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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伦诺克斯手里的枪不是对着我的，他只是把枪拿在手里而已。那是一把中等口径的自动手枪，外国货，当然不是科尔特手枪，也不是萨维奇手枪。他面色苍白，伤疤脸上写满了疲惫，衣领立着，帽子向下拉着，手里还拿着枪，简直就是从老式警匪动作片里走出来的人物。

“你开车送我去一趟蒂华纳吧，我要赶十点十五分的飞机。”他说，“护照和签证都随身带着，一切都准备好了，就差交通问题了。由于某些原因，我不能从洛杉矶坐火车或巴士，也不能搭飞机过去。我给你500美元车费，你说可以吗？”

我站在门口，没有挪到一边让他进来。“500美元，外加一支枪？”我问。

他心不在焉地低下头，看了看手枪，便收进了口袋里。

“这或许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他说，“对你来说是，对我来说则不是。”

“那就进来吧。”我站到一边，特里疲惫地冲进屋子，瘫坐在椅子上。

浓密的灌木遮住了窗户，房东没有修剪，所以客厅里此时依然黑乎乎的。我打开一盏灯，掏出一支烟。我把烟点燃，低头注视着他。我挠了挠头，把本就凌乱的头发弄得更乱了。平时那种疲倦的笑容又爬到了我的脸上。

“我到底是怎么了，这么美好的早晨，我却净想着睡懒觉？十点十五分，哈？好吧，还有很多时间。我们到厨房去，我来煮点儿咖啡。”

“我有大麻烦了，大侦探。”大侦探，这是他第一次这么称呼我。但想想他的入场风格，他的穿着，再加上那把枪，倒也十分吻合。

“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微风徐徐。你可以听到街对面那些坚韧的老桉树在窃窃私语。它们聊起了在澳大利亚的昔日时光，小袋鼠在树枝下跳来跳去，考拉骑在彼此的背上。是的，我大概也知道你有麻烦了。我先喝几杯咖啡，我们再谈吧。我刚醒来的时候总是有点儿头晕。我们去找哈金斯先生、杨先生商量一下。”

“听着，马洛，现在不是时候……”

“别害怕，老伙计。哈金斯先生和杨先生都是顶好的人物。哈金斯‒杨牌咖啡就是出自他们之手。做咖啡是他们毕生的事业，他们的骄傲和快乐全在里面了。总有一天，我会看到他们得到应有的认可。到目前为止，他们就只能赚到钱。你可别以为这样他们就满足了。”

我和特里轻松地聊了一会儿，便到后面的厨房去了。我开火烧热水，把咖啡机从架子上拿下来。我把量杆弄湿，量好咖啡放进上面的容器里，这时水已经开始冒热气了。我把咖啡机下面的容器装满水后放在火上，再把上面的容器置于其上拧紧。

此时，特里也跟了过来。他在门口靠了一会儿，便慢慢地走到早餐角，坐在座位上。他还在发抖。我从架子上拿出一瓶老祖父威士忌酒，给他倒了一大杯。我知道他需要一大杯酒。即使这样，他也不得不用双手捧着酒杯才能送到嘴边。他咽了口唾沫，砰的一声把杯子放下，猛地向后靠在椅背上。

“我感觉自己快要晕过去了。”他喃喃地说，“我好像有一个礼拜没睡过觉了，昨晚根本没合过眼。”

咖啡机里的水快要开始冒泡了。我把火苗调低，看着水往上升。水在玻璃管的底部悬停了一会儿。我把火苗调大，让水漫过玻璃圆球，随即马上把火苗调低。我搅拌了一下咖啡，盖好盖子，将计时器设为三分钟。你可真是个有条理的人啊，马洛。没有什么能干扰你制作咖啡。哪怕是被一个危险分子拿枪顶着。

我又给他倒了一大杯酒。“就坐在那儿吧。”我说，“什么也别说。坐着就好了。”

他用一只手举起第二杯酒。我去浴室快速洗漱了一番，刚一回来，计时器就响了。我关了火，把咖啡壶放在餐桌的草垫上。我为什么要讲得这么详细？气氛紧张，每一件小事都被放大，如同在进行一场演出，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引人注目，而且非常重要。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时刻，所有机械的动作，无论是不是由来已久，无论是不是已成习惯，都变成了独立的意志行为。就像一个得了小儿麻痹症后学走路的人。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完全没有。

咖啡溶入了水里，气流涌入，像往常一样嘶嘶直响，咖啡冒着气泡，然后安静了下来。我取下咖啡机上面的容器，放在盖子底座上的排水板上。

我倒了两杯咖啡，又给特里倒了一杯酒。“你的是黑咖啡，特里。”我在我的咖啡里加了两块糖和一些奶油。我此时依然迷迷糊糊，都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打开冰箱拿出奶油盒的。

我在他对面坐下。他没有动。他一动不动地倚在早餐角的一角，身体有些僵硬。跟着，他毫无预兆地把头耷拉到桌上，抽泣起来。

我伸出手，从他口袋里掏出了枪，他都没有注意到。那是一把7.65毫米口径的毛瑟枪，很漂亮。我闻了闻，弹出弹夹，里面的子弹是满的，后膛干干净净。

特里抬起头，看到了咖啡，慢慢地喝了几口，不过他一直没有看我。“我没有向任何人开过枪。”他说。

“嗯，最近确实没有，不然就需要把枪清理一下了。我不认为你用这支枪打过人。”

“我会把发生的事告诉你的。”他说。

“等一下。”咖啡稍稍凉了一点儿，我快速喝光，又倒了一杯，“是这样的。”我说，“对于你要讲的事，你说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如果你真想让我开车送你去蒂华纳，有两件事绝对不能和我说。第一……你在听吗？”

他轻轻地点了点头，茫然地盯着我头顶上方的墙壁。今天早上，他的伤疤呈现出了青灰色，皮肤惨白惨白的，但伤疤似乎照样在闪闪发光。

“第一，”我慢慢地重复道，“如果你犯了罪，或者说犯了法律认定的罪行，我的意思是重罪，你不可以告诉我。第二，如果你知道有人犯下了这样的罪行，也不可以同我讲。如果你想让我开车送你去蒂华纳，就绝对不能说。明白了吗？”

他注视着我的眼睛。他的眼睛现在有了焦点，但毫无生气。咖啡已经下了肚，他的脸上依然没有血色，但他镇定了下来。我又给他倒了一些咖啡和一杯酒。

“我告诉过你我遇到麻烦了。”特里说。

“我听到你说了。我不想知道是什么样的麻烦。我得赚钱糊口，还得保住我的执照。”

“我可以拿枪逼你就范。”他说。

我咧嘴一笑，把枪推到桌子对面。他低头看了看，但没有拿起枪。

“你不能拿枪指着我送你去蒂华纳，特里。你不能逼我越过边境，也不能逼我上飞机。干我这一行的，偶尔也用枪。还是不要提枪的事了。如果我告诉警察我太害怕，只能按你说的做，那我会演得非常像。当然，前提是我不知道有什么案情可以报告给警察。”

“听着，”他说，“要到中午甚至更晚，才会有人去敲门。用人很清楚，每次西尔维娅睡得晚的时候，最好不要去打扰她。但是大约到中午的时候，她的女仆就会敲门进去。而她不在房间里。”

我啜着咖啡，什么也没说。

“女仆会发现她的床没人睡过。”特里继续说，“她便会想到去另一个地方找。在离主屋很远的地方有一栋大房子，是给客人住的。那里有独立的车道和车库。西尔维娅是在那里过的夜。女仆最终会在那里找到她。”

我皱起了眉头。“我要问你什么问题，都得小心谨慎，特里。她就不可能是在外面过夜吗？”

“在她的房间里，她的衣服扔得到处都是。她从不把衣服挂起来。女仆知道她只在睡衣外面套了一件睡袍便出门了。所以她只可能是去了客馆。”

“不一定。”我说。

“一定是去客馆了。见鬼，你以为用人不清楚她在客馆里做过什么？仆人向来消息灵通。”

“这事就不提了。”我说。

他的一根手指用力地从完好的半边脸上往下一滑，留下了一道红色的痕迹。“在客馆里，”他慢慢地继续说，“女仆会发现……”

“西尔维娅喝得烂醉如泥，丧失了活动能力，身体都冻僵了。”我厉声说道。

“啊。”他想了想，而且是想了很久。“当然，”他又说，“情况很可能是这样。西尔维娅不是酒鬼。她要是喝醉了，就会非常狼狈。”

“这就是事情的结局了。”我说道，“或者说，到这里就快结束了。我来即兴发挥一下。你兴许还记得，上次我们一起喝酒，我对你有点儿不客气，丢下你一个人走了。我真的很生你的气。事后回想，我看得出来，你不过是想自嘲一番，好摆脱那种大难临头的感觉。你说你有护照和签证。去墨西哥的签证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申请下来的。他们不会随便放人进去的。所以你肯定早有计划了，我还好奇你能坚持多久呢。”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只是觉得自己有义务陪在她身边，我想着她可能需要我做点什么，而不仅仅是拿我当幌子，以防他父亲四处探听她的事。对了，我半夜给你打过电话。”

“我睡觉沉，没听见。”

“那之后我去了一个土耳其浴场，在里面待了几个小时，洗了个蒸汽浴，泡了澡淋了浴，还做了个按摩，我在浴场里打了几个电话。我把车停在了拉布雷亚大街和方丹路的交叉口，我是从那里步行过来的。没人看见我拐进你家的那条街。”

“那几个电话和我有关吗？”

“一个是打给哈兰·波特的。那个老家伙昨天飞到帕萨迪纳处理业务去了。他没回家里住。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找到他。他终于还是接了我的电话。我告诉他我很抱歉，但我要走了。”特里说这话的时候，目光稍稍瞥向一边，望着水槽上方的窗户，以及紧贴着玻璃的黄钟花灌木。

“他有什么反应？”

“他很遗憾，还祝我好运，又问我是否需要钱。”特里大笑起来，声音有点儿刺耳，“钱钱钱。他只认得钱，钱对他是第一位的。我说我有很多钱。然后，我打电话给了西尔维娅的姐姐。我们的对话差不多。就是这样。”

“我有个问题。”我说，“你以前有没有撞见过她和别的男人在客馆里鬼混？”

他摇了摇头。“我从未这么做过。我要是去捉奸，捉到人肯定不难。肯定的。”

“你的咖啡要凉了。”

“我不想喝了。”

“她有很多男人，是吗？但你还是回去了，再次娶她为妻。我知道她是个美人坯子，不过……”

“我告诉过你我是个废物。见鬼，我第一次为什么离开她呢？从那以后，为什么每次见到她，我都是一副狼狈相？我为什么宁愿在阴沟里打滚儿，也不问她要钱？不算我在内，她结过五次婚了。只要她勾勾手指头，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愿意回到她身边，而且不只是为了她的百万家财。”

“她长得确实标致。”我说。我看了看手表。“为什么非得在十点十五分去蒂华纳坐飞机？”

“那趟航班上总有空位。洛杉矶人乘坐‘康妮’ 飞机，七个钟头就能到墨西哥城，谁还愿意坐DC‒3 翻山越岭呢。再说了，‘康妮’也不在我想去的地方中转。”

我站起来，靠在水槽上。“现在我来总结一下，你不要打断我。你今天早上来找我，情绪很激动，想找个人送你去蒂华纳赶早班飞机。你的口袋里有把枪，但我不一定看到了。你跟我说你长久以来一直在隐忍，但昨晚你爆发了。你发现你妻子烂醉如泥，身边还有个男人。你就从家里出来了，去泡了个土耳其浴打发时间。第二天早上，你给你妻子最亲的两个亲人打了电话，告诉他们你在做什么。至于你去哪儿，并不关我的事。你有入境所需的文件，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墨西哥。你怎么去那里，也不关我的事。我们是朋友，你要我做什么，我没想太多就照做了。为什么不呢？你并没有给我任何报酬。你自己有车，但你心情沮丧，没法儿亲自开车。那也是你的事。你这人挺情绪化的，还在战争中受过重伤。我想我应该取走你的车，找个车库存放好。”

特里把手伸进衣服里，掏出一个皮钥匙包推到桌子对面。

“你这番说辞，会有什么效果？”他问。

“那要看听的人是谁了。我还没有说完。你什么都没拿，只有你身上的那身衣服，以及你岳父给你的钱。你妻子给你的东西你一样都没带，包括你停在拉布雷亚大街和方丹路交叉口的那辆豪车。你离开了，要和过去一刀两断。好吧。这说法倒也可信。现在我去刮胡子、换衣服。”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马洛？”

“我刮胡子这段时间，你再喝杯酒。”

我走了出去，留下他一个人弯腰驼背地坐在角落里。他仍然戴着帽子，穿着轻便大衣。但他现在看起来精神多了。

我走进浴室，刮了胡子。我回到卧室打领带时，他走过来站在门口。“我洗了杯子，以防万一。”他说，“但我在想，也许你最好报警。”

“要报警，你可以自己去。我没什么跟警察说的。”

“你想让我报警？”

我猛地转过身，狠狠地瞪了特里一眼。“该死的！”我对他喊道，“老天，你就不能消停消停吗？”

“我很抱歉。”

“你当然很抱歉。像你这样的人总是在抱歉，可惜都为时已晚。”

他转过身，沿着门厅走回客厅。

我穿好衣服，锁好房子的后门，来到客厅，只见他坐在一把椅子上睡着了，头歪向一边，脸上没有血色，疲倦得全身瘫软。他看起来挺可怜的。我碰了碰他的肩膀，他慢慢地醒转过来，仿佛从他所在的地方到我所在的地方，是一段很长的路。

等他的注意力聚集到我身上的时候，我说：“你用不用手提箱？你那个白色猪皮手提箱还在我衣柜最上面的架子上呢。”

“那里面是空的。”他毫无兴趣地说，“也太招摇了。”

“你不带行李，会更惹人注目。”

我走回卧室，站在衣柜的台阶上，从高处的架子上取下白色猪皮手提箱。天花板的方形活板门就在我的头顶上方，于是我把门推开，尽可能地把手往里伸，把他的皮钥匙包扔到了一根满是灰尘的横梁后面。

我拿着行李箱爬下来，拂掉上面的尘土，塞进了一身我从未穿过的睡衣、牙膏、一把备用的牙刷、几条便宜的毛巾、一包棉手帕、一管15美分的剃须膏、一把剃须刀和当初买剃须刀时赠送的一包刀片。这些东西都没用过，没有标记，也不显眼，只是不如他用的东西高档。我又塞了一品脱仍用包装纸包着的波旁威士忌。我把手提箱锁上，把钥匙留在其中一把锁里，拿着箱子走出卧室。他又睡着了。我没有叫醒他，而是直接打开门，把手提箱拿到车库，放在了敞篷汽车的前座后面。我把车开出来，锁上车库，上台阶去叫醒他。我锁好大门后，我们便出发了。

我开得很快，但没到超速挨罚的程度。一路上我们没怎么说话，也没有停车吃东西。时间不多了。

边境检查人员没说什么。蒂华纳机场建在一座多风的平顶山上，我把车停在机场办事处附近，坐在那里等着特里买票。DC‒3飞机的螺旋桨已经在缓慢转动，准备起飞了。一个身材高大、英俊帅气的飞行员正在和四个人聊天。其中一个人身高约6英尺4英寸，带着一个枪盒。他旁边站着一个穿宽松长裤的姑娘、一个身材矮小的中年男子和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这个女人个子很高，相形之下，那个男人更显瘦小了。还有三四个人站在旁边，一看就是墨西哥人。看起来就只有这些乘客了。舷梯就在舱门边上，但似乎没人急于进去。这时，一名墨西哥乘务员走下舷梯，站在一边等候。那里似乎没有任何扩音设备。墨西哥人上了飞机，但飞行员仍在与那几个美国人聊天。

我旁边停着一辆很大的帕卡德汽车。我探出头去看那车的牌照。也许有一天我能学会不多管闲事。当我探出头去看牌照时，我看到那个高个子女人正盯着我的方向看。

这时，特里沿着满是灰尘的碎石路走了过来。

“都准备好了。”他说，“我要跟你道别了。”

他伸出手来。我和他握了握手。这会儿他看起来很好，只是很累，仿佛已经筋疲力尽。

我把猪皮箱子从奥兹车里提出来，放在碎石路上。他愤怒地盯着它。

“我告诉过你，我不想要这东西。”他没好气地说。

“这里面有一品脱烈酒，特里。还有一些睡衣之类的东西，都是没有标记的。你不想要，就寄存起来好了。扔掉也行。”

“我有我的理由。”他生硬地说。

“我也有。”

他突然笑了。他拿起手提箱，用另一只手握住我的胳膊。“好吧，伙计。都听你的。记住，要是局面变得不受控，你可以自行决定怎么处理。你不欠我什么。我们只是一起喝了几杯，没有太深的交情，我谈了很多关于我自己的事。我在你的咖啡罐里留了五张100美元的钞票。别生我的气。”

“我倒希望你没有那么做。”

“我的钱多的是，花也花不完。”

“祝你好运，特里。”

那两个美国人正走上飞机舷梯。一个人从机场办事处的门里走了出来，这人又矮又胖，长了一张黝黑的宽脸。他挥挥手，示意人们登机。

“上飞机吧。”我说，“我知道你没有杀你妻子。所以我才会来这里。”

他振作起精神，他的全身都是僵硬的。他慢慢地转过身，然后回头看了看。

“对不起。”他轻声说，“但你错了。我要慢慢地走到飞机那里去。你有足够的时间阻止我。”

他走了起来。我目送他离开。机场办事处门口的那个人在等着，倒也没有显得很不耐烦。墨西哥人很少缺乏耐性。他俯下身来，拍拍猪皮手提箱，冲特里咧嘴笑了笑。然后他站到一边，特里走了进去。过了一会儿，特里从海关人员所在的另一边的门出来了。他依然走得很慢，穿过碎石路，向舷梯走去。他停在那里，向我看过来。他没有示意或挥手。我也没有。然后，他上了飞机，舷梯收了起来。

我回到奥兹车上，发动引擎，倒车、掉头，穿过停车场。高个女人和矮个男人还站在外面。那女人拿出一块手帕，挥了起来。飞机开始向机场的尽头滑行，四周顿时尘土飞扬。飞机在另一端转了个弯，发动机发出雷鸣般的轰鸣。飞机开始慢慢地加速前进。

飞机后面升腾起一团团尘土。飞机起飞了。我看着它在阵阵大风中慢慢地升入空中，消失在东南方向的蓝天里。

我也离开了。边境那里没人注意到我，好像我的脸和时钟上的指针一样没什么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