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在孩子面前一遍遍重复着自己的故事,他们每次都能觉出这故事的新鲜,却不顾记忆最好的还是眼前的孩子。由于那些故事被过多地重复,在孩子耳朵里,它们早已变成“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一样的索然无味了。
也许所有的孩子都听过大人的重复: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也许所有的大人都重复过自己:爷爷、奶奶、父亲、母亲。
由于爷爷奶奶的早逝,我没有听过爷爷奶奶的重复,却听过父亲重复过去的爷爷奶奶。我想象里的奶奶,总是一位少言寡语、站在灶前做着麻果月饼的农村妇女。因为我小时,一个奶奶和麻果月饼的故事,父亲在我们耳边重复过无数遍,我竟然没有觉出它的乏味,每次听来还能以它展开些新的联想。
父亲讲这故事,总是先从麻说起:这麻,是一种草本阔叶植物,分为朽麻和线麻,朽麻打绳,线麻捻线。麻是麻秸的皮,劈时要到河里去沤,沤时很臭,朽麻最臭。下面还要讲到,经过沤的麻秆不再有力,便有了麻秆打狼的典故。父亲讲时像个说书艺人,又像个植物学家,其实他与这两种职业都无关联,他是个画家。或许是他从小生在农村的缘故,讲起麻来才能使你身临其境。故事的开篇没什么听头,我听时也常盼它快过去。父亲讲麻主要是引出麻的果实——麻果,那是朽麻上的果实。朽麻长得齐房高,叶呈桃圆形,碗样大。当一阵火星般的黄色小花撒向天地之后,便是这麻果的出现。麻果像一簇朝天的小酒杯,制服扣子般大小,“杯”口如一朵平面多瓣的花。瓣中嵌着乳白色的麻籽,剥开嚼嚼,有淡苦味儿,但清香。麻籽成熟后,由白变黑,“酒杯”炸开,它们被弹入大地,来年一齐破土而出。
于是中秋时,乡间女人总是采下一朵麻果,找来红色,用它来点缀这天烤烙的月饼。这月饼的外形虽同于真正的月饼,但远不具月饼的价值,它只是那些购不起月饼的人家一种节日的替代,实则发面火烧矣!如果多一点豆馅或枣泥,再以麻果做印,便是更好的替代了。
那时的我家,中秋时真正的月饼也有,但总是不能满足家人的需求,这种供与求失调的解决办法,便是这填入枣泥、豆馅,钤有麻果印记的火烧的补充,这火烧的制作者即是奶奶。
父亲从来没有讲过他对这天月亮的记忆,在他的印象中这天最美的是下午那明丽的天空,和乡村大道上那盛开的“老鸹喝喜酒”——一种藕荷色的小喇叭花。大概那是因为这时奶奶正在灶前劳作吧,又是因了这天下午那明丽的天空,和那路边“老鸹喝喜酒”的盛开,使他执拗地认为,最好吃的不是细馅果子月饼,而是这钤有麻果印记的火烧。我常看到一个虎势的男孩一手举着这火烧,跳过一棵棵“老鸹喝喜酒”在明丽的天空下奔跑,然后钻进一片朽麻地里找他的伙伴去海阔天空。
我插队时,也注意过这天下午的天空,感觉它明丽得就要溢出颜色,就要染蓝天边的大地,才意识到原来我和我们的冀中平原就是被这么好的天空所笼罩,也才忘掉手上因努力开掘这土地刚打下的血泡。也只有这时,我才想起为什么不去找找那朽麻、那“老鸹喝喜酒”?但我没有成功过。我们那里也有麻,长得不到人高,几个尖尖的叶片像放大的枫叶,也不结麻果,果实是黍子模样的小颗粒。我想,这是线麻吧。但我们这里不用它捻线,我们有棉花。
棉线纺出的绳子又白又长,妇女们坐在树荫里纳底子,把胳膊甩个半圆,甩过头顶。我也问过村里的乡亲,关于“老鸹喝喜酒”,他们好像听到了什么稀罕,笑得一时喘不过气来。也许是这里没有麻果的缘故,这天人们也不烙火烧,有人只从城里买回由供销社一家垄断生产的、同一种形式的月饼,大人和孩子分吃着。我们也互相着捎些回来,艰难地掰。
历史前进得毕竟太快了,转眼间我们的周围变成了另一个天地。当年我回家时进出市里的那条荒凉的城郊大道,现在已是商店林立,琳琅满目的商品从店内排到店外。人在家用电器里穿行,挂在墙上、树上的服装款式大概是从前的几千倍,“雪人”“可乐”使你在那里目不暇接。至于说到中秋时那月饼盛况,你会觉得那简直成了生产厂家和顾客的共同奢侈了。谁也不曾料到,单只这么个圆饼会有这么多名堂。那以馅作为标志的名称不仅是月饼南北的大荟萃,也标志着传统和引进,物质和精神。“自来红”“自来白”“酥皮”“提浆”已是司空见惯;“五仁”“火腿”一听便是源于广粤;“黄油”“改良”谁都能听出引进的意味;“维生素E”“钙奶”则宣布着过多的是“精神”。
每年我都要在这些月饼的风景里奔波一阵,为月饼而奢侈也像是一种传染吧。回到家来带着节前的风尘,一包包打开,先为自己的选择沾沾自喜一阵,窃喜我购得了最新鲜的“酥皮”和“豆蓉”,窃喜今年的“火腿”真是广州运来的……
那么这一年一度的月饼节,由于一年比一年豪华,过节的时间延续也越来越长了——你得吃呀。先是兴高采烈地吃,继而是无所谓地吃,然后是无可奈何地吃,直到最后该分配“消灭”了。然而总有一批不可消灭者要被扔掉的,扔时还要看准时机,轻步掩面,避免落个浪费的罪名。
我家的月饼导致被扔,除了它的过剩之外,另一个原因大约是父亲对它们过分冷淡。他由于厌甜的胃口,对月饼这东西总是给以贬义。在他看来,世上的月饼名称任你千变万化地出新,也不过是糖加面,纵有几丝火腿、几粒果仁也早已埋没在糖面之中。至于黄油,里面果真有吗?昂贵的洋货若像豆油样地加进月饼,那价格肯定远非现在的月饼了。至于那些“精神”货物,又何必呢?就不如吃完月饼再吃个药片。
父亲的理论不无道理,然而我却觉得父亲对各路月饼的淡漠,还是基于他的麻果火烧。那麻果总是随着这天下午的天空在他脑海中出现吧,或者因了这天下午的天空,他脑海中总要出现些麻果的。于是各路月饼变得无奈了。虽然我也感受过这日下午天空的明丽,但我毕竟没有亲自尝过麻果火烧,甚至连朽麻都没有觅见。
后来我无数次地进山,无数次地出省,总不忘记去询问那朽麻,却总未得见。
几年前,我和我们这个城市的许多居民一样搬进了新居,告别了我在我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中描写过的那座“古堡幽灵”。那座楼曾被许多来找我的人念念不忘,不忘它的一团漆黑,不忘它的进入我家时需试探着脚步前进的路途。许多人都要撞在别人家的煤池或杂物上,如果你碰巧撞掉别人家几块砖,你还要尴尬着替人垒上,虽然你正是这楼的一位高贵客人。
我家居住条件的改善,使我也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我在自己的空间里起居、写作,有时也接待客人。这空间不大,但我喜欢,喜欢它的安静和窗外那一片新鲜空气。写作疲劳时我可以投笔凭窗而望,眼中是一地肥硕的菜和侍弄它们的操着浓重乡音的农民,那声音就像我插队时听到的一样。在近处一矮垣内,是为我们供暖的锅炉房,一个三角形的院子常堆着煤山。煤山常常压倒一些草本、木本的植物,有的被淹没了,有的仍在煤山那山底的边缘顽强地生长。要知道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凹凸不平的荒地,如今总要留下些“遗腹子”的。
一次我又凭窗而立时,却发现了意外:一簇阔叶植物正从煤山的边缘蹿出来,几片碗大的桃形圆叶在逆光下显出格外的活泼,几朵火星般的小花就在黑颜色里闪烁。我凭着过人的视力还发现,它的枝干上分明有几个朝天的“酒杯”——呀,朽麻!我迅速跑下楼去,跑进这三角形院子,来到这麻的跟前。一点儿不错,房样高的枝干,桃样的阔叶,火星般的花序,酒杯样的麻果。
我采下一个麻果,回家请父亲验证。父亲惊异地问我是哪儿来的,我指给他说就在窗外,就在眼前。他说,这麻果刚长出,还柔软,里面连籽都不曾有。成熟变硬要到中秋节,现在还不到阴历七月。我说,今年中秋节咱们也烙麻果月饼吧,哪知父亲却显得冷漠了。他说,想想罢了,真做出来你们倒不一定吃了,那不就是火烧嘛。
我不知父亲为什么一下子对麻果失去了兴致,他指的“你们”又是谁。也许是专指我,也许是对一代人的泛指。他一定在想,为什么要拿这久远的想象来冲击眼前呢?难道父亲真的捋胳膊挽袖子为我们做下这火烧后,我担保就不去月饼风景里奔跑了吗?到头来被冷落的或许还是这填了些豆和枣的面饼子,虽然它有我久觅不到的麻果作钤记,当今我们也不再需要这东西来作补充。这时父亲的淡漠,也许是对他从前那热烈想象的冷落吧。
然而,世间哪有不被冷落的热烈呢,热烈应该和想象同步才是。
让麻果永远是麻果吧!还有我未曾见面的“老鸹喝喜酒”。
1989.11
10岁,身后有“文革”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