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岱孙先生序

厉以宁同志所著《论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说》一书，主要是对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经济学说进行分析和批判，同时也谈到经济学说史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近七八十年以来，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的“异端”或“外道”的美国制度学派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以及它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正宗”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因为它对于我们了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历史和今后的动向颇有裨益。厉以宁同志曾经和我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但考虑到本书的主题是剖析加尔布雷思本人的经济学说，只可能略为涉及与主题有关的某些方面，无法就此展开论述。他希望我为本书写一序言，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盛意难却，只好谈一点个人的想法，谨供同志们参考。

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的研究中，最忌简单化的做法。撇开资产阶级经济学划分为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这一点不论，就以庸俗经济学来说，也不能用“它们都是一丘之貉”这样一句话来代替具体的、细致的分析。我们应当按照每一种庸俗经济学说本身的内容和倾向性，给以符合实际的评价。庸俗经济学绝不是千篇一律的、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东西。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制度由产生到向上发展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它产生于十七世纪中期，完成于十九世纪初期。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亚当·斯密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功绩是不可抹煞的，他的科学成就也是毋庸置疑的。但亚当·斯密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存在矛盾，正确与错误两种观点并存。他的学说中的科学部分是经济学说史上的宝贵遗产；他的学说中的糟粕则不仅为早期的庸俗经济学家所承袭，而且被他们加工、改制、发挥。亚当·斯密于1790年去世。就在十八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庸俗派在法国和英国相继产生。

但在十九世纪初期，庸俗经济学虽已出现，却未能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占据统治地位。李嘉图在许多方面发展了斯密的理论，成为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的学说代表着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正统观念；他的著作同亚当·斯密的著作一样，被同时代大多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作理论方面的巨大成就，并被自己的追随者们奉为经典。尽管李嘉图的著作中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但它们毕竟反映了资本主义上升阶段资产阶级经济学所达到的最高成就。李嘉图去世后，他的门徒们打着维护李嘉图学说的旗号，实际上却给予李嘉图学说以庸俗化的解释，从而使李嘉图学派趋于解体。1830年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上重要的转折点。古典经济学让位于庸俗经济学。各式各样的庸俗经济学代表人物一一登场了。

各种庸俗经济理论都是夺得政权后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们之间在理论上和政策建议上虽然有所不同，但阶级实质没有差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的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 这适用于对整个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总的评价，也适用于对各种各样的庸俗经济学理论的评价。但这些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家由于各自所处的时代不同，彼此所接触的主要社会经济问题不同，所要解释的问题和对问题的看法也就不会一致。即使在同一时代的庸俗经济学家之间，由于他们对同一类问题的观察角度不同，对问题的理解方式和认识程度有差异，很可能各自提出不同的经济学说作为对历史过程和现实状况的理论解释，并且提出不同的对策作为解决当前资产阶级面临的迫切问题的药方。所以尽管各个庸俗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说都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都抹煞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但一旦问题涉及怎样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辩解，以及怎样使资产阶级统治集团摆脱所处的窘境时，他们之间的观点的分歧和主张的悬殊是常见的。他们不仅会互相非难，彼此攻讦，甚至会达到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地步。如果只停留于表面现象来看待庸俗经济学各派之间的论战，往往会忽视他们原本是同一个营垒中的思想家。

在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解体之后不久，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精明的、贪利的实践家，他们聚集在庸俗经济学辩护论的最浅薄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巴斯夏的旗帜下。另一派是以经济学教授资望自负的人，他们追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 ，这一点清楚地说明了庸俗经济学很早就已分野，彼此的观点很早就是不一致的。当然，后来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流派的发展并不由此分途，随着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的尖锐化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进一步展开，庸俗经济学中不断产生新的派别，而原有的派别也在不断地分化、改组和演变。“新”的庸俗经济学派别和“旧”的庸俗经济学派别之间，既有继承的关系，也有“批判”的关系。

虽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但庸俗经济学中又有“正宗”和“异端”或“外道”之分。所谓“经济学正宗”是指那种“既定体系的”或“已被确认的”经济学说。这种学说已被认为是“权威”，代表着“正统”的观点。所谓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中的“异端”或“外道”，则指那些与“正宗”相悖而行的学说。它们虽然也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也“在思想形式下”表现了“统治的物质关系”，但还不曾被公认为一种“权威”，还不曾被看成是一种“既定的”体系。它们被排斥于“正统”观念之外，它们对“经济学正宗”采取不同程度的“批判”态度，而且各种庸俗经济学“异端”或“外道”之间也互相指责。

从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来看，“正宗”和“异端”或“外道”不是固定不变的。“异端”或“外道”以经济学“正宗”的“叛逆者”的姿态出现，经过一段时间的论战，有的“异端”或“外道”或掺入原来的“正宗”，终于与之合流，或者取代了原来的“正宗”，成为新的“正统观念”的代表。但有的“异端”或“外道”则始终处于原来的被排斥的地位。这是经济学说史上常见的现象。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上做了第一次折中性的大综合。他标榜自己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继承者，实际上他不仅继其父亲詹姆斯·穆勒之后进一步歪曲古典政治经济学，而且折中各家庸俗经济学说，集十九世纪上半期庸俗经济学之大成。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于1848年出版，被认为是当时经济学“正统观念”的代表作。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经济学说成为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正宗”。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代表的经济学“正宗”受到了庸俗经济学“异端”或“外道”历史学派和边际学派的挑战。历史学派和边际学派都以“正宗”的反对者的姿态出现：历史学派在研究方法上反对“正宗”，否认理论的作用，否认经济规律的存在；边际学派在经济理论上反对“正宗”，以主观效用价值论否定“正宗”的客观生产费用价值论，并以主观效用价值论为基础，把利润、利息和地租都归结为心理因素的作用，以否定“正宗”对这些经济范畴的客观性质的论述。以“异端”或“外道”出现的历史学派和边际学派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方面，与居于资产阶级经济学“正宗”地位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一派的传统实质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后者以缄默为抵制，而它们则直接地、毫不掩饰地声称自己与马克思主义学说对立。历史学派以否定理论的作用来反对马克思在进行社会经济分析时所作的各种理论的总结；边际学派则以主观效用价值论来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马歇尔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上做了第二次折中性的大综合。这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经济学说在历史学派、边际学派的“批判”下，已经趋于崩溃。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资本主义各国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使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庸俗经济学说来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进行辩解，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旧正统理论完全失去其辩护作用了。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马歇尔的经济学说应运而起。他把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代表的“经济学正宗”、历史学派和边际学派的学说综合起来，拼凑成一个“新”的体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马歇尔的庸俗经济学看成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因此把它称作“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继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学说而成为“新正宗”。

马歇尔的主要经济学著作《经济学原理》出版于1890年。从这时起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部著作一直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承认为“权威性”的作品，成为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讲授的范本。以马歇尔学说为代表的“经济学正宗”，大约保持了三十多年。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发生市场问题尖锐化、企业开工不足、经常性失业人口增加的情况。马歇尔所坚持的自由竞争、自由放任、经济自动均衡和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的正统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遇到了挑战。特别是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在严重的生产过剩和大量失业的形势下，处于“经济学正宗”地位的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陷入了无法自圆其说的解体状态。垄断资产阶级寄希望于国家调节经济，迫切要求有一种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需要的“新”的庸俗经济学理论。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垄断资产阶级一眼看中了它，从这里找到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解释，更重要的是找到了所谓摆脱经济危机的“出路”。凯恩斯经济学成为资产阶级政府“管理”和“调节”经济的“理论根据”，从而变成了新的“经济学正宗”。

凯恩斯经济学以“异端”或“外道”的姿态出现，终于取代了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而成为“经济学正宗”的事实，再一次清楚地说明了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上，“正宗”不是永世不变的。在一定的条件下，“正宗”与“异端”或“外道”可以互相转化。绝对的“正宗”是不存在的。

制度经济学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上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异端”或“外道”而产生的。如果追溯到十九世纪前半期，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理查·琼斯可以被看成是制度经济学思想的早期代表人物。琼斯的《论财富的分配和税收的源泉》（1831年）和《政治经济学绪论》（1833年）等书就是最早以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来考察社会经济问题的作品。琼斯对生产和分配的论述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李嘉图学派。他的分析和结论超过了同时代的李嘉图的追随者如詹姆斯·穆勒和麦克库洛赫之流。尽管如此，琼斯的经济学说被摒斥于当时的经济学正统观念之外。麦克库洛赫以李嘉图学说阐释者和维护者的身份对琼斯的“异端”学说展开了攻击。琼斯在英国是受嘲笑的和默默无闻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经济学说成为“正宗”，琼斯的论点很少被人们注意。虽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吸取了琼斯关于地租的学说的一部分内容，但这往往被当成是穆勒的“成就”，而不是琼斯的“功绩”。琼斯不被重视，因为他是“异端”或“外道”。在十九世纪后半段，唯有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等著作中给予琼斯的经济学说以科学的评价。马克思写道：“同李嘉图相比，琼斯不论在历史地解释现象方面，还是在经济学的细节问题上，都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了琼斯在理论上的某些错误，例如他在“劳动基金”问题上存在着“经济学上的偏见”，他对利润率问题的论述“软弱无力”，以及在资本问题上仍然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固有的偏见”所束缚。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以后的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家们则是很少提到琼斯的，这种情况直到二十世纪初年，即琼斯的上述重要著作出版七十多年之后才有所改变。

美国制度学派的奠基人凡勃仑同样被看成是“离经叛道”的经济学家。在美国制度经济学产生和开始传播的时期，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正宗”是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支配着当时的经济学界，统治着大学的讲坛和主要的经济学刊物。在这种环境中，制度经济学的出现被视为耸人听闻的邪说的冒头。在这样的气氛下，制度经济学家是被资产阶级经济界瞧不起的，他们的作品被认为难以登大雅之堂。这不单纯是门户之见，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凡勃仑等制度学派经济学家说出了“经济学正宗”没有看出的或不愿承认的问题，原来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市场体制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所设想的或描绘的那样完美无缺的，它们有弊病，有缺陷，需要调整，需要补救。

美国制度经济学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一种。制度经济学家在庸俗经济学阵营中，以反“正宗”的“叛逆者”面貌出现。制度学派的“悲剧”也正在于此。作为“经济学正宗”的“新古典经济学”不容许对立面存在和发展。虽然它不可能像中世纪宗教里的“正宗”那样采取组织手段来对付“异端邪说”，至少它也采取了缄默抵制和冷嘲热讽的做法。凡勃仑在美国经济学界和著名大学的圈子里备遭冷遇的经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尽管制度经济学本质上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却被说成是旨在侵犯资产阶级利益的蛊惑人心的言论。尽管制度经济学家们内心是想挽救资本主义制度，使之免于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风暴中分崩离析，但他们却被说成是妄图变更现存秩序的居心不良之辈。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名为“批判”、实为辩解的著述和讲演，得不到“经济学正宗”的同情和谅解，更不必说支持和响应了。他们煞费苦心提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主张，只不过引起了当时大学讲坛上的讥笑。

三十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正宗”地位的摇摇欲坠，使经济学界的整个气氛似乎变得有利于制度学派，因为既然有越来越多的人谈到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缺陷和局限性，人们对制度经济学的某些论点也就不以为怪了。这时凡勃仑已经去世。第二代的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循着凡勃仑的途径，一方面着手探讨公司组织和社会制度的演变问题，另一方面继续“批判”自由市场体制，并参加了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大合唱”。制度学派的某些成员因各种机遇而得以接近美国民主党，甚至进入了罗斯福的经济决策机构。“新政派”从来不是一个严谨的概念，它兼容并包，吸收了以各种不同的经济理论为依据的、反对自由放任主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其中也包括一些制度经济学家。

曾几何时，凯恩斯经济学取代了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上升为新的“经济学正宗”，而制度经济学则依然故我，仍处于“异端”或“外道”的地位。“正宗”与“异端”的界限是分明的。四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中叶，是新“正宗”即凯恩斯主义的全盛时期。凯恩斯主义的“权威性”几乎不可动摇。在新“正宗”的面前，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异端”学说显得软弱无力。虽然它们不曾销声匿迹，但这时不可能形成向“经济学正宗”挑战的力量。人人都援引凯恩斯，仿佛都是新“正宗”的信徒。美国制度学派的一些经济学家这时也多多少少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沾上了凯恩斯派的色彩。凯塞林、科尔姆以及一定程度下的伯恩斯，都是如此。甚至加尔布雷思本人也不例外。但这种沾上凯恩斯派色彩的制度经济学，只不过是全盛时期凯恩斯主义的广泛影响的一种反映。“外道”仍是“外道”，它与“正宗”还无法合流。“正宗”不能接受制度经济学家提出的价值判断标准，制度经济学家也不承认“正宗”把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当作最重要目标的行为准则。

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凯恩斯主义的全盛时期结束了。严格地说，美国制度学派的进一步发展即所谓现代制度学派体系的形成也是在这段时期内。加尔布雷思教授的名著《新工业国》（1967年）与《经济学和公共目标》（1973年）的出版，可以作为美国制度经济学最新阶段的路标。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经济学正宗”在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中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挑战。足以与“正宗”相抗衡的、有较大影响的“异端”学说终于出现了：以加尔布雷思教授的新制度经济学为一端，以弗里德曼教授的现代货币主义为另一端，在这两端之间，还存在一些影响较小的非正统学说。就某种意义而论，三十年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论战的历史正在重演。不同的是剧中主角变了。三十年代，受到挑战的是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代表的“经济学正宗”；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受到挑战的是以凯恩斯理论为代表的“经济学正宗”。三十年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论战的结局，是凯恩斯经济学取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正宗”地位。而当前的这场论战仍在继续进行之中。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当然不忍心让自己所遵奉的正统理论遭到三十年代旧正统理论那样的命运。他们为凯恩斯辩白，对凯恩斯的学说进行修改和补充，或对它重新做出解释。

正如三十年代美国制度经济学家曾参加了反对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大合唱”一样，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美国的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也参加了对居于“正宗”地位的凯恩斯经济学的挑战。时过境迁，见怪不怪，当年凡勃仑一发表制度经济学见解就被斥为“奇谈怪论”，而今天的情况已非当年可比了。加尔布雷思教授的言论不但引起了不少共鸣，而且和声越来越大，以致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制度经济学今后是否也会由“异端”或“外道”变为“经济学正宗”？

纵观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另一个问题：“正宗”只此一家，“异端”不止一种，为什么有的“异端”学说过一段时间后成了“正宗”，有的“异端”学说却不能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统治阶级的思想家就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代表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源泉”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各派代表人物都是资产阶级这个统治阶级的经济思想家，但他们“概括”的广度和深度不尽相同，他们“编造”的关于本阶级“自身的幻想”不完全一样，因此也就在不同的程度上适应着统治集团的需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只有那种在“思想的概括”方面和“编造本阶级自身的幻想”方面最符合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的经济学说才成为“经济学正宗”，否则，即使它已经成了“正宗”，迟早也会失去这一“既定的”地位。四十年前，凯恩斯的理论之所以能代替马歇尔的理论成为“经济学正宗”，凡勃仑的理论之所以不能，关键就在这里。

看来，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正宗”地位虽然将继续受到一方面来自现代制度学派另一方面来自现代货币主义的挑战，但它的这一“既定”地位不会轻易地易手。至今还不曾出现一种足以取代凯恩斯主义的“正宗”地位的庸俗经济学派别。现代制度经济学在“编造”资产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方面虽然有其特点，但在目前条件下，还未被资产阶级认为是最适合本阶级的整体利益的。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迫切感到凯恩斯主义这也不灵，那也不灵，但还舍不得丢掉它。对资产阶级维护其统治地位和阶级利益而言，凯恩斯主义仍起着一定的作用。资产阶级最为需要的是在凯恩斯主义原来的基础上出现一个“新凯恩斯”和“新凯恩斯主义”，而不是用凯恩斯主义以外的某种经济学说来替代凯恩斯的理论。资产阶级可以采纳现代货币主义有关调整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某些建议，但看来还不可能接受现代货币主义要求中止财政干预、听任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自行发挥作用的论点和主张。同样的道理，资产阶级可以采纳现代制度学派有关调整和改革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某些看法，但多半不会接受它的价值判断标准和“重建”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设想。

凡勃仑一生的“苦恼”是：他是拥护资本主义的，却被资产阶级说成是“离经叛道”；他为资本主义辩解，却落得个“异端邪说”的名声；他竭尽全力为陷入困境的资本主义寻找出路，仍招致资本家们的非议和不满；他在一切场合都表白自己与无产阶级革命无缘，但仍被视为旨在破坏“自由企业制度”的基础的“激进派”。现代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们今日的处境亦复类似。

近来，加尔布雷思教授似乎也觉察到这一点，他深有感慨地说：从历史上说，美国的企业家从来不是根据自身的经济利益来投票，而是根据“爱”来投票；这种“爱”并非来自对经济利益的考虑，而是凭印象、靠感情用事，所以它是悬空的。加尔布雷思教授举例道：企业家“爱”胡佛，但在胡佛执政时，企业家的经济利益受到了空前的严重损失；罗斯福“挽救”了资本主义，但企业家不“爱”罗斯福，他们宁肯投票支持兰顿、威尔基和杜威；杜鲁门时代工商业空前兴旺，企业利润大增，但企业界对杜鲁门的报酬是在1948年大选时投杜威的票。言外之意，十分清楚：在加尔布雷思教授看来，美国的企业家们是目光短浅的、单凭个人印象和感情来进行政治选择的人。当前的制度经济学家们似乎可以从这里得到一些安慰了：现代制度经济学至今不受美国资产阶级的欢迎，仿佛责任不在于这一学说本身和它的鼓吹者，而在于美国资产阶级中有影响人士的缺乏远见。

其实，加尔布雷思教授应该知道，资产资级是从本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来进行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选择的。“爱”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爱”不会悬于半空中。阶级的“爱”总是与阶级的整体利益结合在一起。尽管有些资本家认为罗斯福“左倾”，不投罗斯福的票，罗斯福却连选连任。这难道不是资产阶级中大多数人从本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把罗斯福看成是能更好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家的证明呢？1948年大选时，也有些资本家不投杜鲁门的票，但杜鲁门毕竟胜过了杜威。这难道能说明杜鲁门得不到美国资产阶级中多数人的支持吗？在任一次大选中，美国资产阶级中总有一些人投这个资产阶级政党的票，又有另一些人投那个资产阶级政党的票，从资产阶级的阶级整体利益来考察，在当时条件下被认为能更好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总能得到资产阶级中多数人的信任。这就是罗斯福和杜鲁门比兰顿、威尔基和杜威获得较多的选票的主要原因。“爱”和阶级利益仍是统一的。

同样的道理，资产阶级也根据本阶级的整体利益来衡量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优劣，进行取舍。在目前的政治经济条件下，资产阶级感到对自己比较有利的是继续把凯恩斯主义当作“经济学正宗”，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依据。它宁肯寄希望于凯恩斯派经济学家对凯恩斯主义的修修补补，也不愿接受现代制度经济学的说教。归根到底一句话，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资产阶级对本阶级整体利益的考虑，而不是资产阶级中某些人的喜爱和憎恶。如果说今天资产阶级中大多数人还不喜爱制度经济学，那么这只不过进一步证明了阶级的“爱”与阶级的整体利益的统一性。

除非有那么一天，现代制度经济学比其他各种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更适应于资产阶级的需要，更符合于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从而能博得资产阶级中较多的人的“喜爱”，否则，它仍将处于“异端”或“外道”的地位。

陈岱孙
197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