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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里尔克出生在奥匈帝国第三大城市布拉格，他痛恨奥地利，痛恨奥地利所代表的一切，因此一旦成人，他随即逃离布拉格。 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他对童年时期在军事学校度过的岁月特别反感，不过，他的这种疏离感还有更为深广的原因。在波希米亚这个帝国的行省中，讲德语的民族相对较少，和许多讲德语的人一样，里尔克一家与当地人相处不甚和睦。里尔克一家以为自己是吕尔克（the Rülkes）这一古老贵族家族的后裔，而事实并非如此；然而，里尔克一家还是与自己文化上的祖国隔膜太深。受家人影响，里尔克从小就鄙视捷克人。

年轻时，里尔克在德国时断时续地生活过，但他对德国的情感也好不了多少。他1901年结婚后移居法国，此后，除一战期间因国籍原因滞留德奥外， 再没回德国。

对里尔克来说，摆脱德国人身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1899年和1900年，他两度访问俄国，还认真学习俄语，甚至企图用俄语从事写作。访俄回国后，一度以俄国通自居，身穿俄国农民常穿的罩衫，故意讲一口结结巴巴的德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移居瑞士，又试图用法语写作。对当时巴黎发生的一切，他了如指掌，他还与法国作家，特别是保尔·瓦莱里保持联系，吹捧法国文学出版业，甚至讲话、通信都用起了法语。晚年，即1922年完成《杜伊诺哀歌》至1926年死于白血病这段时间，他用法语写作完成的东西比用德语写的还要多。

里尔克移情别恋他国，这在德国曾引起注意。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德国，有人攻击他，说他是文化叛徒。他则回答说，自己只想做“一个善良的欧洲人”。事实上，里尔克对做个欧洲人究竟意味着什么，看法并不高明。他不想在战后做个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奥地利人或德国人（尽管有一段时间，他出外旅行，身上带的是捷克护照）。年轻时，他喜欢称自己是个无国可归的人，甚至宣称自己有权决定自己的故乡。“我们来到这人世上，说起来只是暂时的，不管你生在哪儿；在我们的内心里，真正的故乡是慢慢出现的，因此，我们的出生地可说是追忆出来的。” 所以，做一个欧洲人与做一个无国可归的人，对里尔克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当然，做个欧洲人，这个理由听起来更加堂而皇之。

里尔克心目中的欧洲，没有英国的地位。在他的一些虚情矫饰的言论中，其中之一就是说自己不懂英文，他说，连听到别人讲英语都使他不自在。事实上，他十六岁时，曾短期上过一阵商业学校，在那里读过英文（成绩合格）。在朋友帮助下，他还曾经把伊丽莎白·巴雷特·布朗宁的《葡萄牙十四行诗》译成德文。他有学习语言的天赋，除他那几乎完美的法文外，他还精通俄语、丹麦语和意大利语，瑞典语和西班牙语水平也绝非一般。

如果说英国不是他心目中欧洲的一部分，美国就更不用说了。美国所代表的是商业化生活，代表的是大批量制造产品的潮流，而这恰恰是里尔克所痛恨的。1925年，他在给他作品的波兰文译者的一封信中，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类似的信，他写过不少，都试图为收信人阐发《杜伊诺哀歌》中的思想（艾里克·海勒称这些信是“用蹩脚的散文来解释美妙的诗歌”）。

“我们是看不见的蜜蜂，”里尔克写道，“战战兢兢地采集着看得见的花蜜，好把它贮藏到看不见的伟大、金色的蜂房里。”在大批量制造业尚未发明的过去的年代，“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不像一个容器，我们的祖辈发现其中存有人类情感，并在其中加进他们自己的情感。可是现在，这容器空空如也，冥顽不灵的东西从美国降临到了我们的头上，满目所见都是事物的表象、虚假的生活。……一所美国意义上的房子，一个美国的苹果，一处美国葡萄园，与饱含着我们祖先们的希望和沉思的水果、葡萄，其间毫无共通之处。……也许我们是了解这些东西的最后一代人，我们有责任，不仅要保存对这些东西的记忆，还要（像看护我们的家神一样）保护其中的人类价值。”

里尔克说上述这番话时，脑中想到的主要是《杜伊诺哀歌》的第七、八两首。下面，我想引用几行关键的段落，用的是钱乃尔和利伯曼的译文，加斯译文对里尔克的历史观点有点不甚看重：

亲爱的，世界只存在于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生命随着变化而消逝，外部世界越来越小。从前，永恒的房屋所在的地方，如今凸起一座不自然的建筑，与周遭的一切很不谐调，完全是异想天开，仿佛仍然矗立于脑中。

现代所建的巨大能量水库，无形得就像现代人从万物中提取的紧张和烦恼。他不知庙宇为何物。这些心灵的浪费我们将其秘密地藏好。是的，凡有事物存在的地方，人们曾经景仰、侍奉、跪拜过的东西，就会始终如一地向看不见的境界持存。（第119—121页）

这些诗行，批判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以及与之相应的思维习惯，这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显得既不新鲜，也未必多么有趣。作者年轻时深受卢·安德雷亚斯-莎乐美的影响； 此外，他还读过卡莱尔、尼采、罗斯金、佩特和雅各布·布克哈特等人的著作，里尔克受这些人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里尔克的这些诗中，充满着年轻人的热情向往，向往作为真正的精神故乡的俄罗斯大地，向往十五世纪文艺、建筑十分繁荣的意大利佛罗伦萨。为保存古老的欧洲，使其免受来自美国幻象（“虚假生活”）的影响，里尔克上述诗行中所提解决方案当然很不实际。只有当他试图通过所谓吸引、转变（Verwandlung，或者用加斯的话来说，“使其转向内心”）世界以拯救之的计划，在抒情主人公的声音中得到很好的戏剧化处理时，诗篇才活了起来。《杜伊诺哀歌》第九首写得激情喷薄，加斯的译文也很好地体现了这种激情：

我们到这世上来，也许只是为了说出：房屋，桥梁，水井，水罐，果树，窗户，——至多还有：圆柱，塔楼……但请记住，为了说出这些东西，我们言说的方式就得是这样，好像那些被说出的东西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真的会存在？……

这些东西的生命在不断地逝去，它们知道何时你会赞美它们。

它们相信，速朽的我们，最为速朽的我们，会来拯救它们；希望我们彻底改变它们，希望我们在看不见的心里把它们——无穷无尽地——变成我们自己！

不管我们最终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们这些地球上的人类啊，你们所要的难道不就是以看不见的方式在我们当中升起吗？你们的梦想不就是有朝一日变成无形吗？大地！——万物！——无形！

你们渴望的目标如不是这，那会是什么？

大地，我亲爱的，我愿意。

（加斯，第214 —215页） 30Cg/Ba+DF1nTe5qT8ouk9jvWG5ylGtDWW9oOeE1x6SjSrGp1bWdi+1LJsr2Xmp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