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台阶下有个红白相间的鸟舍形邮箱,那封信就在里面。在邮箱顶上,连接着摇动臂的啄木鸟立了起来,表明箱中有信,即使这样,我可能也不会朝里面看,因为自从我住进这栋房子,就没收到过邮件。但近来啄木鸟的喙尖没了。木头的断茬很新。想必是哪个调皮的孩子用玩具枪打断的。
信封上用西班牙文写着“航空邮件”,还有几张墨西哥邮票和一些字,如果不是我最近常想到墨西哥,根本不可能认得出来。邮戳上的字迹看不清楚。邮戳也是手工印上去的,印泥都模糊了。信很厚。我走上台阶,坐在客厅里读信。这天晚上似乎极为安静。也许一封来自死者的信也带来了静寂。
信件的开头没有日期,也没有开场白。
这里是一个名叫奥塔托克兰的山边小镇,镇里有一个湖,我在一家不太干净的旅店里,此时正坐在二楼一个房间的窗户旁。窗户下面有一个邮筒,等会儿服务生送咖啡进来时,我会吩咐他帮我把信寄出去,我还会叫他先把信举起来给我看看,然后再投进邮筒里。他寄了信,就能得到一张100比索的钞票,对他来说,这是一大笔钱。
我为什么要如此费尽周折?门外有个皮肤黝黑、穿着尖头鞋和脏衬衫的家伙在监视我。他在等,我不知道他在等什么,但他不让我出去。不过只要这封信能寄出去,我出不出去也就无所谓了。我希望你留下这笔钱,我自己用不上了,而当地的宪兵一定会把钱据为己有。我无意用这笔钱收买什么,权且当成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而表示的歉意吧,也象征着对一个正派人的敬重。和往常一样,我做什么错什么,但枪还在我手上。我预感你可能已经得出了结论。西尔维娅有可能是我杀的,也许真是我动的手,但另外那件事,我绝对做不出来。那么残忍的暴行,不是我的作风。所以有些事情叫人非常恼火。不过无所谓了,一点儿也不重要了。现在最重要的是避免闹出一桩毫无必要也毫无用处的丑闻。她的父亲和姐姐从没伤害过我。他们有各自的生活,而我却厌恶自己的人生,并一路走到了绝境。并不是西尔维娅把我变成废物的,我早就是了。至于她为什么下嫁于我,我不能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想来只是她的一时兴起。至少她在年轻貌美的年华离开了人世。人们常说,欲望使男人衰老,却使女人年轻。人们就爱说废话。人们还说富人总能保护自己,他们的世界里夏日永驻。我和富人一起生活过,知道他们无聊而孤独。
我已经写好了一份认罪书。我觉得有点儿不舒服,我害怕极了。你肯定在书中读到过这样的情况,但书里写的不是事实。事情发生了,而你只剩下口袋里的一把枪,当你被困在一个陌生国家的一家肮脏的小旅馆里,只有一条路可以选……请相信我,朋友,这既不刺激,也没有半点戏剧性。有的只是污秽、肮脏、灰暗和丑陋。
所以,忘掉这件事,也忘掉我吧。不过,先替我在维克多酒吧喝一杯琴蕾。下次你煮咖啡时,给我也倒上一杯,里面加点波旁威士忌,再给我点根香烟,放在杯子旁边。做完这些,就把整件事忘了吧。不再有特里·伦诺克斯这个人了。再见吧。
有人敲门。想必是服务员送咖啡来了。如果不是,那就得开几枪了。一般来说,我喜欢墨西哥人,可惜他们的监狱叫人不敢恭维。永别了。
特里
信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把信叠好放回信封。如此看来,敲门的肯定是送咖啡的服务员。否则这封信就到不了我手里了。我也不可能收到那张有麦迪逊肖像的5000美元钞票。
那张平整的绿色钞票就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从未见过面值这么大的钞票。很多在银行工作的人也没见过。兰迪·斯塔尔和梅内德斯这样的人倒是很有可能随身带着这样的现款。即便去银行兑换,他们一时也拿不出来。他们得向美联储申请,可能需要几天才能到手。在全美国可能只有一千来张在流通。我的这张泛着漂亮的微光,创造出了它特有的光晕。
我坐在那里,久久地看着它。最后,我把钞票放进信件夹里,去厨房煮咖啡。不管是不是多愁善感,他要我做,我便做了。我倒了两杯咖啡,在他的那杯里加了些波旁威士忌,放在我送他上飞机那天早上他坐过的桌上。我为他点了一支烟,搁在杯子旁边的烟灰缸里。我看着咖啡冒出热气,一缕细细的烟从香烟里升起。在外面的黄钟花丛里,一只鸟跳来跳去,轻轻地啁啾叫着,如同自言自语,偶尔还扇动一下翅膀。
过了一会儿,咖啡不再冒热气,香烟也不再冒烟,只剩下烟灰缸边上一个灭了的烟头。我把烟屁股扔进水槽下面的垃圾桶里,又将咖啡倒掉,洗了杯子放好。
就是这样了。可对于那5000美元,这似乎还不够。
过了一会儿,我去看了一场晚场电影。影片很无聊,我根本没看进去。只有一刻不停的声音和屏幕上一张张的大脸。我回到家,又摆出了枯燥的西班牙开局,但这也没什么意思。于是我上了床。
但我怎么也睡不着。凌晨三点,我在地上来回踱步,听着哈恰图良那好似拖拉机厂机械声的乐声。他说这音乐是小提琴协奏曲,我却觉得听来更像风扇传送皮带松了,管他呢。
我很少彻夜失眠,这种情况就像肥胖的邮差一样罕见。如果不是与霍华德·斯宾塞先生约好了去丽兹‒贝弗利酒店见面,我早就喝光一瓶酒,把自己灌醉了。下次再见到有教养的酒鬼醉倒在劳斯莱斯银魂汽车里,我一定会掉头就走,远离是非。自己为自己设下的陷阱,最为致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