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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得向您告罪。我实在没料到是这么趟旅行。满以为有许多收获，可是，繁华这一路已没有了，大惊大险又还没上场。有的仅是麻烦和委屈。到今天，一切算是略微安定了些。我是说，在不列颠上岸时，警察老爷原把我的护照由一年改成两个月，现在又改成无限期了。于是，买了两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张白天当沙发晚上可以支成床的玩意儿，又叫了半吨煤——看，俨然在浓云密布下又搭帐篷。这是离剑桥镇还有四英里的密尔顿村，窗口对着一片草原，晨雾晚霞里都有着牛羊群在蠕动。地平线上的丛林灌木把天空嵌了道毛茸茸的边缘，远远可以望到镇上古建筑的塔尖钟楼。左边是一片农场，鸡鸣狗吠，和老家没有两样。右边是个古老的酒馆，叫“金鹿”。房子远看简直像个教堂……现在，我便坐在这椅子上，心浮在祖国。摊开我的“好友星散录”，摹想着每张熟稔的脸，炙热的手，我感到了温暖。
以前在书上读到的印度洋、地中海许多地理名词，一旦身临其境，很令人失望：海都是一样无边无际，颜色随天时而变。是的，到了阿拉伯海，觉得夜空特别干净，宇宙显得格外亲切，星星低到几乎举手可以摸到。那晚一颗灿烂流星拖了个尾巴横天掠过。我几乎想跳上沙漠，骑上骆驼，当仆仆风尘的东方博士。红海使人忆起埃及文明，苏伊士使人赞叹工程的伟大……总之，都是历史的联想给这些地方涂上了迷人的色彩。天气阴晴不定，海水也一听风浪的摆布，那魔术师的杰作终于还是生活在地面上的人。
这一路有许多事我后来才懂，有些到现在也还不懂。譬如泊在九龙的法国船不准送客登轮，却放进一批比老虎还凶的流氓，三五成群闯进单身的房间，用拳头对了鼻梁勒索没名目的钱。而且送走了一批，又来一帮。更不懂的是西贡那个看了中国人就冒火的港口警察长。谢谢他七天的款待，囚车、指纹、游街示众，还差点劳动了他的拳脚。船上理了回发。当我左边头发已剪掉时，忽然随了叩门声，扭进来一个买肥皂粉的妇人。那位热情的法兰西理发师立即丢下我头上那半壁未耕耘的荒田，去陪她聊了近一刻钟。话我没听懂，大约是很卖力气地演讲着肥皂粉的功用及其哲学吧。但我最大的谜是这个：无论船到哪个港口，亚洲或非洲，必即有一只水警船靠近。永远是十几个穿了半土半洋装的黑人，簇拥着一个肥胖傲慢的白种人。临离西贡，那港口警察长有意扣了我们二十张护照。东西就放在桌子上，我要那安南人去拿。他浑身颤抖起来，指给我看“Défense d'entrer”（法语：“禁止入内”）的牌子。但这时走来一个法国人，听说在桌子上，为了省得我再纠缠，他进去就拿了出来。为什么让这些天之骄子在别人的土地上作威作福呢！
第一遭走进船上的饭厅，不免有些不自在。面包是硬邦邦的，茶房是蛮横的。低头吃完最后的点心，便走了出来。刚到门口，肩膀给拍了一下，回头一看，啊，有了张笑脸。而且，第一句是：“你的指头好了吗？”我想不起来了。亏了这好记性人的提醒，原来三年前在上海，一个黄昏，我因开罐头把小指割了半寸深，三个礼拜天天去广济医院换绷带。他便是那位看护。这时，我举起指头来自己一端详，那新月形的痕迹依然存在，即刻甚至疼痛的感觉仿佛也恢复过来了。
为了安全，我们净躲避直线航行，因此，由哥伦布到红海口的法属吉布提，竟走了八天，我们盼到第七天的黄昏，刚把希望熄灭，第八天早晨居然看到海鸥了，燠热啊，而且眼睛晃得睁不开。但甲板上还是挤满了船客。有的嚷着看到了鲨鱼，有的遥指秃田说是沙漠。
连船上的那只猫都闲不住脚了。它看到满天是白肚红喙的海鸥，哪儿来的这么丰盛的宴席。刚好救生船边落了两只，它局促不安起来。好容易跳到头等舱的走廊，又为那法父越母的美丽小姐抱住了。她以为这动物跳来是找她的。好容易它脱了身，攀到顶楼。水手们正布置抛锚，一个水手也以为猫是投奔他的。他伸手去抓。意志是舵，它终于跳上了救生船的边缘。衬了蓝天白云，那猫直攀到美丽境界，只是那海鸥却已鼓着翅膀，加入了同类的行列，飞翔到更飘逸的远方去了。
这时船四周已如苍蝇般聚了许多飘着红绸的舢板。这是墨索里尼当前扬言要法国让给他的那个港口，是埃塞俄比亚的近邻，我决定去看看。
远远地，我以为是兵营的帐篷呢，一个个尖堆，原来全是盐。走到哪里，脚下都咯吱吱地踩着盐粒。太阳把地面蒸出腥而且咸的气味。当地人兜售的扇子是芭蕉叶编的，柄在一边，握在手里就像一面小旗子。总督府在小丘上，宛如一座堡垒。挂着三色旗的岗楼并没有哨兵。
这是礼拜日，戏园子、邮局全关了门，我们在一家希腊人开的饭馆吃的饭，坐阿拉伯人的破汽车把这个弹丸之地转了一遭。看了回教清真寺和当地人的茅屋。灰瘦无毛的骆驼由我们身边走过，女人围了朱红披肩，头部包着，右肩扛了一只高瓮，窸窣走来，宛如小时看见的观音图。这以外，又看了一回当地人跳舞。腰肢和臀部摇颤着，用胁下挤出的脆响作节奏。
过苏伊士运河那天，是我们唯一大放光明的日子。白天，我们再不用担心鱼雷，晚上吸烟室、音乐间都灯火辉煌。这运河仅能容两条大船擦肩而过。因此，随了船的行进，平静的水面便被压成规则的花边，展到岸缘，拍波作响。两岸起伏的都是沙漠，荒凉、齐剪、沉默的大地。
在马赛的半天，除看了波兰被炸的新闻电影外，时间都用来逛马路了。但我更爱走巴黎的街道，那是微雨的早晨，落叶铺满道旁。我踏着落叶，沿了塞纳河畔散步。书摊都上了锁，许多店铺门口挂了牌：“因被征调，停止营业。”拉丁区里的中国馆子到十二点还没人上座。
晚上，我登火车时，看到了更悲壮的一面。巴黎北站挤满了人。情人、母亲一个个挤在人群里，两腿僵直，紧紧抱住那全副武装的英雄，未来的马奇诺战士。我看到一个母亲送她的儿子。什么话都嘱咐完了，最后又递了一个小手巾包给他。儿子已消失到队伍里了，她还站在那里，大声嚷着，向他招手。
我的困难始自离开法境时。英、法间的轮渡共有三四条线，这时我不但不能考虑哪条安全些，甚而无法确知哪条还通。但巴黎郊外起伏的山冈、菜圃、枫林太媚人了，我一点没有考虑当晚该歇在哪里。快到布洛涅时，我才开始找去伦敦的旅伴。运气还不坏，因为走的刚好是仅通的路。经过三小时的盘问，我便登了海峡船。
海峡船上的乘客多半是去大陆消夏或上学的英国人。许多新由瑞士度假回来的家庭，母亲一路上还同孩子们说着并不高明的法语，为的是不白费这笔度夏花用。
在等候登记护照时，一个希腊籍的中年女人问起我是不是第一次看到物质文明的欧洲，便被它唬住了？我说，比我想象的要逊色。
在战争中，所有的人都憧憧如影子。一晃，便再也见不着了。
刚下了火车，我在车站上转了半天磨。终于，一个脚行把我带到一家“又好又不贵”的旅馆。
放下行李，我很想出门走走，看看星夜下的伦敦塔；但刚走不远，我便缩回了步。灯火管制下，伦敦街道一片漆黑。我没希望摸黑再找到这家旅馆的门。
而且，我才记起已经九点多了，我还没吃晚饭。我的午餐也仅是在巴黎车站上买的那一瓶柠檬水，两块夹心面包。
我刚坐下，走来一个黑皮肤的姑娘，斜坐在我对面。肤色使我们相互点了个头。这女人举止极文雅，点头时风度似贵妇人，直像用礼貌来遮掩她那厚厚的嘴唇。
饭后，我去听无线电时，她凑过来了。多巧，她也是刚落脚的客人，而且明晨就走，是来英国游历的。我问她是由非洲什么地方来的，她说是由美洲的巴哈马。我的地理知识太贫乏了，问她离哥伦布登陆的地方多远？她说，哥伦布就是在那个岛上登陆的。这以后她告诉了我许多巴哈马的故事。说本来电车上黑人坐后面，白人坐在前面，有一次电车出事故，前面的白种乘客全受了伤，后面的黑种乘客安然无恙。于是，就把次序调换过来了。
第二天早晨她走时，我看她上的车。她说由伦敦到利物浦的平安是保险的，那以后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有一个早晨我在伦敦街上转。我不敢往远处走，大部分时间是围了威斯敏斯特教堂转。在“无名英雄墓”前，我立了好久，想看看那些有名的，被执事阻止了，说是正在做和平祈祷。
伦敦有了什么变化？这个我没资格说。和巴黎一样，只是很萧条。铺子有闭门的，堆沙袋的。一个不同点是，天空横了三排银白色大龙睛鱼，那便是保障伦敦天空的墙。我没看见过它们升起，但第二次去伦敦时，我看见它们落下了。那庞大银灰的怪物使我想到万牲园的巨象，庄严而且阴郁，脖颈下还垂着一串串肉铃铛。
一九三九年十月，于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