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食物与大脑的反馈环

民以食为天。生存乃万物之始、生命之基。因此，获取食物从一开始就在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人脑能有目的地学习与进化，这种能力经过漫长的演变，让人类获取食物变得越发容易。

大多数动物的食谱都一成不变，它们的食物终生乃至世代都大同小异。人类及其近亲则不同。40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经过进化，从黑猩猩和其他猿类家族中脱颖而出，其后代（即最早的古人类）开始直立行走。这拓展了人类活动的区域，增强了他们搜索地表环境的能力，使其成为优秀的猎手。

人类的饮食变得灵活而伴随机会主义，凡自然依其气候、季节和地理环境所赐之食，皆照单全收。相比树栖猿类较为单一的食谱，人类的食谱灵活多样，能提供更充足、更优质的营养。因此，早期人类能获取比其他物种更多的营养物质，这使他们本就足够大的脑容量进一步增大。人脑中负责进行更“高级”思维的脑皮层也变得异常巨大。

这些硕大的大脑是能源消耗大户，就像不停运转的电力系统，需要不断获得燃料才能维持运行。虽然人脑只占身体重量的2%，但其消耗了身体总能量的四分之一。大量的能量用于补给大脑会使供肌体消耗的能量减少，所以当人的体能下降时，大脑还得想办法弥补能量。因此，猿类脑容量小，体能反比人类好得多。

最终，人类进化出了更灵活的拇指（所有猿类都长着对生拇指，但人类的拇指经演变更胜一筹）。对生拇指改变了人抓取物体的方式，使人的手变得更适合制造和使用工具，也更轻易地获得和享用从前无法获得的食物。

早期人类不仅会搜寻新食物，还会发明新方法用于寻找、捕获、采集和制作食物，从而变得越来越聪明。高度进化的大脑能帮助他们获得更多、更好的食物，这反过来又促进了大脑发育。食物与大脑的双向互补形成了反馈环 并持续了数百万年，“智人”便由此诞生了。

这几百万年间，还发生了许多其他或大或小的变化，但都是逐渐产生的，它们影响了人类骨骼的长度、位置和关节的发育，改变了妊娠和分娩方式，还使人进化出了下巴，以适应新的颌部形态。

比如，智人的面部结构和已灭绝的远古近亲相比明显不同。他们需要巨大的臼齿和颌肌来咀嚼坚硬的木本植物。生吃叶子的动物必须将叶片咀嚼足够长的时间，否则很难消化，牛的反刍就是一例。即便如此，它们也需要足够长的消化道来吸收营养（如牛有4个胃，前后相接），尤其当植物是其主要或唯一的蛋白质来源时更是如此。而智人的臼齿、颌和消化道都进化得较小，以适应肉食。

人类的祖先，比如尼安德特人之前的直立人及其之后的现代人，都食用杂食。他们会以采集或捕获到的任何动植物为食——各类水果、叶子、坚果和动物，其中动物包括昆虫、鸟类、软体动物（如蜗牛）、甲壳纲动物、龟、兔子一类的小型哺乳动物和鱼。尽管其中有些可以用雷击点燃的野火烤熟了吃，但大部分都生吃。

此外，人也会以动物残骸为食，等狮子或其他捕食者猎杀动物并大快朵颐后，便会凑上前去捡拾“残羹剩饭”。

人类祖先在大自然中绝不是最强的，与食物链顶端也相去甚远。开阔的非洲草原能带来新食物，同时也能带来新的危机：直立人在进食时易受攻击，速度不够快。比如，要是你开车时看到一只正在享用松鼠尸体的乌鸦，还没等车开过去，它就会迅速飞离现场。当然，如果是大型猫科肉食动物，人的速度就更比不上了。

但由于人类不会种植粮食，只能靠狩猎、采集食物以及吃动物尸体来与其他物种竞争。从某时起，他们学会了保护和种植山药、马铃薯等块茎类植物，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必须冒着危险去觅食，有时收获颇丰，有时却颗粒无收。

要么吃撑，要么挨饿，这意味着：假如人类发现硕果累累的灌木或动物残骸，只要周围没有危险，便会抓住时机饱餐一顿，尽量填饱肚子。

渐渐地，早期人类进化到开始追踪更敏捷的猎物，对猎物进行远距离追捕，待其命丧悬崖或因狂奔精疲力竭时，再将其打死。由于食物难以保存，当人们捕杀较多猎物时，便会当场吃饱，剩下的会尽量带走并接着吃完。

这一因素对解释当代的暴饮暴食现象十分重要：吃到不能再吃是人的天性，我们身体内部并不存在抵御暴食的机制。如果生活方式很活跃，那暴食算不上什么问题；同时也没有垃圾食品一说。而我们有可能会进化到某一阶段，意识到进食应适可而止。但这一阶段至今都没有到来，这对人类尤其是对个人而言，是非常不幸的。

更聪明有效的采集食物和狩猎的方法是团体合作。正是人类的饮食需求催生了更多的社会行为和更复杂的交往方式。随着气候变暖，大片土地变得更为宜居，人类祖先的足迹到达了更远的地方，甚至走出了非洲大陆。

最终，觅食促使人类制造工具。虽然猿猴、鸟类、甲壳动物，甚至昆虫等动物也使用工具，但只有灵长类动物会制造工具，而人类则是唯一“掌握”工具制造技术的物种。从用一块石头砸开骨头开始，人类用了100万年或更长的时间来学习制造工具，制造工具的技术直到40万年前才变得成熟。我们的祖先开始造矛，接着是箭和镖，然后是用来加工兽皮、木头和骨头的切割和削刮工具，最后还造出了针。

工具是一回事，技术则是另一回事。有一种技术出现时间远早于智人及其工具的诞生，比其他任何技术都更加深远地影响了人类文明的发展，那就是烹饪技术。

许多动物会吃用火烧过的食物。火使人们可以食用原先难以消化的食物。许多动物吃的食物也是被偶然出现的野火，比如由雷击引起的火加工过的。像澳大利亚火鹰这类动物甚至会搜寻和移动火苗，把燃烧的枝条从一地带到另一地，以烧死隐藏的猎物进而进食。

然而，只有人类掌握了火的使用。人类不仅学会了生火，而且学会了控制火，所以能随意用火进行烹饪。达尔文把烹饪称为人类仅次于语言的重要发明。

烹饪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它使人们可以吃到许多不能生吃的新食物，也带来了更多营养。烹饪为人类生活引入了更多的食物：树根、块茎乃至各种切块肉（很多生肉的营养不易被吸收，需经多次咀嚼才能分解），还有大多数豆类和谷物。这些食物最终对人类而言变得不可或缺。

吃熟食除了能减少咀嚼时间，还能减少觅食时间。人类开始吃熟食后不久，就进入了一个比之前任何阶段都更长寿和健康的时期。尽管因母婴死亡率高，人类的预期寿命看似很短，但是这些数据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很多年迈的觅食者仍然身强体壮。

这段健康时期自人类学会烹饪始，到人类开始定栖和种植作物止，持续了约100万年，比有记载的历史长了约200倍之多。

烹饪究竟始于何时？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争辩不休。生物人类学家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在其2009年出版的《火的产生》（ Catching Fire ）一书中指出，我们的祖先早在约180万年前就开始有目的地控制火种烹饪食物了，这比大多数同行所估算的要早了约100万年。德华厄姆认为，正是烹饪塑造了人类，推动人类向智人进化。

无论始于何时，烹饪都为人类打开了食物世界的大门，使人类可选择的食物种类大幅增加。不过，人类的饮食一直不固定（甚至还没流行现在所说的“旧石器饮食法”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些人喜欢高脂肪、高蛋白饮食，另一些人则主要吃碳水化合物。

自远古时代以来，人类都以多种方式组合肉类、鱼类、蔬菜、谷物、水果、坚果和种子，靠杂食而生存，而且在多数情况下都人丁兴旺。随着人类饮食的演化，社会结构也在变迁。

由于掌握了火的使用，人们对在哪里栖居、食用何物有了更多选择。比如，每逢旱季，可食用的植物匮乏，就可以去狩猎，食用动物，从容度过干旱期。饮食范围的扩大为人类提供了额外能量，足以让人类征涉远方，寻找更多的食物来源，这个过程也使人变得越发机敏聪明。

此外，烹饪还有助于建立社群。大多数灵长类动物在狩猎和采集时都是集体行动，但烹饪的出现使人类有了新的合作方式：进行劳动分工，共享资源，乃至形成多种协作群体。

必须承认，关于早期人类先祖的“事实”大多都是根据间接证据推导和阐释出来的并会受时代偏见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们“了解到”：男性外出狩猎，提供人类大部分食物，女性则照看火堆、抚育婴孩。我们也倾向于为这些观点寻找证据，而找到的所谓证据也自相矛盾：男人在外出打猎的同时也在看家护院。这自然无法让人信服。

然而，随着学术研究不再总以父权思想为中心，“男人打猎、女性采集”的观念受到了挑战。现在的研究表明，不仅妇女扮演了比以往文献描述中更多的角色，而且很可能每个健康的人，无论男女，都参与了采集。分工专业化是互补性的，旨在实现一个小而平等的社会，每个人的贡献都至关重要。人们合作劳动，组成专门团体，从事不同工作。我们始终认为的职能必须依性别划分，这个刻板印象直到最近才被动摇。科林·斯坎尼斯（Colin Scanes）在201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菲律宾的阿格塔人（Agta），一个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民族，对既有的性别角色假说提出了挑战。该族有大约一半的猎物都是由女性捕获的。”

此外，即便男性捕获的猎物更大，女性为族人贡献的从食物中汲取的能量却很可能超过了男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仅是推测，但正如琳达·欧文（Linda Owen）在《歪曲历史》（ Distorting the Past ）一书中所写：“如果冰河时期的女性采集植物、鸟蛋、贝类和可食用的昆虫，如果她们负责捕猎小型动物并参与狩猎大型动物，（正如居住在高纬度地区的女性曾做的那样）那么她们为族人贡献的能量很可能占到了总热量的70%。”在欧文看来，那些我们曾以为属于男性的劳动之所以被看得更重要，是因为人们以一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盛行于美国的父权视角解读历史，而没有客观地看待性别分工。

编织篮子是女性的一项专长。人们需要将所觅之食放在篮子里。在篮子编织技术的基础上，人们发明了网，可以用更精细的方式捕获鱼类及小型猎物。发明织网意义重大，因为即使200只野兔才能抵消一头野牛提供的热量（粗略估计，一只野兔含有7 000卡路里，而一头野牛含有140万卡路里），但若捕获一头野牛的时间可以捕获201只野兔，那么猎捕野兔乃是上策。

许多人类学家认为，合作与平等在过去的个体、家族、氏族与部落中是常态，尽管持该观点的人不占多数，而且学界可能永远都无法就这一点达成共识。他们还认为，这些常态得到了强制的维护，使整套系统行之有效。诚然，食物稀缺、土地贫瘠的情形的确存在，但由于早期人类饮食多样且不断发展，又有狩猎采集能力相助，营养不良的现象非常罕见。

这时农耕尚未开始，各部族只能不断迁徙，寻找新地盘，但并不知道哪里能找到食物，也不知道会遇见何种情形。他们与孤独为伴，也必然会感到恐惧，除了团结一致别无选择。那时的人们居无定所，随遇而安，没有所有权的概念，更没有土地所有权的观念，很可能是通过分享食物、与人沟通和展示力量来获得影响力的。

简言之，觅食是最主要的动力，人人都需要食物，而分享食物符合所有人的最大利益。

相比争斗，践行平等、合作，甚至分享的原则更为有益，因为这能加强社会联系，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即便食物偶有“盈余”，也只可能是小规模的囤积，因为迁徙不能采用把食物长埋地下等储藏方法。小范围囤积也可能被视为自私之举，往往会招致奚落，甚至驱逐。不是说争抢或打斗不存在，也不是说等级制或“大人物”不存在。但大体而言，那时没有哪类人能永远高高在上，权力主要源于领导力及众人的敬仰，而非父辈权力的承袭。

按照定义，狩猎采集者就是周围有什么吃什么，只要无毒就行。狩猎采集者们遵循的原则有时被称为最优觅食理论（OFT） 。这一理论蕴含的方法有些复杂（且存在争议），它规定，从逻辑上讲，应以最少的能耗为代价获得热量最多的食物，并根据需要随时调整觅食地点和觅食季节。

动物的杂食程度越高，在不同条件下觅食时就越能茁壮成长，而其他哺乳动物的杂食程度无法与人类可比。

有如此灵活的饮食方式做保障，现代人类（即智人）在大约7万年前先后在亚洲、欧洲扩散，与尼安德特人共存。在3万年前，人类就几乎遍布亚洲和欧洲，当然还包括非洲。

人类习惯了四处游荡，从未停止觅食，而且通常都有所获，包括一些“新品种”，如海豹、小麦、大米和野牛。贮藏食物的能力也提升了：一些人冰冻肉类，一些人掩埋植物块茎、坚果和植物鳞茎，以便错季食用。到上一冰川期末，人类很快进入农业时代，该时期大约从10万年前持续到1万年前。这一时期，我们祖先中的一些人用从地表寻到的小麦制作面包，其他人则食用大米。有些人猎食诸如兔子和猛犸象之类的哺乳动物，他们晒干、熏制或冰冻各类食物。在至少两万年前，甚至可能5万年前，渔村就开始出现了。

从人口增长和领土扩张的角度来看，人类开始繁荣兴旺起来，无论在群体内部还是群体之间，合作都有所加强。同时，由于人类占据了支配地位，加上其他灵长目动物的灭绝，人类和这些动物间的竞争也少了。由此观之，人类占支配地位并不难理解：我们向来都在为了有限的资源和其他物种竞争；也会直接猎食那些物种，将其逼向灭绝。

人类迎来了黄金时代，也即将掀起一场物种史上最剧烈（在有些人看来是最具灾难性）的变革。这一变革最终影响的不仅是每一个彼时或之后活着的人，还有地球本身。

无须聪慧过人的头脑就能注意到，某些植物能长出种子，这些种子会掉落，有时能生长出同类型的新芽。同样，无须特殊的才能或勇气就可以把这些种子的一部分移栽至更适宜的地方，也无须多少经验或技巧就能搞懂如何照料这些幼苗，至少是最低限度的照料。

让植物在人所希望的地方生根发芽，让动物们在周围安家落户，鼓励也好、鞭策也好，哪怕强迫也好，总之把它们喂肥，乃至让其产崽、产奶，这比从早到晚漫山遍野地觅食显然更为简单、可靠。虽然栽培种子、驯养牲畜需要反复试验，会不停地栽跟头，而且这些试验很可能要历经千百年，但人类始终将觅食作为不时之需。

就这样，人类发明了农业。这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个人或单个族群在某个特定的地方发明的。农业是自发而逐步地建立起来的；既是同时展开的，也是循序渐进的；一开始是独立劳作，最后是互帮互助。农业得以在全世界遍地开花，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世代相传。那时的人类在最好条件下至多活70岁，农业技术学得慢，忘得快。

以人类的标准看，这个过程十分漫长。千万别以为是某一小群人脑子一热，组建了村子，就开始筹划耕种，准备秋收，或者盘算如何让牲畜在春天产崽。其实早期农业的发展是因地而异的，整个发展过程是以“千年”为单位的。

1 000年有多久倒还容易想象，但40代人的时间跨度就很难想象了，大多数人的家族只能上溯三四代。尽管可能有些吹毛求疵，但把农业的开端称为“革命”似乎不太准确。革命通常暗指某一新事物在某一刻独立产生，在此处貌似不适用。把人类发展农业的过程看成一种“演变”更为合理。

不管如何称呼，农业的发端不仅仅以技术为标志，如种植作物、储藏种子、驯养牲畜等。这些活动并未改变日常生活，在某些地区恐怕已经进行了上千年之久。作为人类的发明创造，“农业”的兴起也以农业社会的建立为标志，人们组织起来，共同合作、谋划未来，种植和贮存种子，驯养牲畜以获得牛奶、肉类或蛋，使自己的生存能如此持续下去。

保存种子、栽培植物并没有那么复杂，但这过程中容易产生矛盾，因为这样生产出来的作物属于从事农业的人，即“农民”。这些作物就是农民享有的劳动成果，其他任何人不得抢夺。他们养的牲畜也一样，一旦被驯化（这个过程可以很简单，比如将一头牲口圈养在一个封闭或半封闭的山谷里即可），就不得再作为猎物供人狩猎了。谁负责筹备、付出劳动，劳动成果就归谁所有。

有了各种计划，族群就会立下财产方面的规矩。只要族群有权实施，打破这些规矩就要承担后果；而若无法执行规矩，族群的生存便会难以为继。

规矩长久执行，就成了法律。随着农业的发展壮大，这些法律也逐渐发展起来。这又是一个剧变的时期。

戈登·柴尔德（V. Gordon Childe）在其1936年的著作《人类创造自身》（ Man Makes Himself ）中论述道：这场农业革命，同随之而来的城市革命（这里城市革命指的是阶级和政府的兴起）一道，“影响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自柴尔德时代以来，历史学家们相继发展和完善了上述观念，但有个最基本的观念没变：自我们从树上下到地面的那一刻，到后来拓荒、殖民、发展科学和资本主义，没有任何事件对早期人类文明的影响足以比肩农业的发展。

考古学家几乎可以确定，人类最早有组织地种植作物并遵循农事规则的地区是被称为“文明摇篮”的“新月地带”。该地带西起尼罗河沿岸，东至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沿岸，一直延伸至波斯湾。这片区域有时被称为东地中海地区，有时又被称为西南亚地区（尽管埃及是在非洲），或称中东、近东。

在新月地带，小麦（或者准确来说是其祖先单粒小麦）得以在自然条件下茁壮生长。当土壤被践踏、翻刨，或由于野火焚烧、动物排泄而得到增肥后，小麦长势反而更好，足以吸引人类在此定居。

10 000多年前，人类就是在那里最早开始有组织地种植小麦，而且带有一种“这是我们自家小麦”的自豪感。经过漫长的探索和试错，到了前7 000年，除了小麦，人类又开始增种大麦和其他谷物，诸如扁豆和鹰嘴豆之类的蔬菜作物。

此外，人们还开始培育包括橄榄在内的水果，也开始系统地照料和喂养牛、猪、山羊、绵羊和狗等牲畜。年复一年，数个世纪过去，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种植农作物、养殖牲畜的好处，外出觅食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

我们对下列问题的因果次序尚不清楚：到底是更大的脑容量、更强的流动性、更先进的工具、更有效的觅食与狩猎方式推动了人口增长，最终促使人类祖先为获取比外出觅食更多的卡路里而定居下来，从而种植小麦和稻谷呢？还是因为喜欢更舒适、更惬意的生活，就通过种植作物、驯养牲畜、收割粮食、制作乳制品和屠宰动物来掌控食物来源，从而更容易地获得食物，导致人类祖先选择定居生活？

缺少书面历史记载，我们就得不出确切的答案。很有可能各种因素都起了作用，而且这个过程同样漫长得不可思议。冰河期大致结束于12 000年前，随即气候变得温暖宜人，使人类大大拓展了地理探索的疆界。地球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而且种植粮食，尤其是维持生活所必需的谷物，变得更为容易。

农业得以扩展，但土地常遭觅食者破坏。狩猎采集者们存活了下来，遍及美洲大陆，在欧洲人到来以前一直主宰该地区。游牧民族继续统治着亚洲和非洲的半干旱地区，农业在这些地方很难发展，甚至无法发展。

印度的印度河谷和中国的黄河流域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形。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农业在不列颠、中美洲、安第斯山区和其他区域相继出现，到公元前2000年已蔓延至更广的地区，农业技术也相当成熟。到公元纪年，农业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成为主流。

最终，以农业定居为生的人们几乎落户于全世界各个角落，农耕思想和农业技术得以传播和分享。狩猎仍在继续，或是出于生活所需，或是出于娱乐。不过，驯养牲畜已成惯例，其吸引力无须赘述。设想一下，你不仅能享用自己生产的牛奶、鸡蛋和肉类，而且至少从理论上讲，什么时候吃什么，都是自己说了算，这是何等的便利！

最早的农业很可能采取以下两种形式中的一种。一是游牧业，一批批游牧者赶着牲畜群（比如骆驼、绵羊、山羊、驯鹿和马）四处寻找绿地和食物。二是刀耕火种，即把森林和草地用火烧光，再在原地开展种植。在犁发明前，这是垦荒最简单易行的办法，不仅为牲畜提供了草场，粮食作物也享有了更充足的光照。这两种农业形态均延续至今。那些地处偏远、人口稀少的族群还遵循传统的生产方式，而畜牧业者则用大火把亚马孙的丛林烧毁并在焚烧后的土地上种植动物饲料。

动物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相比其他地区，欧亚大陆的自然优势得天独厚，这是因为此地能驯养世界上体形最大的本土物种，它们既能劳作，又能作为食物，一举两得。其中最先驯化的是狗，它们是在30 000年前由狼驯化而来的；接着是绵羊、山羊、猪，后来是牛。动物已经成为多数定居人口生活中的一部分，能够提供奶源、肥料、兽皮（适合制作衣物、船体、容器和各种工具），还被当作交通工具和劳动力使用。

家养动物十分珍贵，吃了太可惜。自从农业出现之后，人们捕食野生动物的数量变少，至少在村舍附近人均食肉量的确有所下降。（其实肉类消耗指标在历史上浮动一直很剧烈，全世界都一样，毋庸置疑。直到最近，人们多数时候都只是偶尔食肉，只有极少数情况例外。）

从四处觅食到定居耕种的转变还带来一个后果，那就是家庭规模的扩大。狩猎采集者不得不留在家里抚养子女，直到他们学会走路，这给外出觅食带来不便。农民则不然，他们鼓励生儿育女，子女长大后会成为劳动力，其价值远高于养育子女的成本。

这样一来，人口增长了差不多10倍且增速极快。多数研究者预测，在冰河时代末期，全球人口数量达到了约500万人。确切数字肯定无从知晓，不过几乎所有专家学者都认为人口总量在100万—1 000万。5 000多年以来，随着农场和村舍在大部分大陆建立，预计地球上的人口至少有5 000万，甚至可能超过了1亿。

庞大的人口改变了地貌景观和生态环境。人类开始用一种全新的、摧枯拉朽的手段，系统性地创造和消耗生物量，造就了众多适应人类需求的新动植物品种，但同时也导致了其他数千个物种的灭绝。

农业从一开始就有多种方式，这主要取决于土地的类型和可利用程度。牲畜是小规模散养，还是大规模牧养？饲养它们是为了挤奶还是食肉？种植的是什么作物？此外，开展农业的方式会根据水文（水资源是否充足？是否需要从别处引水？可否使用水力？）、光照（是否充足？）、劳动力（是自己亲力亲为，还是靠牛帮忙？）和技术（如何开垦土地并为其补给养分？）等条件的不同而变化。

渐渐地，人们懂得如何保持水土，如何管理牲畜，如何用粪便给作物施肥。如果运气好，这些作物既能喂饱人，也能喂饱牲畜。他们还懂得了如何挑选种子、引水、储水、开垦、除草及贮存谷物和其他粮食。所有这些，连同主要食品和工具，都以不同速度在世界各地发展起来。

如果播种能结出硕果，那再好不过了。反之，这片土地就用来放牧。在犁出现前，只有一种用来刨土的棍子——正如你所想的那样。因而在大部分地区，焚烧土地是开辟耕地最快的办法。至于种植什么作物，主要取决于该作物是否适合在此地种植。

到公元前2000年，人们已学会了掰弯木头制造轮子，把火烧到一定温度来铸铁。之后人们造出了犁、水渠、砖及性能更优越的船、羊毛/亚麻衣服，还有耐热陶器，这种陶器极大地提升了烹饪技术。

在这一大发展时期，小麦、大麦、玉米、稻谷、黍、苋和高粱等谷物成了人们的主食。此外，啤酒和葡萄酒也相继出现，玉米饼和酵母面包也诞生了，还有从蜜蜂的蜂巢提取的蜂蜜。其他食品包括：牛、绵羊和山羊的奶以及用其制成的黄油、酸奶和奶酪。牛（通常是阉割过的公牛）、马、驴和骡被当作畜力使用；此外还有众多家畜，如狗、兔子之类的啮齿动物，以及无峰驼、马、骆驼、鹿和家禽。

培育的蔬菜和水果有：各种绿叶蔬菜；洋葱和大蒜等葱科植物；南瓜属植物；花生等豆科植物；芝麻和向日葵等种子植物；葡萄、瓜类（如西瓜）、香蕉、甘蔗、枣类、无花果、番茄、鳄梨、辣椒、柑橘；百合和鸢尾的鳞茎、山药及其他根茎植物，可能还有很多不为人所知的品种。

中国人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就吃起了面食；阿兹特克人在公元纪年以前也开始饮可可茶了；印加人靠种番薯起家；橄榄和橄榄油（特别是后者）在地中海及其周边地带备受欢迎；其他地区的人们会从红花、向日葵、芝麻、椰子、鳄梨和蓖麻中榨油。这个时期的许多食品至今仍风靡世界：玉米粉蒸肉、腌制根类、加糖酸奶、咸肉和熏肉，可能还有炸鸡或炸兔肉。

有些食品一直没变，如稻谷、玉米和小麦依然是主食，它们仍提供了人体所需能量的三分之二。这些谷物都是在本地种植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地区及其居民的饮食结构。

不过，即便农业正创造文明，塑造着人类社会并助其延续，它也同时让我们走向了一条通往变革的“不归路”。

5 000年前，世界上有人类居住的各个大陆都相继出现了文明。政府、城市、文字记录、书写、文化纷纷登场。水土保持、施肥和灌溉提高了农业生产力，粮食贮存条件得以改善，牲畜喂养方式也越来越精细。这一切造就了史上最为庞大的人口数量。

尽管这种变化是循序渐进的，从更宏观的时间尺度上看却很快。大多数人类在经历了20万年的狩猎采集生活后，只用了短短几千年就走向了定居生活。而且相对而言，这种转变是较近时才发生的。人类诞生至今，发展农业的时间只占其中不到5%。

随着更多土地被开垦，粮食产量也在增多，也就能养活更多人口。之后，随着人口增长，土地需求量也在扩大，以维持庞大人口的生存。如果农业的初衷是为生活减负，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人们为了有足够的食物维持生活，很快把农业变成了一场粮食生产竞赛。

这样一来，生活的负担反而重了。干农活辛苦不说，还不能保证收获，还要面对无数未知的后果。

农业革命（或称新石器时代革命）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性不可估量，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农业带来的变革是好是坏还有待商榷。有些学者，像大名鼎鼎的《枪炮、病菌和钢铁》（ Guns,Germs and Steel ）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就认为，农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犯过的最大的错误”。

他在1987年以上述题目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说道：“人们认为开展农业是迈向美好生活决定性的一步，但从很多方面看它是一场灾难，其余波至今犹在。”《人类简史》（ Sapiens ）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称农业革命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骗局”。这种想法现今虽未被奉为金科玉律，但已然十分普遍。

农业的确为数以十亿计的人口提供了生的希望，对其中有些人而言，生活因农业而幸福。但是农业也带来了一种新社会，这种社会充斥着不公平和贫穷，成为疾病、奴役乃至战争滋生的温床。

农业是否值得？谁也不好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农业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后果，这些后果的重要性值得大书特书。

首先，人的食谱再次变得单一了。农业出现前，人们能吃什么是不确定的，食物来源也不稳定，但是食物品种多样。相反，农民只种植少数几种作物，通常就是谷物，因而赖以为生的食物品种通常很少，甚至只有一种。因此，如果庄稼歉收，人们就得忍饥挨饿，而歉收是很普遍的。

此外，营养不良屡见不鲜，因为如果餐餐都吃大米、玉米或小米，或只吃这些而不吃含其他营养物质的食物，则必然容易营养不良，营养不良会引发疾病。当人们定居下来，人口密度激增，（在某些地区，尤其是欧洲）人畜共处一个屋檐下，人的患病率与日俱增。

有证据表明，早在4 0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就出现了自来水管道。然而更常见的是无处不在的垃圾和人类的排泄物，还有遍地乱跑的包括老鼠在内的动物，这些都是疾病传染源。

不仅生活环境更加脏、乱、差，人的寿命也在缩短。证据显示，自农业发展以来，人类平均寿命缩短了大约7年；男性平均身高从5.9英尺 下降到5.3英尺，矮了0.6英尺；人的牙齿也变得更易腐烂。这些情况还在持续，而且罗马人平均要比美索不达米亚人少活10年。

相比狩猎采集者，农民必须更勤恳地工作，而总能有所收获、食能果腹，有大把休息时间，过上更好的生活的指望，往往落空。相反，他们要开垦土地、种植和浇灌作物、除草、收获、打谷、储存粮食、饲养动物，还有很多别的活儿要干，整天忙个不停。直到18世纪前，这种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构成了几乎所有人日常生活的内容。

文明也带来了不平等，阶级分化变得尤为显著。农业社会以前，总会出现一些领头的人（每家每户都有顶梁柱），甚至是有权势的人，他们主要为男性。但在每个社会中，人人都需要依靠他人的劳动过活。进入农业社会之后，生产出现了过剩，滋生了不平等，精英群体也出现了。考古证据甚至发现了一群比普通民众长得更高、更健康的新贵族群体。与此同时，人们制定了更严格的性别分工，女性也开始受到压迫。

过去的一万年间，绝大多数人都因成为农民和体力劳动者而受苦，他们要开辟耕地、种植庄稼、挑水，后来还要挖矿、组建工厂、使用枪支弹药……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历史。而这些人中，过上舒坦日子的少之又少。

这一系列变化看似微不足道，结果却无法预料。正如我们的祖先无法预知传染病和军队的来临一样，他们同样也无法预知农业无意产生的另一个后果，即全球变暖。可以肯定，每个人都在做自认为最正确的事情，而且人们在数百年、数千年的时间里做的最初几个决定不太可能带来明显变化。储存作物种子和饲养牲畜似乎确实提供了更多安全感，改善了生活。保证稳定的食物来源，努力为生活打拼，这都是人的天性使然。在当时，这么做是对的，毕竟凡事不可能皆遂人愿。

就算早期农民发现了各种存在的问题，要想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扭转局面也为时已晚。狩猎采集的技艺早已失传，地理环境也彻底改变了；最重要的是，人口一直在激增。从此，只有农业能够为人类提供足够的食物。如果说农业社会催生了统治阶级和政体，带来了贫穷、饥荒、营养不良、不平等、战争、瘟疫和环境破坏等诸多恶果，那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后果初露端倪，人类才开始加以应对。 IYrw7OArnMXIYy3TX420MKBDTg8H5cUuWOtF7xhryTHph0pIRDScuKW7ycGPOZZ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