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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斯·戴留士的毕达哥拉斯主义属于新柏拉图主义的宇宙论，哈里·穆里施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就一直以“八度和音”的名义在宣传这种宇宙论。（他声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自己当时还是个十多岁的少年，创造力一时勃发，就奠定了自己思想体系的基础。）所谓八度和音，提倡的是一种后科学时代的物理学，这种物理学的依据是一种反亚里士多德的、后逻辑时代的逻辑学，这种逻辑学不排除矛盾，认为：一个音符和它在八度音程中的地位一样，既是第一个音又是第八个音，既是又不是同一个音；同理，在后逻辑学中，一种实体既不同于自身又（作为一种临界条件）等同于自身。

对穆里施来说，八度和音不仅仅是个比喻，不仅仅是一个像某种别的什么东西的东西，用以对宇宙作出更为真实而科学的描述，相反，它是一种暗喻哲学，表述一种同族、对应关系。这种同族、对应关系，看上去比较偶然（就像韦斯特伯克和奥斯维辛之间的类同关系一样），但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是相互反应、和谐统一的关系，这就好比包括《发现天堂》在内的小说中的巧合关系一样。八度和音是天体结构和绵延千万年的人类历史的一项最基本的原理。比如说，文艺复兴的特征之一就是在艺术和建筑中重新发现毕达哥拉斯关于数与和谐的原理，而二十世纪的大规模暴政——主要是纳粹主义——可以说是一场反文艺复兴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我们看到人文主义原则告退，前毕达哥拉斯的法老暴政畸形回归，导致哀鸿遍野。

在麦克斯·戴留士这个人物身上，穆里施寄寓着强烈的个人情感，从中既可以看到欧洲法西斯主义所带来的历史创痛，也可以看到他本人对宇宙秩序的独到而颇为神秘难解的看法。正如麦克斯那被抛弃、被洗过脑的儿子后来所言：“我觉得世界虽太过复杂，但其实背后又存在着某种既非常简单又难以理解的东西。”（第601页）在这个方面，《发现天堂》可说比穆里施的名作《袭击》（1982；英译，1985）要略胜一筹。《袭击》写的也是有关遗忘，有关个人和社会通过遗忘来保护自己，以免受记忆之苦。相形之下，《发现天堂》探讨遗忘的面更广，更具形而上学的意味。（《袭击》中的中心人物在《发现天堂》中又重新出现，这大概是穆里施私下里开的一个玩笑。）

与此同时，奥诺抛弃学术而从政。他干过几年无足轻重的内阁大臣（小说中写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荷兰政治内讧的那几章，对外国读者来说等于白费笔墨），看上去是个正在兴起的政治明星，可是，他的一个颇怀恶意的政敌揭发他曾参加哈瓦那召开的那次会议，使他的政治生涯戛然而止。

心灰意冷之时，他离开了荷兰，隐姓埋名地在罗马混了几年，这期间仅与自己养的一只名叫艾德加（用的是艾德加·爱伦·坡之名）的乌鸦形影相吊。这只乌鸦好像是天堂派来监视他的特务；昆腾也一样，尾随跟踪他的有苍蝇、黄蜂、蚂蚁以及各式各样诱惑勾引他的人，男女都有。奥诺对乌鸦的那些自言自语，大都是诅咒、谩骂人类历史的，比较冗长，读来无甚感人之处，这表明麦克斯死后，这部小说已失去继续写下去的理由，因为主要人物已经不存在。

在罗马，十七岁的昆腾听从内心的呼唤，竟然神奇地找到了奥诺。奥诺在整个小说情节中的位置渐渐清晰起来，原来，需要一个古文字学家、博古家来解读各种各样的碑刻铭文（有拉丁文的，也有希伯来文的），以便指引昆腾到自己的梦中城堡去，让他履行来到世间的使命。昆腾的使命原来就是盗窃摩西手书的那些铭文，这些铭文藏在罗马的拉特兰大教堂的地下密室里，昆腾盗得这些铭文后，必须把它们送回耶路撒冷。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奥诺于是草草地教了昆腾一通打开古代各种锁的技巧；为打开拉特兰大教堂密室的锁，一个文字学家和一个盗贼携起手来与时间赛跑，其间所用笔法直接来自好莱坞，写得也较冗长，要是小说改编成电影，这些片段简直无须做什么处理，因为已和好莱坞的手法密合得天衣无缝。

奥诺在昆腾身上发现了某种“非凡的异秉”，“某种星际间的冷酷”，（第593页）但两人现在都为更大的力量所控制。箱中带着那些蓝宝石铭文，两人一同飞往耶路撒冷。在那里，他们一眼看到一个神秘的女人，这女人的蓝眼睛和昆腾的一样，胳膊上刺着一个数字：她是爱娃·韦斯，麦克斯的母亲，也就是（此时的奥诺也意识到了）昆腾的祖母，她没有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要不就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

人们可以想象得到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像死尸还魂一样，昆腾在那乌鸦的指引下，带着铭文来到世界的中心——教堂山。至此，作品达到了高潮，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主题都融合在一道，就在此时碑文破碎，并消失得无影无踪，表明上帝与人类所订的契约从此结束；此时昆腾也立刻被带回了天堂。 Wucb0RBqdi1AMDdF1gy0Otd7DdnG2k8CZwyjEtfGsd4xctRZllt9XwyAVFZuIRH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