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现共同富裕正在路上

（一）脱贫攻坚成果有待巩固

尽管在现行标准下，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已全部脱贫，但脱贫地区当前整体发展水平尚低，精准扶贫政策有待坚持和完善。我国现行农村贫困标准是“按2010年价格水平每人每年2 300元” ，经世界银行专家和中方专家按照世界银行消费者物价指数项目的2011年购买力平价测算，折合2.3美元/人·日。与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相比，我国贫困标准仅高于根据15个最穷国家平均标准计算的极端贫困标准（1.9美元/人·日），而低于根据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标准计算的中等偏低收入贫困标准（3.2美元/人·日），更是显著低于中高收入国家贫困标准（5.5美元/人·日）和高收入国家贫困标准（21.7美元/人·日）。

我国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仍亟待健全。全国易返贫致贫人口约438万，规模较大。农村地区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多领域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仍然较大，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的可能性未得到根本解决，返贫致贫风险仍然突出。

具体扶贫工作还存在多个维度的短板弱项，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仍需更加积极有为的努力。在产业扶贫方面，一些摘帽地区扶贫产业市场竞争力不强，缺乏可持续性和内生发展能力；同质化严重，经济效益低，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不足。同时，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尚存在短板，基础设施养护重视不足，信息化建设水平较低，仓储物流等配套设施落后，严重制约产业扶贫空间。在就业扶贫方面，就业扶持尚不充分，脱贫人口就业能力仍有待增强。在易地搬迁扶贫方面，就业需要、产业发展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搬迁后续扶持工作有待加强，安置区社区管理服务水平有待提高，需要更加重视搬迁群众的社会融入。在教育扶贫方面，摘帽地区教育公平仍有待进一步实现，特殊教育质量仍有待进一步提升，残疾人等困难群体通过接受教育实现自食其力的愿景依然任重道远。在健康扶贫方面，一些地区仍然难以获得优质医疗资源和药品，困难群众“小病不去看、大病生不起”的风险没有彻底消除，因病致贫风险仍有待彻底解决。在生态扶贫方面，部分地区自然环境相对恶劣，实施生态扶贫成本较高，生态养护等持续性投入反而加重当地负担。在社会保障方面，养老保障、“三留守”人员和残疾人帮扶尚不充分，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有待补齐。

（二）与国际相比，三大差距依然突出

1.地区差异

近年来，尽管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持续高于东部地区，东中西部之间地区差距逐步缩小，但是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地区差距仍然明显。以2019年 人均GDP比较，我国内地31个省份中，排名前十的省份里东部占八席，并且独霸前七；而排名末十的省份里西部占六席。排名第一的北京市人均GDP是排名最末的甘肃省的五倍。

同时，地区发展表现出日渐突出的南北分化（见图2-1）。南方省份人均GDP水平或增速多高于中位数，而北方省份人均GDP水平或增速多低于中位数。人均GDP水平和增速均高于中位数的7个发展强劲的省份中，北方省份仅占两席；而人均GDP水平和增速均低于中位数的7个发展疲软的省份则全部是北方省份，东北三省中两省落入其中。因此，总体来看，无论是东中西部之间，还是南北方之间，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仍然较大，31个省份人均GDP变异系数达0.47。

尽管国际范围内其他国家也存在地区差距，但我国的地区差距明显偏大。2019年，美国东北地区各州人均GDP普遍较高且增速较快，而南部多州人均GDP存在水平较低且增速缓慢的现象（见图2-2）。但美国50个州 的人均GDP变异系数仅为0.19，排名第一的纽约州的人均GDP仅比排名最末的密西西比州高1.3倍。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相比，我国各地区人均GDP变异系数也属于偏高水平，显著高于日本、韩国等亚洲邻国，以及瑞士、挪威、德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法国等欧美国家（见图2-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注：虚线为对应变量中位数。

资料来源：各州人均GDP数据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的各州GDP（现价美元）和美国人口调查局公布的各州居民人口估计计算得出。

注：虚线为对应变量中位数。

除了经济发展之外，地区之间基础设施、公共卫生服务等也存在显著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基础设施方面，道路长度最长的地区为广东（4.93万公里），最短的地区为西藏（0.08万公里）；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最多的地区为湖南（17.94标台），最少的地区为西藏（7.62标台）；城市供水普及率最高的地区为上海、天津、江苏、浙江（100%），最低的地区为西藏（95.03%）；城市燃气普及率最高的地区为北京、上海、天津、浙江（100%），最低的地区依旧是西藏（60.11%）。在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方面，2019年每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最多的地区为四川（75.43），最少的地区为天津（43.71）；其中城市每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最多的地区为黑龙江（127.84），最少的地区为西藏（45.69）。在卫生技术人员数方面，2019年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最多的地区为北京（126），最少的地区为安徽和江西（57）；其中每万人拥有城市卫生技术人员数最多的地区为北京（185），最少的地区为西藏（58）。

资料来源：中国和美国的各地区人均GDP变异系数根据图2-1和图2-2的2019年最新数据计算得出，其余经济体各地区人均GDP变异系数根据OECD.Stat给出的2017—2019年最新地区人均GDP（现价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得出。

注：样本仅包含地区数为3个及以上的经济体。

同时，精神生活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地区差距。就受教育年限而言，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1年。参与普查的31个省份中，14个省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7个省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北京和上海分别以12.64年、11.81年名列前两位，而西藏、贵州则以6.75年、8.75年名列末两位，北京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几乎为西藏的2倍，差距十分突出。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上海、浙江、北京的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居全国前三，分别为3.32册、1.61册、1.4册；而河南、河北、贵州则处于全国末三位，分别为0.35册、0.4册、0.44册。上海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几乎为河南的10倍，差距悬殊。

2.城乡差距

近年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虽然有所下降，但至2019年仍高达2.64，并且与城乡人均消费支出比（2.11）之差持续扩大，可能带来城乡居民财富差距进一步扩大。2019年，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27.6%和30.0%，这一系数差异同样反映了我国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距。国际比较而言（见表2-1），德国主要城市地区（城乡中间地区）与农村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1.04（1.02），日本主要城市地区（城乡中间地区）与农村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1.13（1.02），美国主要城市地区（城乡中间地区）与农村地区居民人均GDP之比为1.26（1.34），因此，我国城乡差距显著高于这些世界主要经济体。

资料来源：OECD.Stat。

注：表内为2016—2019年各国最新数据。

同时，我国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卫生服务差距仍然明显。在基础设施方面，城市供水普及率为98.78%，燃气普及率为97.29%；县城供水普及率为95.06%，燃气普及率为86.47%；建制镇供水普及率为88.98%，燃气普及率为54.45%；乡供水普及率为80.50%，燃气普及率为26.81%（如表2-2所示）。在医疗卫生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我国城市和农村每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分别为87.81和48.09，每万人拥有城市和农村卫生技术人员数分别为111和50，城市人均床位数和卫生技术人员数约为农村的2倍。

资料来源：《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19》。

此外，在精神生活方面，城乡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2019年，我国城镇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25年，而农村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显著低于城镇，仅为7.92年。 城乡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比为2.25，高于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2.11， 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在城市居民消费中占更大比重。

3.人群差距

21世纪以来我国收入基尼系数呈现先升后降趋势，但数值始终处于国际警戒线0.4之上，2019年收入基尼系数仍高达0.465，80/20高低收入比为10.35， 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为38.7%（见图2-4），低于瑞典（51.6%）、挪威（50.9%）、法国（48.3%）、英国（45.7%）、德国（44.3%）等绝大多数OECD国家。

资料来源：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与美国和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相比，我国人均GDP水平更低，而收入基尼系数更高，呈现在更低富裕水平上的更严重不平等。而在亚洲经济体中，中国也是收入基尼系数较高的经济体之一（见图2-5）。比较日本和韩国的历史情况，两国在相当的人均GDP水平上收入基尼系数相近，人群差距与经济发展之间呈现类似的关联路径。而我国却在相当的人均GDP水平上呈现显著更高的收入基尼系数。尽管我国2019年人均GDP水平与1970年的日本、1993年的韩国相当，但我国的收入基尼系数却比日本高0.11，比韩国高0.14（见图2-6）。

资料来源：UNU-WIDER，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

注：样本为2010—2019年各经济体收入基尼系数最新数据。

资料来源：UNU-WIDER，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

在累积效应下，我国财富差距比收入差距更加突出。财富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0.599上升至2010年的0.698后，继续上升至2016年的0.716并达到峰值，随后有所缓和并降至2019年的0.697。但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财富基尼系数再度上升至0.704，大幅高于收入基尼系数。与之相应，我国财富排名前1%的居民占总财富的比例从2019年的29.0%上升至2020年的30.6%。 国际比较而言，我国财富基尼系数高于不少欧洲国家（见图2-7）。

资料来源：横轴为2010—2019年各经济体收入基尼系数最新数据，数据来自UNU-WIDER，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纵轴为2020年各经济体财富基尼系数，数据来自Credit Suisse Global Wealth Databook 2021。

（三）新发展阶段人民群众对共同富裕提出更高要求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人民群众对共同富裕的要求更加强烈，也对共同富裕提出了更高要求。

随着现行标准下9 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我国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人民群众进而要求更加平衡的共同富裕，在消除绝对贫困的基础上实现更多主体、更加广泛的平衡。近年来，尽管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三大差距呈现缩小趋势，但是与国际其他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差距仍然明显，三大差距仍有进一步缩小的空间。除了贫困人口外，我国其他群体之间的差距也十分突出，财富排名前1%的居民占总财富的比例仍高达三成 ，更多群体之间的平衡仍需积极实现。并且，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冲击下，优势方更易利用当前领先地位进一步扩大优势，因此，需要更加平衡的共同富裕措施以抵抗新一轮冲击所带来的差距扩大压力。

同时，随着我国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发展阶段，人民群众要求更加充分的共同富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懈努力，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创造新的奇迹。2020年，我国GDP首次突破百万亿元规模，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与经济规模地位不相匹配的是，我国人均GDP仅为7.2万元，仍然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尽管从GDP总规模的角度来看我国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就人均GDP而言，我国距离实现充分的共同富裕还有一段路要走。除此以外，在新发展阶段，人们的物质性需要不断得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诉求也更加多元化，开始更多追求社会性需要和心理性需要。更加充分的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发展更加充分的共同富裕，人民群众对共同富裕的要求也拓展到民生福祉的各个方面，期盼更好的教育、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寻求涵盖更多维度的共同富裕。 Slo789AeBftI6+/0+WHGaQNi9zy2+y8XXSDQhJKTmF3QVKy1CPHx7n4QfLJVWz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