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穆齐尔及其《青年特尔莱斯的自白》

罗伯特·穆齐尔1880年生于奥地利卡林西亚州克拉根福。母亲出身上层中产阶级，是一个神经高度紧张的女人，对艺术感兴趣。父亲是奥匈帝国政府的一名工程师，晚年因其工作而获奖赏，晋升小贵族阶层。这是一桩“进步”的婚姻：老穆齐尔未加抗议地接受妻子与一名青年男子亨利希·赖特尔之间在儿子出生后不久发生的私通。赖特尔最终入住穆齐尔夫妇家，形成一个持续四分之一世纪的“三角家庭”。

穆齐尔是独子。在学校他年龄和个子都比同班同学小，但他勤于锻炼，这使他一生都保持强悍体质。家里的气氛似乎很暴烈；在母亲要求下——必须说，也在小男孩的热情同意下——他十一岁时被送去维也纳郊区的初等军事学校寄宿。1894年升读莫拉维亚首府布尔诺附近赫拉尼采的高等军事学校，在那里度过三年。这里成了《青年特尔莱斯》中的W地学校的原型。

十七岁时，穆齐尔决定不做职业军人，遂报考布尔诺的理工学院，在那里埋头苦读工程学，瞧不起人文学科和那类被人文学科吸引的学生。他当时的日记披露，他一心想着性，但以一种非同寻常地深思熟虑的方式。他发现自己无法接受他那个阶级的道德观念习惯上认为一个青年人应扮演的性角色，也即他必须先跟妓女和女工厮混，过浪荡子的生活，直到时机成熟，才娶个合适的女人。他与一个在祖母家工作的捷克女孩赫尔玛·迪茨来往；他不顾母亲的抵制，以及冒着失去朋友的风险，与赫尔玛生活在一起，先是在布尔诺，后来在柏林。

穆齐尔通过把自己与赫尔玛联系在一起，朝着祛除母亲笼罩在他身上的情欲魔咒的方向迈出一大步。在很多年间，赫尔玛一直是他情感生活的焦点。他们的关系——在赫尔玛方面是率直的，在穆齐尔方面则较复杂和矛盾——成了小说《桐卡》的基础，它后来收入小说集《三个女人》（1924）。

在知识内涵上，穆齐尔在军校所受的教育，远远难以跟正统的高级中学比肩。在布尔诺，他开始去听文学讲座和音乐会。他原是希望能够跟上较有教养的同代人，但这个努力很快便成了一次不能自拔的知识冒险。1898年至1902年标志着文学学徒期的第一阶段。青年穆齐尔尤其认同活跃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并对现代主义运动贡献至巨的那一代作家和知识分子。他着迷于马拉美和梅特林克，而拒绝接受关于艺术作品应忠实（“客观”）反映某个预先存在的现实的自然主义信条。至于哲学方面，他则求援于康德、叔本华和（特别是）尼采。他在日记中为自己创造一个艺术角色“活体解剖先生”，一个用知识解剖刀探索意识的状态和感情关系的状态的人。他一视同仁地对自己、家人和朋友施展他的“活体解剖”技巧。

尽管怀着这些新的文学热望，但穆齐尔继续为工程师生涯做准备。他以优异成绩通过考试，然后赴斯图加特，在名校理工学院任助理研究员。但是，科研工作开始使他感到沉闷。虽然他继续写科学论文和继续研究他发明的一种用于光纤实验的工具（他后来申请了该工具的专利，颇不现实地希望可以靠专利费过日子），但他已着手写第一部小说《青年特尔莱斯的自白》。他还开始为改变学术方向打下基础。1903年，他正式放弃工程学，赴柏林攻读哲学和心理学。

《青年特尔莱斯》完成于1905年初。在吃了三家出版社的闭门羹之后，穆齐尔把手稿寄给受尊敬的柏林批评家阿尔弗雷德·克尔指正。克尔伸出援手，提出修改建议，并在该小说1906年出版时写了一篇书评，给予热烈赞扬。然而，尽管《青年特尔莱斯》取得成功，以及尽管他开始在柏林艺术圈子引起注意，但是穆齐尔对自己终生专事写作的才能仍然太过没有把握。他继续攻读哲学，并于1908年取得博士学位。

这时他遇到玛尔塔·马尔科瓦尔迪，她是一个犹太裔女人，大他七岁，已经与第二任丈夫离异。穆齐尔与玛尔塔——她本人是一位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熟悉当代女性主义——建立了一种亲密且有着热烈情欲的关系，这段关系维持到他逝世。两人于1911年结婚，并定居维也纳，穆齐尔在那里的理工学院找到一份档案管理员的工作。

同年，穆齐尔出版第二本书《结合》，它由中篇小说《爱的完善》和《奎耶特·弗罗尼卡的诱惑》组成。这两部作品是以一种痴迷写作状态完成的，其素材则是作者所不熟悉的；虽然篇幅短，但穆齐尔花了两年半时间日日夜夜写作和修改它们。

在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中，穆齐尔奔赴意大利前线，表现优异。战后，他对创作生命最好的时光正在流失感到焦虑，遂草拟不少于二十部作品的大纲，包括一系列长篇讽刺小说。一个剧本《卓识者》（1921）和小说集《三个女人》获奖。他被选为德语作家组织奥地利分会副主席。虽然读者不多，但他已在文学地图上。

不久，那些计划中的长篇讽刺小说被放弃，或并入一个大计划：一部长篇小说。在这部小说中维也纳上层社会周详地思考其下一个沾沾自喜的节日应以何种形式出现，而未觉察到乌云正在天际拢集。小说原是要展示世界大战前夕奥地利的“怪诞”（穆齐尔语）画面。在出版商和一个由追随者组成的协会的经济支援下，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写作《没有个性的人》。

第一卷于1930年出版，在奥地利和德国引起如此热烈的反应，使得穆齐尔——在其他方面是一个谦逊的人——以为自己可能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第二卷证明更难写。在出版商的劝诱下，带着自己重重的顾虑，他允许一个扩充的片段在1933年出版。私底下，他开始担心他将永无法完成这部小说。

他重返知识氛围较活跃的柏林，但这次重返因纳粹上台而中止。穆齐尔与妻子回到维也纳，那里的空气中充满恶兆。穆齐尔患上抑郁症，整体健康亦很差。接着，在1938年，奥地利被纳入第三帝国，穆齐尔夫妇迁居瑞士。他们原是要把瑞士当作中转站，以便赴美国，因为玛尔塔的女儿表示想让他们去美国避难。但美国参战使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他们跟数以万计的其他流亡者一样，被迫羁留在瑞士。

“瑞士以你能在那里享受的自由闻名，”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说，“问题是，你必须做一个游客。”瑞士作为避难所的神话，因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待难民的做法而严重受损。当时瑞士盖过所有其他人道考虑的第一优先考虑，是不与德国对立。穆齐尔指出他的作品在德国和奥地利被禁，并以他再也无法在德语世界其他地方靠写作谋生为理由要求避难。虽然他获准逗留，但他在瑞士从未感到自在过。他在那里默默无闻；他没有自我宣传的才能；瑞士的赞助网络鄙视他。他和妻子靠救济品度日。“今天他们忽略我们。但我们一死，他们就会吹擂说他们庇护我们，”穆齐尔怨愤地对伊格纳齐奥·西洛内说。他太沮丧，根本无法继续写他这部小说。1942年，他六十一岁时，在剧烈地跳了一阵蹦床之后，他患中风，然后死去。

“他以为自己还可以活很久，”他的遗孀说，“最糟糕的是，他留下多得难以置信的材料——小品、笔记、格言、长篇小说章节、日记，而只有他才能使它们变得有用。”她想出版该小说的第三卷，但遭商业出版社拒绝，她唯有自印。第三卷主要由片段构成，没有严谨稳固的次序。

穆齐尔属于这样一代德语国家的知识分子，他们以非同寻常的直接性，经历1890年至1939年欧洲秩序瘫痪的连续几个阶段：首先是具有预兆性的艺术中的危机，体现于第一波现代主义运动；然后是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和由这场战争引发的革命，这些革命把传统制度和自由派制度都一齐摧毁了；最后是失去方向的战后岁月，以法西斯主义者夺取政权达到高潮。《没有个性的人》——一本可以说在写作期间就已被历史赶超的小说——原是要诊断这次瘫痪：穆齐尔愈来愈认为它起源于欧洲的自由派精英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未能认识到秉承自启蒙运动的社会和政治信条并不适用于城市中日益壮大的新大众文明。

在穆齐尔看来，德国文化（奥地利文化是德国文化的一部分——他并不把奥地利文化是一个自主性文化这一理念当一回事）最冥顽不化地倒退的特征，是其倾向于把情感与理智割裂，然后松弛下来，陷入一种未加思考、由各种情绪支配的愚蠢中。他在与他共事的科学家们身上最清晰地看到这种割裂，这些理智者过着他认为是粗鄙的情绪生活。通过改进情欲生活来教育感官，在他看来似乎是把社会伦理水平提高到更高层次的残存的希望。他强烈反对中产阶级种种道德观念强加在男男女女们身上的种种死板的角色，这类角色甚至入侵性亲密的领域。“结果是，灵魂的国度一整个一整个地失去，然后被淹没。”他写道。

由于穆齐尔从《青年特尔莱斯》起就在作品中展示他专注于描写较不为人知的性欲活动，因此他常常被视为弗洛伊德主义者。但他本人从未承认他受弗洛伊德影响。他不喜欢对心理分析的崇拜，也不同意其种种笼统的说法和非科学的证据标准。他偏爱被他戏称为“浅显”的心理学品种——也即经验性和实验性的品种。

事实上穆齐尔和弗洛伊德都是一场更大的欧洲思想运动的一部分。两人都对以理性指导人类行为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两人都是世纪末中欧文明及其不满的诊断师；两人都把女性心灵的黑暗大陆当成自己的大陆来探索。对穆齐尔来说，弗洛伊德与其说是来源，不如说是对手。

在无意识的领域，穆齐尔更心仪的导师是尼采。在尼采那里，穆齐尔找到了：一种回答各种道德问题的方法，它超越善与恶的简单对立；一种认识，认识到艺术本身可以是一种知识探索的形式；以及一种哲学思考模式，它是警句式而不是系统化的，适合于他自己的怀疑性情。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德国一直都不强烈；随着穆齐尔发展成一个作家，他的小说在结构上也日益变得随笔化，仅朝着现实主义叙述的方向摆出一个敷衍性的姿势。

《青年特尔莱斯的自白》原名《学生特尔莱斯的困惑》（学生原文“Zögling”是一个有点正式的名称，含有上层阶级的弦外之音，用来指学校的寄宿者），它围绕着一所精英男校一个施虐的受害故事展开。更具体地说，它是描写其中一名男生特尔莱斯（书中没有披露他的全名）参与一次蓄意羞辱和搞垮一名在偷窃时不幸被逮到的同学巴西尼，结果自己经历了一场危机。对特尔莱斯的内心危机——道德上、心理上和最终在认识论上的危机——的探索，主要是从特尔莱斯自己的意识出发，并构成这部小说的骨干。

最后，特尔莱斯本人也崩溃，并被谨慎地开除出校。事后回顾，特尔莱斯自感在这场风暴中受尽折磨但总算挺了过来。但我们应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这一自我评价，则难以说清，因为这一自我评价的基础，似乎是这样一个认定，也即在这世界上安身立命的唯一办法，是不要太靠近地朝极端经验尤其是性经验在我们内心打开的深渊里望。作者仅让我们瞥了一眼特尔莱斯的晚年生活，这一幕暗示他不一定就变得更有智慧或更好，而只是变得更谨小慎微。

穆齐尔在晚年否认《青年特尔莱斯》写的是自己青年时代的经验，甚至否认这是写一般的青春期。然而，巴西尼及其折磨者拜内贝格和内廷的原型，可轻易地从穆齐尔在赫拉尼采认识的男孩们中间辨认出来，而特尔莱斯最深刻的迷茫之一——关于他对他母亲的感情的本质——则反映于穆齐尔本人的早年日记。特尔莱斯外表的镇静与他内心炽烈的力量之间的差距、学校白天管制良好的运作与夜间阁楼上恐怖的鞭打之间的差距，呼应了特尔莱斯的父母用以示人的井然有序的中产阶级门面与他们的儿子朦胧地意识到的他们暗地里在做什么之间的差距。

穆齐尔用来捕捉这类不可测量性（特尔莱斯本人把它称作“不可比较性”）的主隐喻，来自数学。与整数和整数的分数——它们一起构成了所谓的有理数——住在一起，并且不知怎的被通过数学推理的运算而与它们紧紧相连的，是无穷尽的更多的无理数，这些无理数躲避以整数的方式表述。以特尔莱斯的老师们为首的成年人，似乎都能轻易地使有理数与无理数共居，但对特尔莱斯来说，无理数令他晕眩，是他无法理解的。

特尔莱斯在巴西尼事件调查会上作证结尾时，宣称他已解决了他的精神困惑（“我知道我确实错了”），并已安然步入年轻成年人的阶段（“我不再害怕任何事情。我知道：事情是事情，并将永远保持这个样子。”）列席的老师们完全不明白他到底在说什么：要么他们从未有过像他这样的经验，要么他们紧紧地压抑这些经验。特尔莱斯不寻常之处在于他在面对——或被迫面对——内心的黑暗时的彻底性；不管我们是否把他后来摆出的那副自我陶醉的审美家的姿势视为自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也即他那困惑的青年时代（困惑是穆齐尔以持续的反讽意味使用的词）是现代艺术家的形象：寻访较偏远的经验领域，然后带回他的报告。

虽然《青年特尔莱斯》的非道德主义使它变成一部地道的时代产物，但小说提出的道德问题却不会消失。特尔莱斯的同伴们中较有知识分子倾向的拜内贝格用一种庸俗尼采式和原始法西斯的理由，替他们施加于巴西尼的惩罚辩护，也即他们三人属于新一代，旧规则已不再适合他们（“灵魂已改变了”）；至于同情，同情是一种较低级的冲动，必须克服它的蠢动。特尔莱斯不是拜内贝格。然而，他自己那种执拗——非要巴西尼讲出他遭受的折磨——在道德上并不比另两个同学鞭打巴西尼更优越；当他对巴西尼做同性恋行为时，他痛苦地不对该男生显示任何温柔。

在一个不再有上帝给予的规则的世界，在一个树立榜样的任务落到哲学家-艺术家身上的世界，艺术家的探索应包括把自己更黑暗的冲动付诸实行，以便看这些冲动会把他带到哪里去吗？艺术是否总要凌驾于道德？穆齐尔这部早期作品提出这个问题，但只以最不确定的方式回答该问题。

穆齐尔并不唾弃《青年特尔莱斯》。相反，他继续以愉快的惊异回望它，惊异于他那么年轻就已有如此成就，甚至在技巧上也感到自豪。小说的主隐喻，连同关于我们这个真实、理性、日常的世界没有真实、理性的基础可言的暗示，在《没有个性的人》中得到延伸。在后一部作品中，穆齐尔把乌尔里希和阿加特兄妹踏上“通往可能性的终点的旅程”，也即对作为全书核心的情感极限进行艰险探索的精神，比作“数学有时不得不用荒谬方式来抵达真理的那种自由”。穆齐尔的作品，从开始到最后，都只是一部作品：以逐渐演进的方式记录一个具有超凡敏锐感受力的男人与他所属的时代之间的对抗，那时代被他尖刻地但也正确地称为“受诅咒的”。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