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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勃仑的基本思想是这样的：
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有两种主要制度，即满足人类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技术制度和私有财产制度。这两种制度都以人类的本能为基础。前者建立在“改进技艺”本能的基础上，后者建立在“追求利益”本能的基础上。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两种制度各有具体的表现形式。在现代社会中，两种制度的表现形式是“机器操作”和“企业经营”，也就是运用技术进行机器生产和以盈利为目的的私营企业。前者的特点是大规模生产，提供充裕的产品；后者的特点是不关心有用的产品的最大限度生产，而只关心价格，关心利润。于是“机器操作”和“企业经营”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正是来自二者之间的上述矛盾，而“弊病”的根源在于后者对前者的统治，也就是“企业经营”对“机器操作”的统治。由于这种统治，企业力图把价格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限制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采用，并导致经济萧条。同时，正是由于“机器操作”和“企业经营”的对立，现代社会也就被相应地划分为两个阶级——企业家和技术人员。企业家占有企业，经营企业，追求商业利益。技术人员管理“机器操作”，管理生产过程，但受制于企业家。因此，应当对现代社会的“弊病”负责的，不是技术人员，而是支配技术人员的企业家。
按照凡勃仑的看法，“机器操作”和“企业经营”之间的矛盾在现代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但这个矛盾将会在社会进化过程中得到解决。他认为，随着社会的进化，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技术上的需要将把技术人员的作用和地位大大提高。他写道：“如今那些拥有必要的技术情报和经验的、有天才的、受过训练的和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是国内生产性行业日常工作中首要的和必不可少的要素。事实上，他们如今形成了工业体系的总参谋部，而不管法律和惯例在形式上可能提出什么样的异议。”
由于技术人员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他们似乎就可以同企业家和企业家所代表的“不在所有者”相抗衡了，社会的变革似乎就会来到了。凡勃仑写道：“只要工程师们联合起来，共同商量，制订行动计划，并决定把不在所有者一脚踢开，那种变动就会实现。这样行动的清楚的和简单的方式，就是有意识地把效率大大降低，也就是实行总罢工。”
换言之，凡勃仑认为，一旦技术人员普遍怠工或“总罢工”，就足以使整个工业体系瘫痪，从而迫使企业家让步。
凡勃仑指出，技术人员不仅能够联合行动以对付企业家，而且有必要这样做，因为企业家们已经联合起来共同行动了。他写道：企业家们、“不在所有者”们，“已经学会一致行动，并且也按商业方式了解到工业中的人力是他们的共同敌人，他们有共同的理由对付这些敌人”
。但他认为，如果技术人员行动起来，局势即可改观。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景”做了如下的分析：“在美国或在其他任何先进工业国，革命转变的任何问题实际上本身都归结为技术人员团体将会采取何种行动的问题。事实上，它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国内工业管理的处置权和责任将从金融家（他们维护既得利益集团）那里过渡到技术人员（他们维护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的工业体系）那里。”
技术人员掌权后，追求商业利益的“企业经营”将被抛弃，生产和企业经营之间的矛盾也将消除。“前景”将是出现一个所谓“技术人员苏维埃”。凡勃仑这样写道：“因此，在美国，如果有什么苏维埃的话，那可能是技术人员苏维埃（a Sovieut of technicians）。而既得利益集团的捍卫者和成为他们的背景的善良公民们有理由安慰的是，可以指出，像技术人员苏维埃这样的组织，在美国至多是一个遥远的、不容易出现的事情。”
以上就是凡勃仑的制度经济学的基本论点。对加尔布雷思经济思想有重要影响的，正是凡勃仑的理论，而不是密契尔的理论。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斯科特·高尔顿在评论加尔布雷思时指出，加尔布雷思的理论和凡勃仑的理论十分近似：二人都预言技术人员的地位日益重要，都断定权力将落到技术人员手中，都认为“价格制度”会给社会带来各种“弊病”，也都以责备和不安的语气对待大公司的统治。
这种说法是可信的。加尔布雷思本人在给《加尔布雷思传》作者约翰·甘布斯的信中也承认自己受到凡勃仑的很大的影响。
但我们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凡勃仑的经济理论是庸俗的、反科学的，加尔布雷思的经济理论正是继承了这些庸俗的、反科学的东西。
我们知道，虽然凡勃仑承认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价格上涨、利润增大、生产能力利用不足以及直接主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等现象，但他不是把这些现象产生的根源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是把它归结为生产和企业经营的矛盾，即生产中的“机器操作”和以盈利为宗旨的“企业经营”的矛盾。这样一来，似乎资本主义生产是完善的，坏就坏在资本主义企业经营上，一切灾难都是资本主义企业经营造成的。其实，资本主义生产和经营之间的矛盾，无非是经营企业的资本家和食利的资本家之间为瓜分剩余价值而形成的矛盾的一种反映，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经营管理的矛盾的一种反映。经营企业的资本家和食利的资本家之间，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资本主义生产和管理之间，也同样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即使从它们对立的一面来看，这也绝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罪恶和弊害的根源。但凡勃仑不仅抹煞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资本家集团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而且在把一切罪恶归因于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的幌子下，否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掩盖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剥削的真相。凡勃仑的所谓“批评”，实质上起着粉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作用。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凡勃仑歪曲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以及把所谓技术人员与企业家的“对立”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阶级对抗的论点，在他的整个学说中占着十分突出的地位。按照这种观点，不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抗不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不存在了，而且技术人员被抬高到“救世主”的位置上，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果的社会主义制度也被偷换为所谓技术人员掌握权力和管理社会经济的“技术人员苏维埃”了。这纯粹是一种不切实际而且极其有害的空想。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谬论。
在加尔布雷思的《新工业国》、《经济学和公共目标》、《没有把握的时代》等著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凡勃仑这一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