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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统共在英国才住了两个月，这些印象自然是肤浅的。虽然曾两度专程访问伦敦，但那个城市对我这样一个新由东方来的，显得太大了。白天我老担心会把自己丢掉，晚上由于灯火管制，这大城黑得不如农村的一家留人小店，因为怎样破落的店家，总也还点得起一盏油灯呢！天下许多事都是令人捉摸不透的：唐宁街十号是大英帝国的政治中心，然而一个旅客如果不把这号码记准，包管他找不着。那不比香港坚尼地道或上海愚园路任何中产人家的住宅神气多少，而且是躲在一条荒僻的巷子里。距十号远远地，立了一个警岗，看样子他的职守是指挥交通多于守卫。但我得承认白金汉宫和议会大厦的气派还是很堂皇。那天刚好是纳尔逊打胜仗的纪念日（一八〇五年，纳尔逊率领的英海军击败了法兰西-西班牙联合舰队），特拉法尔加广场的石像脚下陈列着鲜艳花圈。历史的光辉照亮了灰暗的天。
在剑桥虽仅住了五十多天，我很快便同这座文化城结下了友谊。初到上海，初到香港，我都有过一段怅然若失的日子，但我对剑桥一直没有陌生感。并不是因为市里商店那些莫名其妙的“欢迎信”：裁缝的问候，书铺送来月份牌，每个陌生的客人都享受那一份；而是剑桥那种半都市半乡下的气氛令我感到亲切。在上海我曾想骑自行车，一个老上海笑着说，只有信差才骑车呢，你不如走路。于是，离开北平五年来，我和那匹“铁驴”就绝了缘。到剑桥的第二天，我便是一辆车的主人了，因为这里几乎每人都拥有一辆。而且车把上还都挂有一只十足乡巴佬气的筐子。每天，几百辆这样的车子由一家家学生公寓驰向城内二十二座学院，每辆车上的骑士都披上一件残破的黑道袍，冻得通红的脸上，扣着一顶黑方帽子。
大约是一种没出息的联想吧，一到剑桥我就马上想起北平来，只有像北平那样的古城才能比拟一座到处是古迹的地方。剑桥由远处看，一点也不神气。每次由伦敦坐火车来，我总得不时探头瞭望着，生怕坐过了站——因为除了一座座尖顶教堂外，它寒伧得如一乡镇。所有它的美，都不是为匆忙的旅人准备的。譬如剑河上游两岸的疏林小丘，学院后的叹息桥，王家学院的唱诗班和城乡的牛马市。这里，还时常路过食宿都在马车上的流浪家庭，吉普赛的孩子们在田野里低唱。
但这并不是说战争没有完全波及这座古城。第一，剑桥的每个居民，本国或异国的，出入都带着一张身份证，这是全国登记处发给的，不但领食物配给靠它，遇有空袭受重伤，也凭它来辨识，以便通知家人。每人都发了一具防毒面罩。很奇怪女人戴它远比男人更热心。自然，和巴黎一样，许多彩色“面罩匣子”已陈列在市面上，花上三五先令，便能把这副貌似猪八戒的玩意儿装饰起来，天蓝的，水绿的，橘红的，很富于个性。但最影响并改变了平时生活的，还是那严厉执行的灯火管制。很少有人没因疏忽而受过警告。笔者截至现在已挨过四五回训斥了。这实在很不便当，尤其是英国的冬天，下午两点出门就得带灯，因为三点多钟便暮色苍茫了。时常高兴地回到家，扭开灯，首先得喂自己口茶水，但正托着杯子时，门便叩起来了，外边那稽查厉声说：“你忘记这是战时了吗？”对了，每个人都得记住这是战时，特别到了夜晚。一个英国朋友的四岁孩子对“灯火管制”这几个字记得比任何字眼都熟。本月内政部公布死于汽车肇祸的已超过一千人，其中六百多名是死于灯火管制下的夜间马路上（战前每月平均只有三百名左右）。很多人向当局呼吁放松些，但没人敢相信纳粹飞机不来乘亮打劫。于是，只好深居简出。时髦妇女的生活是在夜间，然而她们也有自卫办法。据说一种带灯泡的耳环已有人在试用，电池自然很小，电门大约藏在项链上。
萧乾（右二）与友人
物价的确在涨，电池和橡皮等似乎还很缺乏。但日用品价格的增加却极有分寸。开战一个月后，牛奶才涨了一个便士，黄油涨了，但出现一种价钱较廉的人造黄油。配给证虽已发下来，要到一月八日才实行。但“精神控制”却在宣战那天就实行，那就是多年锻炼出来的社会秩序；没有买者存心囤积，也没有卖者居奇抬价。伦敦因人口增多，街灯熄灭，水电和瓦斯从本月已增了价，但小城市并没有用过高的物价剥削避难者。走到肉店，水果店，依然挂着丹麦的小牛肉，耶路撒冷的橘子，南非的香蕉，中国的鸡蛋，齐备而充实。上礼拜我的伙食还是由隔壁警察太太包的，每天仅管午晚二餐，每周她要二十一先令。放假后我自己试做了一个礼拜，一天两个先令可以吃得很好。得感谢谁呢？英国那上千艘在地球各角落东飘西荡的商轮。
开战后，戏院生意反而兴隆起来。街上是黑了，于是，卖自动桥牌的，卖钢琴的，卖通俗书的反而走了好运。在过度紧张中，人们比平时更需要娱乐。但这里我并不想概括英国的一般情形，我只见到一角。一个主教一年五千镑薪俸，理发师侍候完一位顾客，只能挣八个便士，其中两个便士还是小费。
上礼拜我到离剑桥十四英里的一个小村镇去玩。这里我不想写景。两件事引起我的注意。第一，我们因遇雨躲进一个农家小茅屋。屋旁一张铁板棚下，停了一辆奥思丁牌汽车。第二，我们的车驶回剑桥后，我还不知又走回了大城。依我看，英国的乡村和城市的界限真算不上悬殊。在伦敦那大城里，却有座荒凉的海德公园。小乡镇也有讲究的茶馆。
自然在一个五镑可以购置一辆旧汽车的地方（我们的洗衣奶奶的车便是这价目买的），汽车实在不能作为阔绰的标志。所以在剑桥骑车，常常在街口同汽车彼此谦让上半分钟。在中国开汽车的眼睛好像只肯看天，压死白压，汽车时常快得把满街胆小的都吓得心跳，而它赶到戏院却离开场还有二十分钟。在英国，汽车是“市羊”，而不是“市虎”。
秩序，在战时真不失为胜败决定因素之一。譬如贴标语，他们设计得都醒目而色彩和谐，很稀疏很扼要地贴在全城各角，但笔者前年在湘西一小城浮住时，每天几乎都有新的标语贴在昨天的那摊上，原因是那城虽小，却是各地疏散来的学校机关必经之地。信赖、冷静、坚定、尽自己的一份责任，这比不上一个战士的英勇，却是个好公民的起码品德。所以在剑桥，学生依然在辩论、唱歌、赛船、抱书本。年轻的母亲们下午便把白嫩小宝宝推出来，晚上九点钟都围了无线电听当日的战况。
妇女也有从戎的。法国那边还驻着一批英国女飞行员。英国女权运动是上次欧战兴起的。战争是表现勇敢、克尽责任的好机会。两性之间，只有在同样负担下，才有同样权利可言。在疏散人口，保护学童，救护等工作上，英国妇女认为责无旁贷。在香港看到的英国人同我到这里以后看到的仿佛不大一样。欧洲男人原来并不都叼支雪茄，大拇指插在表袋里；女人也并不个个穿得像夜总会的顾客。老实说，在这里和巴黎，我没遇到过一个袒着半个胸脯的贵妇人，如我在港九轮渡上所天天遇到的。反之，这里我看到一般西洋人却都是过日子的老手。不但仆役很少人雇用得起，（人力贵得很呀！）许多轻微的劳动全是自己干。上礼拜我在“六便士商店”买了一对鞋掌。我看见许多人都围了那柜台，在用一张纸样比来比去。我也买了两块，六便士，外给钉子一包。我一生这是第一次当自己的鞋匠。这种商店在全英大城镇比比皆是，成天挤满了人，什么琐碎东西都有。另外一个现象，便是合作社组织的普及和规模之庞大。据说英国百分之十二以上的消费都在合作社手里，他们有机关报。
路过法国时，朋友嘱咐我千万莫谈国事。有一次正在旅馆打电话时，老板娘猛然由后面夺过我的耳机。她用法语对那话筒嚷了几句。然后厉声问我：“你刚才说的什么话？”我告诉她是中国话。她用指头对准我胸口说：“在这里只许说法国话！”这规矩那朋友可以从容遵守，但我却说了最后一句话，那就是：“再见吧。”
在英国，除了登岸时我和所有人一样都受了半个小时盘问（我坐在椅子上，三名警官各自审问一个），但那以后，我再也没受到什么特殊约束。当空中海上在激战时，共产党的机关报《每日工人》也照常出版，照常攻击现政府，攻击战争，并为苏联与纳粹德国签约而辩护，当局这点雅量不简单。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于剑桥
（原载重庆《大公报》，一九四〇年一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