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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加尔布雷思的又一部重要代表作《丰裕社会》出版，并立即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畅销的著作之一。加尔布雷思歪曲现代美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称之为“丰裕社会”，但他所要“论证”的重点并不在这里。按照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丰裕社会”虽然比“贫困社会”好得多，但它仍然不是理想中的社会，仍然是有缺陷的、不完善的。加尔布雷思认为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商品的生产和设计不是从消费者的需要出发，而是生产者先设计和生产商品，再“强加给”消费者；二是把物质产品的生产当成是幸福的同义语，一切为了物质产品的增加，似乎产品越丰富越好，而不考虑这些产品同人们的幸福究竟有什么关系。
关于第一点，加尔布雷思写道：“一个人的欲望如果是迫切的，那么欲望必须来自他本人。如果要由别人来替他设计出欲望，那么这些欲望不可能是迫切的。更重要的是，这些欲望必须不是由生产过程设计出来（而欲望却要靠生产过程来满足）。这就意味着以欲望迫切性为基础的生产迫切性的全部论点的崩溃。”
关于第二点，加尔布雷思写道：“幸福以及什么东西会增加幸福的问题被回避了……现在的论证旨在说明，我们目前主要关于产品生产的各种成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传统和神话而形成的。一旦从这些强加给我们的观念中解放出来，我们可以第一次自由地考察我们所拥有的其他机会。这些机会至少和幸福有一种似乎言之成理的关系。”
六十年代以后加尔布雷思的论述，始终是循着这样一个思路进行的。在这两个问题上，加尔布雷思同包括凯恩斯理论在内的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持有不同的观点。他把这些人的学说称作“conventional wisdom”（“传统教义”或“传统智慧”）。他在《丰裕社会》一书中提出了摆脱“传统教义”或“传统智慧”的束缚的主张。
1960年，加尔布雷思积极帮助约翰·肯尼迪竞选。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后，任命加尔布雷思为美国驻印度大使。1961—1963年，加尔布雷思在驻印大使任内，开始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感兴趣。1965年，他写了《经济发展论》。他认为殖民压迫并不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国内少数富人对穷人的压迫也不是这些国家贫困的原因。他写道：“世界上许多地方，立刻可以想起的是拉丁美洲，殖民主义是遥远的过去的事，但贫困继续存在。而在另一些地方，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殖民统治并未排斥现代高度繁荣。英属印度是英国统治最广泛和持续最久的那部分印度的土地，如今多多少少是次大陆上最先进的地区。”
加尔布雷思认为，造成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要用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多种“制度因素”来解释，而要使这些国家得到发展，首要的任务是发展教育，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平。他写道：“处于文盲海洋中的经济建树是不会有很大成效的。首先必须扫除文盲。”
1967年，加尔布雷思的《新工业国》一书出版，更受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学界的重视。有人称之为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意义相等的著作。加尔布雷思自称，此书与《丰裕社会》的关系好比房屋与窗户的关系：《丰裕社会》是一扇窗户，透过它对现代美国社会的面貌有一番大致的了解，《新工业国》是一幢房子，它涉及的是现代美国社会的经济结构。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呢？加尔布雷思在《新工业国》中做了这样的描述：由于技术发展的必然性，技术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拥有技术知识的人成为生产中实际掌握权力的人。原来掌权的资本家们变成“正在消失的形象”
。生产中实际掌握权力的人被称作“技术结构阶层”（technostructure），他们不去追求最大限度利润，而以稳定、增长、技术兴趣作为主要目标。为了稳定和增长，他们必须制定计划，控制价格，实行“计划原则”，并通过庞大的广告网、通信网和推销组织而使消费者听从自己的命令进行购买。这种情况被称为“生产者主权”（producer sovereignty）。不仅如此，“技术结构阶层”所支配的企业还必须尽量依靠企业内部积累，减少对银行界的依赖，于是工业与银行之间的关系跟着发生了变化，曾经存在的情形，即银行“从它所供给资金的生产单位那里获取特权”
，以及“董事会里一个著名银行家的名字曾向全世界宣告公司有门路获得充分资金供应”
，等等，今天已不再存在。另一方面，在“技术结构阶层”掌权后，当前美国的社会冲突已不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对立，而是有知识者与无知识者之间的对立，已不是“货币造成差别”，而是“教育把人们区分开来”
，“猜疑或反感不再指向资本家或仅仅富有的人们”
。“当粗通文字的百万富翁出来领导或资助没有知识的人，反对知识上的特权者和满足者的时候，这也不足为怪。这反映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相应的阶级差别。”
这就是加尔布雷思笔下的所谓美国的社会概况。但加尔布雷思的《新工业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并不认为这种情况是完美无缺的。他对现状表示不满，提出社会革新的必要性。他认为，尽管现代美国社会与一百年前或五十年前相比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在工业国家，尤其是在美国，还有许多穷人”
，而且“技术结构阶层”势力的膨胀使个人的自由信念受到了威胁，个人落入了巨大的工业组织的掌握之中。至于现代国家机构，加尔布雷思认为它已经由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变成了“技术结构阶层”的执行委员会，它只考虑“技术结构阶层”的利益，而忽视了“公众的利益”。因此，加尔布雷思扬言要在美国进行社会革新，把个人和国家从“技术结构阶层”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加尔布雷思在《新工业国》一书中表现出来的这种“激进”色彩，使他的这套理论比《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和《丰裕社会》中的论述具有更大的迷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