“交换”的浪潮中，欧洲人贡献了什么？除了赤裸裸的屠杀，还有天花、麻疹、流感、痢疾、肺结核、炭疽、旋毛虫病及其他疾病。他们还贩卖奴隶，欺压百姓，盗抢土地并建立残酷的宗教统治，破坏土著文化——欧洲人对美洲土著文明的摧残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在那之前，美洲大陆上的人们总体上运气还是不错的。上文提及的本土作物，比如玉米、土豆、山药、甜土豆和蔬菜，其产量比小麦、大麦、燕麦和黍米都多，跟水稻差不多。此外还有很多：番茄、菠萝、草莓和蓝莓，还有品种丰富的南瓜、甜瓜和葫芦科植物，几种树生坚果、巧克力（对许多人而言，称得上全世界最重要的作物）和烟草。
这些地区的原住民之所以能免受食物短缺和饥荒之苦，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以下因素：方才提到的丰富高产的本土作物、肥沃富庶的土地、多数地区取之不尽的水资源、总体上适宜的气候以及可持续的农业发展方式。在他们的努力下，辉煌的文明得以建立。从火地岛到北极地区，数百个部落（以及上千个小部落）建立了成熟的社会和城市，形成了部落联盟，推动了科学、农业、文字记载（record-keeping）、艺术、建筑等领域的发展。
然而，这些完全无法阻挡殖民者的脚步。西班牙只用了50年的时间就控制了新世界一半以上的土地。跨越两个大洋的货物贸易普遍开展，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烈的种族屠杀正在进行。多达1亿原住民丧生——这个数字占了全球原住民的90%，占世界总人口的20%，远高于死于欧洲瘟疫的人数，至少相当于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地球环境也同样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尽管是逐渐显现出来的。欧洲殖民者很快开始成群结队地到来，在新殖民地上建立自己的食物系统，排斥现有的墨西哥薄馅饼、土豆、火鸡、豚鼠或者豆类作物。猪肉和面包才是他们想要的。1539年，埃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将13只猪带到今天的佛罗里达州，随即开启了生猪养殖的进程。由于一头母猪一年能产20只小猪，殖民者对猪肉的需求很快便得到了满足。
正如原住民对欧洲人带来的细菌和病毒毫无抵抗力一样，这些引进的猪在当地没有任何天敌，很快便势不可当，迅速繁殖。除了猪之外，欧洲人到了17世纪中期又引进了牛，使得肉类、皮革、动物油脂（用来制作蜡烛）和乳制品在整个西半球变得比在欧洲更便宜、更常见。
起初，这些新引进的动物完全采取自由放养的模式。欧洲的农民需要修建篱笆来控制牲畜进出牧场，同时避免偷猎。但在美洲，哥伦布到来前，这些对当地农民而言都不是问题。在当地人签署契约、转让和继承土地过程中，不存在土地“所有权”的概念。如果一个农民或一群农民经营了一片耕地，那么这片耕地的边界是自动得到他人承认和尊重的，别人也不会侵犯。在休耕期，任何人都可以在这片土地上觅食和狩猎。
这类土地的大部分都已经由原住民在耕作，对土地的经营管理会依照部落间的协定进行。但在任何情况下，粮食种植都不需要建篱笆。欧洲人是否自欺欺人地认为这片土地无人耕作并不是问题的重点，因为即使他们知道有人耕种，也不会在意。重点是，他们事实上可以无限制地攫取这片土地上的资源并会继续在最富庶的土地上偷盗，把它变成种植园、庄园、农场或牧场，用来圈养外来牲畜。
最终，欧洲人圈占了大部分土地并据为己有，用来买卖以从中获利。他们推行单一作物种植，把生产的余粮用于全球贸易。这些人还制定了财产法，改变了原先的情形，保留了欧洲的土地所有权和农业传统。那些幸存的原住民中，许多人已经在农业社会生活了几个世纪，他们为了生存被迫重拾游牧狩猎的生活方式。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了这么剧烈的动荡是难以想象的。100年前，几乎所有人终其一生都活在那区区几亩地上，生于斯、长于斯。他们中很少受到人为的外部事件的影响。诚然，战争、侵略和远征依然存在，这些偶尔会影响到普通人，但除了一小部分人外，绝大多数人日常生活都相对独立，即便穷困，生活也十分稳定，世代如此。
来自西半球的财富迅速改变了数百万人的生活，最终改变了地球上每个人的生活轨迹。
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面包的物价乃至生活成本涨了3倍，引发了历史学家所称的“价格革命”和“17世纪普遍危机”
：粮食暴乱、饥荒、贫穷和营养不良接踵而至，成为接下来200多年里发生的数场革命与战争的导火索。这些都是建立一个全新的生产和贸易模式所付出的日益严重的代价。
法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已经将世界大部分地区瓜分完毕，一个显而易见的动机是为了获取财富。但人们很容易忘记，土地本身及它提供急需的食物的潜力是另一个重要动机。在接下来几个世纪中，欧洲列强纷纷奴役原住民，强迫他们在新殖民的土地上耕作，生产茶叶、咖啡及糖等奢侈品。他们还在当地推行种植单一经济作物并将其发展为第一产业（很多时候是唯一的产业），以使自身利益最大化，阻碍原住民本土经济发展。欧洲人先是让原住民不间断劳作，直至倒地不起，再去别处寻找免费劳动力，绑架和掳掠数以百万计的非洲黑奴，由此建立了一个全球经济体系，把人作为商品贩卖，利用劳动力养活整个欧洲大陆。他们从整个生产体系的运作中牟利，用所得利润建立和扶持本国工业和金融部门，同时在国外建立军事和政治机器。最终，这些欧洲人打断了被征服和被压迫地区的自然发展进程，而且说实话，那些被强迫干活的劳动者完全得不到一点好处。
殖民者对原住民造成了如此惨烈的破坏，却不大可能感到懊悔，因为他们的行为已经被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在17世纪推广的思维方法证明是合理的。笛卡尔揭示了对世界的一种原始的科学理解，即将世界分为两种实体：一是可感知的、有生命的、有智慧的“精神实体”，几乎为受过教育的白人男性所特有；二即剩下的部分，被称为“广延实体”。这种简单直白的自然观念被称为“心物二元论”（笛卡尔二元论），可视为科学观念的雏形，它对今天人们的思维方式所造成的影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笛卡尔所称的第二种实体，即广延实体，几乎包含了自然界所有存在物：动物、森林、岩石、人的情感及一切被认为“非理性”的事物。它也包含大多数人类，这些人被当作肉身，是承载大脑的无生命的躯壳，其大脑中“野蛮”的成分远多于“思维”的成分。妇女、未受教育的男人和“野蛮人”都属于“广延实体”，说白了就是劣等人群。
由此观之，所有妇女和有色人种与动物、矿物质、山、土和其他各种自然界的物质皆属同一类（笛卡尔称他们为“制造噪声的机器”），都要接受白人男性的统治。笛卡尔二元论被认为是科学思维的一种形式，其实这不过是对白人男性至上主义宗教式合理化的延伸。
这种思维方式与种族主义、性别主义、环境破坏和对人民的奴役联系在一起。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在《这改变了一切》（ This Changes Everything ）中写道，“笛卡尔谈到了身与心的分离以及人的肉体与大地躯体的分离，这种从根本上一分为二的看法贻害无穷。父权制对女性身体的残害、对大地母亲肌体的破坏，皆与这种二分法密切相关。不管是科学革命，还是工业革命，都滥觞于此”。
正如所有新生的统治阶级所做的那样，如果要建立一个全球性的、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就必须不计后果地铲除农业、农民及其生活方式，这正是已经发生的事实。17世纪前的10 000年间，几乎所有人都从事农业或至少依靠农业生存。17世纪开始，一切都变了。旧的生产方式献祭给了一尊新神，我们委婉地称它为市场经济，或无节制的资本主义。
西方科学要形成一个真正的理性思维传统，仍需再等上好几百年。这种与笛卡尔二元论相反的思想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人的身体、自然与精神世界相互贯通，所有玄妙、难以解释和违反常理的事物也是相互联系的，这一思想流派被称为生态学。然而，在生态学思想观念建立之前，资本主义与食物之间的关系是不计后果的，而整个人类世界首先得承受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