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队的同事们

一九七八年初春，我给《人民文学》写“文革”结束后第一篇小说《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小说的前言是这样的：应该怎样为人民公社的基层干部画像呢？描写他们风吹日晒下的黝黑而皴裂的皮肤吗？刻画他们的沾满了尘土、芒刺、树叶、粪肥的长靴吗？渲染他们的黑条绒上衣的后背上透过来的白花花的汗渍吗？同情他们熬红了的眼睛和嘶哑的喉咙吗？羡慕他们在本地的无上威权，走到哪里都被注视、被谛听、被请示、被申诉和被包围起来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吗？还是为了他们往往处在矛盾的焦点，受到各方面的夹击而不平呢？我写这一段话是有感而发的。因为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我在我“劳动锻炼”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县红旗人民公社二大队（巴彦岱乡）担任了一年副大队长。“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不再担任大队的领导工作，但是至今（去年——一九九〇年十月我曾旧地重游）当地一些农民仍然称我是“王大队长”。如果真写简历，我希望各方不要忽略我的这段经验。

这个大队的干部，除了我都是维吾尔人，大队书记阿西穆·玉素甫，正派、任劳任怨、廉洁奉公，有条有理有板有眼地做事，是一个难得的农村干部，只是文化差点。几次参加扫盲学习，我还手把手地给他教过维吾尔语新文字，但他始终未摆脱半文盲的状况。这样，到老他也没挣上工资，没吃上“皇粮”。一九六八年他家里盖房子，我帮他上过大梁，所以，去秋到他家里做客，我指着房梁居功自傲地说：“还是我（当然不是一个人啦）帮助着抬到顶子上去的呢！”

大队长马木提·乌肖尔，本是一生产队队长，一九六五年被评为“学大寨先进人物”去大寨参观取经回来，当了大队长。他大字不识，但仪表堂堂，气宇轩昂，特别是翘然扬起的黑胡子极有风度。他经常考虑大队的工作，有时下地归来，一路上自言自语都是讲生产的事。但他的生活很狼狈，他的妻子乌肖尔汗是个病身子，三天两头看病吃药。老大嫂又喜欢诉苦，又喜欢花钱——其实也没花什么钱，因为实在无钱可花。她要喝很浓的砖茶，所以用茶比较“浪费”，不过如此之类。马木提大队长穿着棉袄过六月，因为没钱买夏季衣衫。他一直欠队里钱，大概临终也没还清。他们二位，早已去世多年了。

还有一名副大队长塔列甫江，管水利，本人和妻子都瘦得出奇。特别是他的大儿子，患软骨病，八九岁了仍坐不起来立不起来。我去探望过，并给他讲维生素D与钙的大道理，他说钙片和鱼肝油都用过，无效。终于，孩子死了，大家吊唁得仍很隆重，并不因其为小孩而轻视。到一九六九年搞“一打三反”时，略有一点关于塔副大队长的风言风语，那以后，他不再担任大队工作。

塔列甫江上过学，能做记录、传达文件。

大队部有一秘书，名吐尔迪·哈吉。瘦高，能饮酒，健谈。他掌握着大队图章，地位显要。遇到他不愿意管的事他会说找不到开公文柜的钥匙了，因而无法代开介绍信之类。有一位女社员几次跑大队部被拒，最后一次听到这话，大怒，大哭大闹大骂起来，连鼻涕也甩到大队办公室的洋灰地上（这是穆斯林们最不能容忍的肮脏现象）。一闹，吐尔迪便没有了主意，不知怎么就把钥匙找出来了。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大队召开批判“三家村”大会，吐尔迪代表大队干部发言。虽然都是抄的报纸，但他毕竟批得上纲上线、头头是道、音调铿锵、文句流畅，煞是了得。

大队会计年轻秀美，名阿卜都拉合满。他的字、画都很漂亮。“一打三反”时大队搞一个关于“反革命集团”的展览，就是王蒙文，阿卜都拉合满画。其中被揭露的一个“集团头子”恰是这位会计的亲戚。他一面积极作画，一面仍很亲切地称他的亲戚为“阿哥”，我纠正他数次，无效。还没等展览完中央来了政策，定一个“反革命集团”要经过中央审批，于是一个又一个雨后春笋般被揪出来的集团，又肥皂泡一般破灭了，其实我们大队并无一个这样的集团。一九九〇年再次见他，他已由“奶油小生”变成“将军肚”的中年人了。

大队出纳伊利塔依社教后被搞下去了，因为他和一个地主的女儿搞恋爱。后来他不当大队出纳了，当生产队会计。有一次我在大路上走着被伊利塔依叫住，他正在路边大渠旁饮酒。没有酒杯，他把自行车铃盖拧下来做酒杯。他敬了我一铃盖，我一饮而尽。我到他家喝过几次茶。他和妻子确实是充满爱情，他们是真正自由恋爱结的婚，我深为他们家的幸福而感动。我妻子回北京的时候给他妻子带过头巾。

我们大队还有一个不拿补贴工分的干部，“贫下中农协会”主席毛拉·库图鲁克。他常常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参加扫盲学习态度认真，成效显著。他学会了用阿拉伯语字母拼写，不过字写得大了一些。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参加批判“三家村”大会时带领喊口号，他一再把“万岁”（亚莎孙）与“打倒”（邀哈孙）弄倒，弄得主持会议的大队书记面红耳赤，紧张地为他纠正。还好，没人抓辫子把他打成反革命。无怪乎维吾尔人喜欢说自己是一些温和手软的人。

生产队长们我就更熟悉了。我最佩服的是他们贯彻上级精神的本领。先到县上开一星期“三级干部会”，又到公社开五六天“两级干部会”，会议内容百分之九十五是关于政治挂帅、活学活用、阶级斗争、反修防修、路线为纲、大批判开路等等的，只有百分之五是关于生产、收购、水利的。这些队长弟兄，回来就利用午休时间在地头召开大会，口若悬河地传达上级精神。调门很高，绝不含糊，百分之百的革命彻底，“老三篇”“走资派”如数家珍。话语很短，十来分钟传达完那百分之九十五，再用一小时讲百分之五，当然是结合实际讲。调门高的那些话讲尽管讲，却从来讲完就完，不抓落实——反正也落实不了。

对生产队长们，我最不理解的是他们几乎天天在地头向出工的社员讲话，批评那些不出工的懒汉懒婆娘。我弄不懂我们这些出工的人何必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替懒人们接受“训话”呢？我们不是都来了吗？我们来了却要不断受训斥，明天不来不是耳根清净吗？

“文化大革命”后我不当副大队长了，但还常参加大队的具体工作、在生产队劳动，一直延续到一九七一年。这些大队、生产队干部经济上干净不干净呢？根据我的观察，起码我们这个大队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比较奉公守法的，确实没发现太大的问题。到瓜地里吃个瓜，到果园里吃个苹果，干部还是受优待的，我也受过优待。供销社里来了白酒，有时干部们会先得到消息，至于钱，一文不能短少。干部欠队上的款，以我们大队长为最，但他们的生活确实是非常困难非常困难啊！吃请受礼，问题也不严重。这是因为，第一，那时普遍贫困，谁摆得起酒席、谁送得起礼呢？第二，穆斯林的“请客”是比较多的，生老病死，都有“礼行”，请的人面很宽，吃的“水平”也很一般。

个别坏人当然有，但他确实不能代表农村干部。

骂村干部之风源远流长。至少国民党时候就骂，流风余音至今不止。但谈起村干部来我总替他们有点抱屈之感，他们不容易。记得那时有一句俗话，说这些农村干部是春天的红人（择优选中）、夏天的忙人（当然）、秋天的穷人（拿什么分给社员们呢）、冬天的罪人（冬天搞运动，他们自然是“运动员”）。我特别同情他们，可能是因为我毕竟与他们朝夕相处，“同流”共事过吧。

1991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