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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成为人们所说的作家之后，虽然写作是我最重要的一部分生活，却不是我生活的全部。写作之外，我还必须承担我所应承担的一切，像所有普通居家过日子的人一样，采买，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浏览时装，定期交纳水电费煤气费有线电视费以及各种费，关注物价以利于在自由市场和商贩讨价还价……写作之外，也有一些非我必须承担的，可我乐于参与其间。比如以外行的耳朵欣赏音乐；比如看画（好画家的原作和印刷品）；比如看电影——一九九五年在美国期间，因为喜欢汤姆·汉克斯（《阿甘正传》主演），就花几天时间看了他的全部电影；再比如，悉心揣摩我父亲的某些收藏品，有时也同他一道去“搜罗”它们。
我父亲作为一个长于西画的画家，特别喜爱中国民间的“俗物”。许多年来，他搜集油灯（从汉代直至当今）、火镰、织布梭、粗瓷大碗、大盘、铁匠打制的各式老笨锁、硬木工匠手下的全套凿雕工具、农人腰间的鱼形小刀（简称鱼刀）、牲口脖子上的木“扣槽”……大到碾盘、饸饹床子，小到石头捣蒜臼和火柴棍儿长短的藏针筒儿，他还搜集擀面杖。他搜集的擀面杖，多半来自乡间农户，木质、长短和粗细各有不同，他对它们没有特别的要求，他的原则是有意思就行。当他有机会去农村的时候，他喜欢串门。那时主人多半是好客的，他们通常会大着嗓门邀他进屋。他进了屋，便在灶台、水缸、案板之间东看西看起来。遇有喜欢的，或直接买到手，或买根新的来以新换旧。如若主人既不要钱又不愿意给他擀面杖，我父亲便死磨活说地动员人家，并许以高出原价几倍乃至十几倍的钱。有一次他为了“磨”出一根他看上的擀面杖，在一个村子耽搁了大半天。而他进村的时候，不过是想画些钢笔速写。这样，画速写用去二十分钟，“求”擀面杖却花了五个小时。为了达到目的他能忍住饥饿忍住焦渴。他的顽强以至于惊动了那村的全体村干部。而看热闹的村人越发以为那家的擀面杖是个稀有的宝贝，便撺掇着主人将价格越抬越高。最后还是村干部从中说合，我父亲以近二百元人民币的价格将擀面杖买下。我没有问过父亲这值不值，我知道“喜欢”这两个字的价值有多高。还有一次，父亲从山里回来，拿出一根两尺来长的黑色擀面杖给我看，说是铁木的，很沉，不信你试试。我握在手中试试，果然。父亲告诉我，这擀面杖的主人是满族，蓝旗吧，祖上是给皇陵看坟的。擀面杖传到他这一代，有一百年了。父亲还说，这个人家实在仁义，见他真喜欢这擀面杖，夫妻俩异口同声地说：“是什么好东西哟，喜欢就拿走吧！”父亲并且对我模仿着他们那绝对不同于当地农民的旗人口音——虽然一百年后的他们，早已是地道的当地农民。他们的口音，他们的善良，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去年初秋，我随父亲去太行山西部写生，走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村子，在农民的院里屋里，和他们聊过日子的琐事。一些妇女见父亲带着相机，便请求父亲为她们拍照。父亲为她们照相，还答应照片洗出后寄给她们。父亲在这方面从不食言，尽管他可能终生不会再与她们见面。有个下午我们走进了一个整洁的小院，我像往常那样先打声招呼：“家里有人吗？”一个利索、和善的中年妇女应声从屋里出来站在门口，她笑着对我说：“吃桃儿吧。”我这才发现我正站在一棵桃树下。抬头看看，桃子尚青，小孩拳头大。我说：“谢谢您，我不吃。”妇女向我走来说：“来，吃个，谁让你走到了桃树底下呢。”她伸手摘下几个桃子，放在衣襟上擦净，递给我。我吃着略生涩的桃子，心想也许她就要请求我父亲为她拍照了。但是没有，这个妇女，她仅仅是愿意让一个走到她桃树底下的生人尝尝桃子。于是我又想，这样的妇女若有一根父亲喜欢的擀面杖，她定会毫不犹豫地送给父亲的。我们进了屋，父亲并没有看中她家的擀面杖。
第二天上午，父亲在另外一家发现了他中意的擀面杖。照我当时的看法，这根擀面杖其貌不扬，木质也一般。但也许正是它那种不太圆润的样子吸引了父亲，他小声对陪同我们前来的镇长（年轻的镇长是父亲的朋友）说了买擀面杖的企图。镇长说，这也叫个事儿？这也用买？先拿走，回头我让人上供销社给他们送根新的来！这个上午，这家只有一位年近五十的妇女，她告诉我们，她丈夫上山割山韭菜去了，大闺女正在地里侍弄大棚菜。当她得知我们要买她的擀面杖时，显然觉得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她明确表示了她的不情愿，她说其实那不是地道的擀面杖，那年她当家的和兄弟分家的时候，他们家没分上擀面杖，他当家的在院里捡了根树棍，好歹打磨了几下权做了擀面杖，其实这擀面杖不过是个普通的树棍子。这位妇女想以这擀面杖的不地道打消父亲想要它的念头，我却接上她的话说：“既是这样，就不如让我买一根真正的擀面杖送给您。”哪知妇女听了我的话，立刻又掉转话头，说起这擀面杖是多么好使，说再不地道也是用了多少年的家什了，称手啊，换个别的怕还使不惯哩……这时镇长不由分说一把将擀面杖抓在手里，半是玩笑半是命令地说这擀面杖归他了，他让妇女到镇供销社拿根新的，账记在他身上。妇女仍显犹豫，却终未敌过镇长的意愿。我们自是一番千谢万谢。一出她的院门，镇长便将擀面杖交与父亲。父亲富有经验地说，应该尽快离开这个村子，以防主人一会儿翻悔。
我们随镇长来到镇政府，在他的办公室，镇长对我讲起了他的一些宏伟计划。比如他要拓宽门前这条公路，然后在公路两旁盖起清一色二层楼商店，便利了交通，也让这个山区小镇更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此他正同林业部门交涉，因为现在公路两旁长着参天的杨树。拓宽公路便要刨树，刨树就须林业部门的批准，而林业部门却迟迟不批。镇长说就门前这几棵树啊，让他头疼。后来我们的聊天被一阵高声叫嚷打断，原来是刚才那家的闺女（那个侍弄大棚菜的闺女）前来讨要擀面杖了。
这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女性，她满头热汗，一脸愤怒，站在镇长的门口，很响地拍着巴掌，她叫着：“把我那擀面杖还给我！把我那祖传的（明显与其母说法不符）擀面杖还给我！”镇长上前想要制止她的大叫，说我们又不是白要，不是让你娘去供销社拿根新的嘛。但这女性显然不吃镇长那一套，她哼一声冷笑道：“别说是新的，给根金的也不换！快点儿，快把擀面杖拿出来，正等着擀面呢（也不一定），莫非连饭也不叫俺们吃啦……”她的音量仍未降低，四周无人是她的对手。我和父亲只感到很惭愧。毕竟这其貌不扬的擀面杖是一户人家用惯的家什，用惯了的家什，确能成为这家庭的一员。那么，我们不是在“掠夺”人家家中的一员嘛。我父亲不等这女性再多说什么，赶紧从屋里拿出擀面杖交给她，并再三说着对不起，我也在一旁表示着歉意。谁知这女性接了擀面杖，表情一下子茫然起来，有点像一个铆足了劲儿挥拳打向顽敌的人突然发现打中的是棉花；又仿佛她并不满意这痛快简便的结局。她是想索要更高的价码，还是对我们生出了歉意？又愣了一会儿，她才攥着擀面杖骑车出了镇政府。
过后父亲对我说，这没什么，比这艰难的场面他也碰见过。我知道他要说起一个名叫走马驿的山村，两年前他就在那儿看上了一根擀面杖，却未能得手。两年之间他又去过几次走马驿，并且间接地托了朋友，每次都是败兴而归。但父亲在概念里早已把那擀面杖算成了他的，有时候他会说：“走马驿还有我一根擀面杖呢。”
我经常把父亲心爱的擀面杖排列起来欣赏，枣木的，梨木的，菜木的，杜木的，槟子木的……还有罕见的铁木。它们长短参差着被我排满一面墙，管风琴一般。它们的身上沾着不同年代的面粉，有的已深深滋进木纹；它们的身上有女人身上的力量女人的勤恳和女人绞尽脑汁对食物的琢磨；它们是北方妇女祖祖辈辈赖以维持生计的可靠工具。正如同父亲收藏的那些铁匠打制出的笨锁和鱼刀，那些造型自由简朴的民窑粗瓷，在它们身上同样有劳动着的男人的智慧和匠心。每一根擀面杖，每一把铁锁，都有一个与生计息息相关的故事。在“信息高速公路”时代，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正是这些凡俗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它们能使我的精神沉着、专注，也使我能够找到离人心离自然、离大智慧更近的路。
父亲有雄心要创办一个由他的藏品构成的小型民俗博物馆，这使我也不断地生出些雄心，我愿意帮助父亲实现他这个美梦，梦想将来的那一天。
这便是我写作之外的一些生活，这生活同文学不曾发生直接的关联，但是属于我的写作却从来没有将它们排斥在外。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