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加尔布雷思在美国总统竞选过程中,为民主党参议员欧根·麦卡锡出谋划策,帮助他竞选。加尔布雷思同意欧根·麦卡锡的这一观点,即反对扩大侵略越南的战争和主张在亚洲维持现状。但麦卡锡在这次竞选中失败。1972年,加尔布雷思支持参议员麦戈文为民主党的总统竞选人。加尔布雷思在这几年内的政治观点,充分反映在他于1967—1970年间写的三本小册子中,它们是:《如何从越南拔足?》(1967年)、《如何控制军界?》(1969年)、《对国家的简明建议》(1970年)。加尔布雷思在给约翰·甘布斯的一封信中,还谈到了他反对五角大楼在美国生活中的巨大作用,主张管制工资和物价,认为民主党需要改革等想法。
1972年夏天,加尔布雷思偕同詹姆斯·托宾和沃西里·里昂惕夫作为美国经济学协会会长代表团的成员来我国进行访问,并应邀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做了题为《不平衡发展问题》的学术讲演。在讲演中,加尔布雷思对《新工业国》一书提出的论点进一步加以发挥,着重谈了“工业组织”(大企业)和“市场经济”(小企业和个体生产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二者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同年,他作为美国经济学协会会长,在第八十四届美国经济学协会年会讨论会开幕词中谈到了经济学的对象问题。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经济学家们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直喝彩叫好,经济学家们也自我赞赏,这是因为国民生产总值被当作衡量社会成就的标志,经济增长成了社会的目标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加尔布雷思不同意这些看法。他指出,经济学家不能回避现存制度和社会结构中的破绽,经济学应当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去寻找更好的理论模式,解决社会的不平等、黑人受歧视、妇女解救、通货膨胀和衰退并存等问题。
1973年,他的《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一书出版了。这是加尔布雷思经济理论的最重要的代表作。一方面,这本书把加尔布雷思以前发表过的各个主要论点集中起来,并予以系统化。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的:“先前的几本主要著作各自讨论经济制度的一部分,本书则力求把它们放在一起,考察整个制度。”
另一方面,加尔布雷思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他的社会改革理论和一系列政策建议。加尔布雷思作为现代制度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在《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一书中公开声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反正我是一个改良者,而不是一个革命家。”
加尔布雷思的理论的要点是: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单一的模式,而是由“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两部分构成的“二元体系”模式。当前在美国,“计划体系”包括一千家左右有组织的大公司,“市场体系”由一千二百万个分散的小企业、农场、个体生产者所组成。在“计划体系”中,权力归于“技术结构阶层”,后者实行计划原则,控制价格,能支配它所处的环境。在“市场体系”中,权力仍归于各个所有者,后者听命于市场经济,受市场力量的支配。以往的经济学家一般忽视了对“二元体系”的研究,经济学之分为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是一种不幸,因为无论宏观理论还是微观理论,都只考察量的变化:前者分工考察总量,后者分工考察个量,全都是不注意权力结构。“这种分工,以及它心照不宣地假定关于经济中两个部分可以被孤立地研究,恰巧完美地掩盖了公司和工会权力的影响。”
在“二元体系”中,“计划体系”是强有力的,“市场体系”是弱小的:小企业、农场、个体生产者收入菲薄,缺乏资金,依赖于金融界,受价格波动打击,技术落后,雇主在同工会打交道时地位软弱……“计划体系”的成员和“市场体系”的成员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有着不平等的收入。这种不平等性给现代社会带来了不少弊病,如贫困、公共服务部门的落后、军火生产的不断扩大、环境污染、市政腐败等。因此需要进行社会改革,改革的第一步就是信念的解放。“信念的解放是改革工作中最艰巨的工作,并且是其他一切工作的依据。”
但仅仅摆脱传统经济学教义的束缚是不够的,还必须改革“市场体系”以及“市场体系”与“计划体系”之间的关系,其重点就是使两个体系的权力均等化,即增加“市场体系”的权力或减少“计划体系”的权力,或兼而有之。收入均等化将是权力均等化的必然后果。
加尔布雷思写道:“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之间的关系的任何根本性的改正,显然必须从经济中这两个部分之间的权力均等化开始。这不是学院的事情,它涉及价格、工资和收入在两个体系中如何被制定这样一些十分实际的问题;这里的问题再一次是:必须采取那种不仅是公认的经济学所不赞成的、而且同它的教科书相冲突的行动。”
为此,加尔布雷思主张加强国家的管制和调节措施。他认为,应消除“二元体系”的不平等性,提高“市场体系”的地位,减少“计划体系”对“市场体系”的剥削。这就称为“新社会主义”。
《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一书,是被称为迄今为止加尔布雷思经济理论的最完整的表述。
虽然此书出版以后,加尔布雷思又写了一些著作,但它们并未超越《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一书的理论和政策建议。正如普列斯顿在评论加尔布雷思时所说的,“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已经接近于光谱临界一端的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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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加尔布雷思所著《货币》一书出版。这是一部叙述货币和货币制度发展史的著作。但该书的重点是在最后几章,即评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凯恩斯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分析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医治”办法的部分。加尔布雷思认为,凯恩斯派的理论和政策有四个严重的破绽,它们是:对经济前景预测的依赖性,而这种预测往往是不完全的;不触动市场机制本身,从而政府的干预起不了多大作用;以财政政策为主的凯恩斯派体系是不灵活的、无弹性的,因为支出能增不能减,而税收能减不能增;幻想货币政策会产生魔术般的作用,却不顾货币政策在制止通货膨胀或经济衰退方面的失败的纪录。加尔布雷思写道:“这就是凯恩斯派经济学的破绽,或者换个比喻,就是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会变成火焰的那些火星。”
那么,应当怎样“医治”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呢?按照加尔布雷思的看法,办法在于加强国家的“经济管理”,包括使财政政策有较大的伸缩性,使财政和货币政策与收入再分配的社会政策结合起来,在大公司和工会权力达到的范围内实行直接的工资和物价管制,对燃料、原料、粮食、住房等重要产品的供给采取计划调节和保证,等等。加尔布雷思最后强调加强干预的必要性。他说:“那些渴望资本主义的末日来临的人,应当祈求这样的人来执政,后者相信一切积极的行动都有害于他们审慎地称之为自由企业基本原则的东西。”
1977年,加尔布雷思又写了《没有把握的时代》一书。主题是把十九世纪的经济思想与当代的经济思想进行对比。他认为,十九世纪时,经济思想家们对自己所要探讨的问题是“有把握的”: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们相信资本主义一定胜利,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们相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帝国主义分子则确信殖民制度能取得成功。然而当代的经济思想家们对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却“没有把握”,甚至统治阶级也不知道怎样才能继续统治下去。所以这本书就定名为《没有把握的时代》。
加尔布雷思说,这样的一部著作,既是关于经济思想史的书,又是关于经济史的书,既涉及经济学家和他们的思想,又涉及这些思想所引起的后果。
在经济思想史方面,加尔布雷思在书中着重评介了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马克思、凡勃仑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他认为,亚当·斯密的时代是摆脱封建主义束缚的时代,因此颂扬市场机制和自由竞争是必然的,但亚当·斯密并没有预料到上升过程中的问题和繁荣引起的危机,这样就出现了李嘉图的忧虑和马尔萨斯的悲观论调。他接着写道,马克思虽然研究了劳工和资本之间的对抗,但并未预见到工人运动的发展所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福利国家的兴起,从而使得马克思的分析不再适用。加尔布雷思推崇凡勃仑,认为凡勃仑的观点不仅比同时代的其他经济学家更加深刻,而且代表着一种历史的、文化的传统,对以后的经济学发展有重要意义。至于凯恩斯,加尔布雷思仍维持他在《货币》一书中的看法,一方面承认凯恩斯在三十年代提出的那些看法恢复了经济学的活力,开创了经济政策上行动的新时代,并使自己的学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大约保持了二十年“黄金时代”;另一方面认为凯恩斯派理论上的缺陷使它不可能应付六十年代以来的经济问题。《没有把握的时代》一书的基调仍和加尔布雷思以前几部重要著作一样,即认为对量的考察应当让位于对结构和制度的分析,自由放任政策早已不合时宜,管制、调节、计划才是当前这个时代的迫切需要。汤玛斯·巴洛在评论《没有把握的时代》时指出,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和发挥市场作用的人们,从货币主义理论家到保守派报刊的金融记者,当然要敌视这本书,因为加尔布雷思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拯救”方式正与他们相反。
但不管怎样,《没有把握的时代》一书出版后仍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引起很大注意。加尔布雷思根据书中的主要内容,为英国广播公司拍摄了同名的电视片。舞台的安排由英国广播公司处理。加尔布雷思负责安排经济思想史的内容和编写解说词。电视片从1977年起在西欧和美国连续播送。加尔布雷思的名气增大了。现代制度经济学的影响也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