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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加尔布雷思接受了美国全国资源规划局的委托，研究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公共工程。1933年罗斯福政府着手进行公共工程时，罗斯福并不了解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对罗斯福的经济政策有重要影响的是一批建议政府采取财政调节措施的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其中包括密契尔、特格维尔等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
据罗斯福“智囊团”重要成员特格维尔回忆，也许是在《通论》出版三年之后，罗斯福才从犹他州银行家、联邦储备银行负责人埃克尔斯那里学习到凯恩斯经济学。但加尔布雷思在1940年研究罗斯福的公共工程设施时，却明显地运用了凯恩斯理论来分析这些公共工程的意义和后果，他执笔的研究报告《1933—1938年联邦公共工程支出的经济效果》于1940年年底完成。他的结论是：有必要制定长期公共工程政策，它有双重目的，一是在萧条时期提供就业机会，二是在任何时候从事有利于公共目标的建设。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当时凯恩斯理论对加尔布雷思的影响。
1941年，加尔布雷思就任物价管理局副局长。珍珠港事件后，物价管理工作越来越重要。物价管理局里集中了一些主张政府进行经济干预的经济学家、官员和律师，其中一个律师就是理查德·尼克松。在那里，“新政派”和凯恩斯派已经日益合流。然而，正如美国其他官方机构一样，物价管理局也充满了争权夺利的斗争。1943年，物价管理局局长、“新政派”经济学家汉德逊离职，新局长带来自己的助手，于是加尔布雷思也离开了物价管理局。不久，加尔布雷思进入《幸福》杂志编辑部，担任编辑。
《幸福》杂志是美国一家主要报道经济情况和企业界动态的综合性杂志，销路广，影响大。加尔布雷思在这里先后撰写了大约五十篇论文、社论和书评。
加尔布雷思常说他是在《幸福》杂志编辑部工作期间学会怎样写作的。这当然不符合事实。但这段时间的写作实践，的确对加尔布雷思的文风有很大影响。与现代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界许多人相比，加尔布雷思的文章显得格外矫饰。他一味追求和卖弄文字技巧，华而不实。
1945年5月德国无条件投降后，加尔布雷思再度进入官场，被任命为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团长，负责调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的轰炸对德国经济所造成的影响。加尔布雷思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主持编纂了关于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若干系统资料，他所得出的结论则与军方的预料相反。加尔布雷思认为，盟国的空袭不但没有严重破坏德国的战时生产，甚至在某些场合还有可能促进了德国的战时生产，因为空袭使德国的工业布局不得不进行适当的调整，机器设备和劳动力从大城市迁移到原来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地区。在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当加尔布雷思反对美国政府扩大侵越战争、反对对越南北部狂轰滥炸时，他曾提到过这些调查，认为轰炸后方用处不大。
1946年，加尔布雷思被任命为美国国务院经济安全政策室主任，负责检查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战败国的经济政策，他因工作“卓有成绩”，获得自由奖章。1948年，他回到《幸福》杂志编辑部。1949年起，他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同年，他为国家计划协会写了题为《在马歇尔计划以外》的研究报告。他在报告中不仅支持马歇尔计划，而且断言马歇尔计划定能顺利实现，西欧政治将趋于稳定，经济将迅速恢复。但加尔布雷思向美国政府建议，不要过分干预西欧国家的国内政策，应当容许它们按照本国的具体情况进行以不同经济理论为依据的经济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