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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哈佛大学以后，加尔布雷思从未忘情于美国政治。1952年，他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史蒂文森策划竞选，担任他的代笔人和顾问。之后，在1956年、1960年总统选举期间，加尔布雷思都是民主党的重要谋士。但加尔布雷思的主要精力，从他返回哈佛大学之日起，就转移到经济理论方面来了。1952年，是加尔布雷思的现代制度经济学正式奠基的一年。他的第一部重要代表作《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就是在这一年出版的。
加尔布雷思在这本书中采用资产阶级经济学结构分析方法来分析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在美国经济中形成了各种“抗衡力量”，垄断势力受到了“抗衡力量”的抑制，不可能任意地为所欲为。例如，对于大公司来说，工会就是足以抵消其势力的“抗衡力量”。加尔布雷思写道：“私人经济力量被那些受它支配的人的抗衡力量所抑制。前者产生后者。工业企业集中于较少数公司手中的长期趋势，不仅像经济学家假设的那样造成了强大的卖主，而且也如经济学家不曾料到的那样造成了强大的买主。二者一起发展，虽然并不是步调一致，但一方无疑是作为对另一方的反应而发展起来的。”
然而加尔布雷思的分析并没有到此为止。作为现代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被认为不仅用“实证法”（the positive approach），而且用“规范法”（the normative approach），即任务不限于叙述或说明“是什么”，而且在于提出“应当是什么”。因此，加尔布雷思在论证美国存在着各种“抗衡力量”的同时，他并不认为这种情况是无可非议的。他指出，“抗衡力量”自身可能转变为反对公共利益的一种强大力量，可能成为不平等的原因。他举例说，大公司为一方，工会为另一方，双方势均力敌，在谈判桌上可能有争吵不休，相持不下。但它们也可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消费者，特别是在繁荣时期。这样，“抗衡力量”就应当受到限制。如果不加以限制，消费者以及那些力量微小、组织薄弱的小业主、农业工人等，就会变成牺牲品了。这就是反映了加尔布雷思经济理论特色的基本论点，一些评论加尔布雷思著作的人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1952年，加尔布雷思还出版了《一种价格管制理论》一书。它是由加尔布雷思之前几年撰写的几篇论文汇编而成的。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担任美国物价管理局副局长一职，具有战时价格管制的工作经验，而1952年正是美国侵略朝鲜的战争使垄断资产阶级获得大量军事订货的一年，国内呈现虚假繁荣，物价水平上升，所以加尔布雷思把论述价格管制的几篇文章略加修改，整理出版，完全适应了美国政府中某些主张价格管制的人的需要。加尔布雷思一方面重申管制工资和物价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还建议对某些较难实行价格管制的商品（如食品和衣服）实行配给券制度。但加尔布雷思当时感到自己对物价管制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够，这一理论尚有待于发展。此后二十多年，加尔布雷思一直把物价管制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
1955年，加尔布雷思所著《大崩溃，1929年》一书出版了。这是一部叙述1929年纽约证券市场崩溃的前兆和过程的书。震撼资本主义世界的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就是从纽约证券市场的崩溃开始的。为什么加尔布雷思会对这个题材感兴趣？在加尔布雷思看来，1955年美国的经济形势在许多方面与1929年危机前夕的经济形势相似。他写道：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美国可能发生一次萧条。但如果没有二十年代那种狂热的投机活动，萧条不会如此严重，破坏不会如此剧烈，因此，1929年的教训在于：必须及早地制止投机，政府不应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他暗示道，当前股票市场上的投机和价格上升是一种危险的信号，表明二十年代的历史可能重演，如果艾森豪威尔总统像当年的共和党总统柯立芝和胡佛一样不制止投机狂热，那就会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