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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斯·努特布姆的小说《在荷兰的大山里》快要结束的时候，身为小说家的故事叙述人——其实此时他与作者本人已很难分得清——与人争论起真假问题来，与之争论的有活人，也有死人，如：柏拉图、米兰·昆德拉和克利斯蒂安·安徒生等。努特布姆小说中的故事叙述人问道：“为什么我这个人有着不可抑制的欲望要虚构、要说谎呢？”“因为你不幸福，”安徒生答道，“不过，你还没有不幸福到足够的程度，所以，你压制不住自己虚构、说谎的冲动。”
这是一部小说作品反省自身所可能说的最为一针见血的话。和努特布姆的其他小说一样，《在荷兰的大山里》既写了人物的虚构活动，也讨论到了小说自身的创作过程，写到了小说的存在理由。尽管这种反省自身的话说得不够直接，因此这话要是换了别人（比如塞缪尔·贝克特）来说，可能会使读者绞尽脑汁，但努特布姆和作为其化身的那些故事叙述人让人觉得，他们在这世上活得太舒服了，因此不会感到任何真正的痛苦。而这，正如安徒生的鬼魂所暗示的，恰好是作为作家的努特布姆的不幸所在：他太过聪明、太过世故、太过文雅，不可能整个身心地投入到营造现实主义的伟业中去，也不会因为自己被排除在这刻骨铭心的想象之外而感到半点痛苦。因此，要让他写出苦难的悲剧，也就根本无从谈起。
这样，努特布姆的小说就必须在某种反省的层面上寻找真情实感，并将其原汁原味地带进文学的创造性活动中。《下一个故事》（1991；英译，1993）写一个原来笨手笨脚的教经典的老师如何爱上自己的一个学生的故事，作者倒能写得情真意切，且不乏创造性。中篇小说《真理与假象之歌》（1981；英译，1984）写的是十九世纪的事情，其中的主人公是作家，他和其他人物住在一起，甚至共享同一情感空间，他们的生活、爱情和想象似乎都能相互渗透，共同分享。这篇小说要是接着写下去，原本会写得很像詹姆斯的笔法。但后来努特布姆犹豫了，给了小说一个很诡秘的结局。至于《在荷兰的大山里》这部作品，安徒生的断言结果证明是正确的：光有机智，光有对自我及其想象的洞见，光有优雅的文风，而最终缺乏的是推动故事发展的足够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