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萧乾（1910—1999）记者出身，慧心慧眼，他的散文和特写，如其自述“大都是记者生涯的副产品”，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历史文化的感悟力。萧乾出身贫寒，出生之前他在北京东城看城门的父亲就已去世，母亲被迫给人当佣工，不久也在贫病交加之中撒手人寰。小小的萧乾一边勤工俭学，一边自强自立，通过自己的努力，由小学、中学而及大学，燕京大学毕业后进了报社，二战时担任《大公报》特派记者，满足了他自小就深蕴心底的冲出古城走向世界的渴望。在《大公报》供职的日日夜夜，在十字路口的抉择，“回来落户”的坎坷，重见阳光的奋进……他的这种丰富的经历，为他创作散文提供了基础。他的散文瑰奇多姿、富有张力，显示出和其他作家不同的多维度写作内容和创作风格。他的散文创作，总的主题是记述作为人生采访者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具体可分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以及新时期四个时期。

1935年，大学一毕业，萧乾就在杨振声、沈从文的推荐下，进了《大公报》，编文艺副刊。1938年秋天，萧乾到了香港，仍旧编《大公报·文艺》。1939年上半年，萧乾为报社写了长篇游记《雁荡行》。作品呈示出丰盈的奇思妙想，美章佳句层出不穷，反映了作者锐敏的艺术感知能力和独立特别而鲜明活脱的审美风貌。徜徉在山水之间，作家出色而精微的语言能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时代风云和瑰奇状景结合，让人时时感受到作者心中热烈的情怀和不息而澎湃的波涛。1989年8月底欧战爆发的前夕，萧乾出国，到英国剑桥留学，同时，受邀担任报社特约记者。二战期间，旅英七载，他留下长长的足迹，引起他悠长而深情的回想。除了当年发回国内给报社使用的通信报道外，还有《负笈剑桥》《欧战杂忆》《茶在英国》《一个中国记者对二次欧战的观感》等文，回想自己的旅英岁月，驰骋西线，采访，编发独家新闻的战地记者生涯，等等。他怎能不心驰神往，精神振奋，浑身热流滚滚呢？这些作品里，有他身历的二战时的欧战情景，他熟悉的英伦风情和各色英国人，他信手拈来，栩栩如生，显现出迥乎不同的感觉与视界。

新中国成立后，萧乾在国际新闻局所属的《人民中国》工作，1951年的1、2月间，他深入湖南岳阳和北京近郊土地改革运动，为《人民中国》赶写了一篇他后来称之为用文字反映土改的“连环图画”《土地回老家》，因为政策性强，《人民日报》总编辑范长江就邀请他为国内读者写一篇《在土地改革中学习》，文章刊出后，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肯定。1952年11月，他受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之邀，到出版社上班，由之前的对外宣传工作转而“在文艺上归了队”。1956年上半年，在燕京大学的老同学、当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杨刚推荐下，萧乾去《人民日报》当了文艺部顾问。他不仅做顾问、看文章，而且当特约记者，接连以“本报特约记者”的署名写了《大象与大纲》《餐车里的美学》《草原即景》《万里赶羊》《凤凰坡上》《时代在草原上飞跃》《人民教师刘景昆》等一系列的特写。这些作品和纯粹政策性的报道不同，被视为“专业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成为萧乾继土改文章之后的第二次文字工作的“丰收”期。其中的好几篇和他这一年9月的内蒙古之行有关。他写内蒙古，是真诚的，他是一个完全汉化了的蒙古人，能看到自己祖先栖居过的草原，看到本来只有一座座破喇嘛庙的荒原上兴建起崭新的城市，他的由衷的喜悦加上歌颂新生活的热情就自然而然生发出来，并形诸笔墨了。在这组作品中，影响最大的是《万里赶羊》。事后，《人民日报》还破例刊登了几篇读者反应。其中一篇写道：“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而从事豪迈劳动的各族人民子弟，应该受到人民的尊敬，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敢于做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我仿佛看到在天山下，他们站在冰雪化成的刺骨的河水里，结成人墙，把一千四百只羊运到了彼岸。我感动得流了泪，觉得自己工作做得太少了。他们的行动为国家节省了将近五万元，更可贵的是他们的爱国主义、不畏艰苦的精神。”

萧乾在新时期，显现出无比蓬勃的创作力，写了大量的散文作品，其中除了欧战忆述之外，最多的有两类，一是个人记忆中的北京“城史”，如《北京城杂忆》《老北京的小胡同》。萧乾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老北京的灌肠、爆肚、油茶，他吃得格外过瘾。他忆述北京城的文章，很不一本正经，颇有意思与意趣，浸透着个人汲取与涵养的那种文化的全部风格。二是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收到本书中的许多篇，像《拟J.玛萨里克遗书》《往事三瞥》《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独白》《我的年轮》《写到不能拿笔的那一天》等，都可归为此类。萧乾一生崎岖坎坷，在四十年代受过文坛的批判，反右运动时他也曾被划为“右派”，成了矮人一等的人。他烧过锅炉，扫过厕所，拾粪，卸砖，挖泥，等等。然而他心中始终有所追求。其心迹最早的表露，是《拟J.玛萨里克遗书》。此文发在1948年4月由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上。文中，他描写了一个眷恋故土、“幻想”欧洲不流血革命的人物形象，这个人物虽然最终承认自己政治哲学与和平理想碰壁，但却仍然要对左、右两派尽逆耳之言。作者这里想表达的是，“做人”的原则和革命的原则，人的意识和民族意识，并不总是那么对立、矛盾、不可兼容。作品所写究竟有几分属于这个人物的真实原型的思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这儿把这个人物当成了自己的化身与写照，他是在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1949年年初，萧乾回到祖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与中国同命运，共患难，本来，他当时有几条路可走。他可以接下聘书，应邀到剑桥大学任教；也可以留在香港，保持原有生活方式，静观形势再做选择。然而，怀着对“家”的依恋——执拗的、什么山川都无从阻挡的依恋之情，他回到了北京。就像回家的鸽子，不论路有多么遥远，多么崎岖和险阻，也痴心无改，绝不动摇那种“我要回家”的强烈意愿。这是一种深刻的情感，执著的意志。历经磨难终而改正之后，回忆与反思，虽然略呈伤感与苦涩，却也寄寓真诚与热望。在这种复杂的思绪当中，萧乾将自己的拳拳爱心奉献给了祖国和民族。

萧乾生活在生他养他的土地上，他的命运毕竟是与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历史的命运紧密相连的。他的散文作品，探取丰富而独特的创作题材，捕捉诚挚而宏大的思想与情思表达，奇颖生动。他的探寻、选择、跋涉，他的欢欣、激动、伤感和思索，他对生命历程的反顾，对历史命运的追索，都韵味悠然，值得一读。

丁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