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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如果有人突然问起妈妈“您是哪国人”，我相信她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旧金山人”。
怕你取笑她，她会飞快地加上一句：“我是说挪威人。我是美国公民。”
可是她的第一句话才是她的真实想法。
她走下渡船茫然孤独地来到一块陌生的土地上时，旧金山注定会成为她唯一的归宿。
“这里像挪威。”姨妈们说妈妈当时就如此断言。
妈妈立刻就开始关注起这座城市。
妈妈了解了旧金山的很多事情。她能告诉你怎么去电报山，渔人码头的船什么时候归港，海湾街旁照看螃蟹蒸壶的男孩们叫什么名字，还有在兰兹角的哪个地点能找到蓝黄相间的鲁冰花。
缆车可以带来无穷无尽的乐趣，妈妈脑海中一个完美的周日下午，就是爸爸带着我们从一个换乘点坐到下一个换乘点。
爸爸曾说起妈妈的一个故事。在庄严的法庭上妈妈拿出她的公民证书，突然背诵起街道的名字，此举震惊四座。“特克、埃迪、埃利斯、奥法雷，”妈妈骄傲地背道，“吉尔里、波斯特、萨特、布什和派英。”
爸爸说那里的书记员花了好长时间才让妈妈明白，这类知识不是获得公民身份所必需的。
妈妈和一位在第三大街上开店的亚美尼亚女士交上了朋友，并把自己最得意的碱渍鱼的食谱送给了她。可妈妈最喜欢的还是去唐人街探索。老胜发和妈妈能站在他格兰特大道集市的柜台旁聊好久好久。回到卡斯特罗街上的家时，她很有可能拎着一小袋荔枝核或腌生姜。如果我们中有人生病卧床，妈妈会去给我们买回一小包中国干花，把这种干花丢在水里，它就会“开”出令人惊艳的花朵。
妈妈吩咐我们，如果有人问我们在哪里出生，我们应该说“旧金山”。我们出生证明的复件被精心装裱，挂在爸妈的房间里。这些文件难道不能证明这个令人骄傲的事实吗？“毕竟，”爸爸过去常常揶揄妈妈，“毕竟，旧金山不是全世界。”
但是对妈妈来说它就是全世界。整个世界。
有很长一段时间爸爸都有稳定的活儿干，我们第一次有了一点点余钱。妈妈告诉我们，再过几个月我们就会再有个弟弟或妹妹了。
那时候有个地产销售盯着爸爸不放，他想把湾区对面的一个养鸡场卖给爸爸。
那个销售说，首付只要一点点，剩下的钱可以像房租一样分期支付。他对我们说，好好想想吧，那里还有整整五英亩果树。
“阳光！”那个男人热情洋溢地说道，“没有雾。”
妈妈对此嗤之以鼻，就好像有人说了她儿女的坏话一样。
“雾是好东西，”她坚定地说，“对健康有益。”
“但是在那儿小孩们能吃上鸡蛋，”他反驳道，“还有很多的奶喝。”
“有一头奶牛？”爸爸问。
这个嘛，没有，销售承认没有奶牛。但是有四只不错的山羊。
我看见妈妈皱了皱鼻子。
爸爸说不做木匠，自己当老板很好，能有个自己的地方。我们姐妹和内尔斯也连哄带骗、百般乞求。妈妈这才不情不愿地勉强同意搬去湾区对面。
起初那里的生活很有趣：帮助爸爸修剪树枝，修葺摇摇欲坠的小房子的屋顶，从井里提水，砍木头。我记得内尔斯粉刷鸡舍的时候是多么开心。达格玛帮妈妈一起开辟了一小块菜园，我和克里斯蒂娜轮流给总是围着我们转的山羊挤奶。
可天气渐冷时，我们对乡村生活的热情迅速消散了。外面天还黑着，我们就得睡眼惺忪地从被窝里爬起来，在灯下吃早餐，再跋涉好几英里去上学，这些让我们小孩无法适应。
只有一间屋子的校舍和称我们为“斯堪达（的）夫（纳）维亚人”的玩伴，都让我们无法适应。相比之下，我们以前的校园文化更加国际化。
“乡巴佬！”我和克里斯蒂娜闷闷不乐地回敬道，“农村的乡巴佬！”我们边骂边涌起一阵深深的思念。
达格玛忧伤地想起公园里的旋转木马和小矮马，内尔斯经常满眼渴望地说起有着成千上万本藏书的偌大的城市图书馆。
我和克里斯蒂娜则想念城里的人行道。我们心爱的轮滑鞋懒洋洋地挂在储藏室里，每周六早晨我们细心地给它们上油的时候，都会想起我们俩曾是那个街区最棒的轮滑选手。
只有妈妈从不抱怨。但我们经常看到她久久地站在窗边——朝西望去。
爸爸起早贪黑地干活，却打了场败仗。我们眼见着果园里的树苗、我们精心照料的菜园里的蔬菜因为霜冻而枯萎、变黑。可我们没有足够的钱去买烟熏罐。
小鸡们因为一种莫名其妙的怪病也不行了；它们大部分都死了，少量活下来的母鸡也不再下蛋了。
只有山羊在不停地产出。我们的食品架上存满了妈妈制作的棕色山羊奶奶酪。
我们第一次过这样的圣诞节，孩子们没能看到都市的大商店和精美绝伦的橱窗陈列。爸爸的工具箱和我们的轮滑鞋一起被收在了储藏室里，无用武之地。
新年前夜，大人允许我们不去睡觉。妈妈为我们做了“甜汤”，她和爸爸边喝咖啡边说“干杯”，并用挪威语祝福我们每个人新年快乐。
午夜时分，妈妈举起了她的手。“听！”她说道。
我们什么都没听到。
“钟声！”妈妈说，“旧金山的钟声和汽笛声
。”
爸爸看上去颇为担忧。“太远了听不到的，”他温柔地告诉她，“那是你的想象。”
我想我在妈妈的眼中看见了泪水，但一定是我看错了。妈妈可从没哭过。
爸爸沉重地说道：“让一个木匠去当农夫，这不是个好主意。”
“说什么话呢！”妈妈表示反对。可爸爸的肩膀还是耷拉着。第二天爸爸去见地产销售。但那个男人似乎不想搭理我们了。爸爸只好让内尔斯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然而即使这样也几乎没人关注。
我们只收到一个回复，是一对姓松德尔曼的老夫妇的回复。他们喜欢这个养鸡场，但松德尔曼先生又解释说，他们得先处理掉在斯坦纳街的大房子。
“有十一个房间，”松德尔曼夫人告诉我们，“自从我们的儿子长大成人，离开家以后，只有我们老两口住在这空荡荡的大房子里。”
当然十一个房间对我们来说太大了，而且我们是无论如何也凑不齐首付的——把爸爸的养鸡场算上也不够。
可是妈妈似乎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无望。她几次进城去看斯坦纳街的房子，和松德尔曼夫妇商谈。
有一天，珍妮姨妈过来看望我们。
“来拜访一阵子。”她轻快地说。我们很有礼貌，没有告诉她其实我们知道，她会和我们一起待到宝宝出生以后。
妈妈煮了新鲜的咖啡，她和珍妮姨妈、爸爸一起坐在厨房的桌子边。
“孩子们这是怎么了？”珍妮姨妈很想知道。
妈妈看看我们每一个人，眼神十分焦虑。
“他们看上去不好吗？”她焦急地问。
“他们的脸拉得老长。”珍妮姨妈解释道。
妈妈又打量了一下我们。“我懂你的意思了，”她缓慢地说，“他们不快乐。”
珍妮姨妈告诉我们老街坊的新消息。还记得安德森一家吗？嗯，他们搬到卡斯特罗街来了。
还有安娜·伦德奎斯特的哥哥彼得·拉森，他揽到了新高中校舍的木工活儿，他告诉珍妮姨妈，他希望爸爸能做他的木工领班。
爸爸伸出沾满泥土的双手。“那倒不错，”他叹息道，“能重新拿起工具。能闻到新鲜木头的味道。”
妈妈突然站起来。她说：“我在想那所松德尔曼家的房子——十一个房间。珍妮，那房子很适合经营寄宿公寓。”
珍妮姨妈立刻笑了起来：“说得没错。那你现在有时间来干这个吗？”
妈妈的脸红了，她说：“但是等到——爸爸和孩子们都会帮忙。我们一起干。”
胡扯嘛这是，珍妮姨妈大声说。另外，她指出，我们只有大约四个房间的家具。
“我们会有更多家具的，珍妮。爸爸还给彼得·拉森干活儿呢。”
珍妮姨妈直摇头，就好像整个计划都毫无希望似的。
“我认为，”妈妈坚定地说，“松德尔曼夫妇愿意为我们免掉斯坦纳街的房子三四个月的租金，毕竟我们在这里也投入了不少钱。松德尔曼夫人喜欢我们的养鸡场。”
爸爸这几个月以来头一次笑得很大声。“还有山羊，”他说，“老松德尔曼先生喜欢山羊。”
妈妈和爸爸对视了很久。然后爸爸去街上打电话。他回来的时候，点着头说：“免掉四个月的租金。”说完爸爸从储藏室里拿出他的工具箱，开始磨起工具来。
“我们走，”妈妈高兴地说，“我们走。”她打发内尔斯去拿箱子。
“等等，”珍妮姨妈恳求道，“等我们把这件事仔细商量一下。你们迈出这样一步之前得深思熟虑呢。”
“我们走，”妈妈又说了一遍，“我们今天就走。”然后她开始把架子上的盘子往下拿。
珍妮姨妈被一口咖啡呛到了，她急忙说：“真是太蠢了！你不能这样。你必须等到——”
妈妈的声音里有一种奇怪的迫切感：“我们今天就走。房子是空的。松德尔曼夫妇上周就把东西搬到他们结了婚的儿子家里去了。”
“那你们在这里的所有辛勤劳动怎么办？”珍妮姨妈不依不饶，“你们从中得到了什么？”
妈妈说：“旧金山市一所大房子四个月的租金全免，还有山羊奶奶酪。”她指了指食物架，接着说：“许多山羊奶奶酪。”妈妈笑了。
下午晚些时候，爸爸把最后一个箱子搬进这所曾经是松德尔曼家现在是我们家的房子时，妈妈告诉内尔斯他可以去图书馆了，之后她又让我们出去玩。
我们迫不及待地在街区里开心地滑来滑去，边滑边探索这全新的社区，商量第二天干什么。
天黑了，我们回家吃晚餐，发现所有的姨妈都在那儿。然而，还是珍妮姨妈告诉了我们这个消息。她看上去仿佛被人戏弄了一般。
“你们又有个妹妹了。”她冷冷地说道，之后带我们穿过门厅来到一个房间，这里现在是爸爸和妈妈的房间了。
我们踮着脚走进去时，妈妈欣慰地笑了。她揭开怀里那个小包裹外面的毯子，说道：“她的名字叫卡伦。”
爸爸转过身来，笑容满面地看着我们。我们看见他正把我们装裱起来的出生证明齐整地挂成一排钉在墙上。他从嘴里取出一个大头钉。
西格丽德姨妈端着给妈妈的热汤走进来。“嘿，”她说，“你所有的孩子都出生在旧金山，这是不是很有意思？”
“有意思？”珍妮姨妈生气地问，“这有意思吗？”
“这很好啊，”妈妈开心地说，“这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