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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尖锐起来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开展，使资产阶级需要一些“解释”和“预示”资本主义演进过程的“新”的经济理论。标榜进行“制度分析”，“研究”所谓“制度变迁”，并以“批判”资本主义自命的美国制度学派，这时便应运而生。虽然制度学派自己把制度经济学的起源上溯到十九世纪前期英国的理查·琼斯
，实际上琼斯的思想无论在当时或对后来的影响都很小
。美国制度学派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变种，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现的庸俗经济学流派。
美国制度经济学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与当时流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庞巴维克、马歇尔、克拉克等人的学说有所不同。它不像庞巴维克那样着重抽象演绎方法，即把个人从特定社会生产关系中抽象出来，“分析”个人的欲望及其满足的途径。它不像马歇尔那样用所谓“均衡”的原则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认为各种矛盾着的力量最终将趋向调和，形成均势，从而阶级利益是协调的，资本主义秩序是稳定的。它也不像克拉克那样强调经济的自发调节作用，抹煞资本主义剥削的存在，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归结为“自然”规律作用的结果。制度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不是“自然的”、“均衡的”和调和的，强调资本主义有必要加以改良，加以调节，并且可以通过调节来消除弊病。这就是美国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特征。
但美国的制度经济学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是一个观点复杂、内部意见很不一致的经济学说的大杂烩。制度学派或制度主义者，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用来概括有上述制度经济学思想的经济学家。二十世纪初期美国制度学派有三个主要代表人物，他们是凡勃仑、康蒙斯和密契尔。对以后影响较大的是凡勃仑和密契尔两人。
但他们两人的观点并不一样，影响也有所不同。可以这么说，从学说的源流来看，美国制度经济学大体上分成了两支：从密契尔到库兹涅茨和伯恩斯是一支，从凡勃仑到加尔布雷思、包尔丁和海尔布罗纳是另一支。关于前一支，虽然有时它也被称为制度学派，但一般并不称为“新”制度学派，而且，它有时又被称为经济统计学派。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现代制度学派即新制度学派，往往专指后一支而言，即只把加尔布雷思、包尔丁和海尔布罗纳以及与他们的观点相近的人包括在内。
密契尔声称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是次要的，不应当先有理论，再用它来整理事实材料，而应当先对事实进行经济统计的分析，然后才得出理论。这就是说，在密契尔看来，制度因素的作用对任何一种经济现象或经济过程的重要性，都以经验统计的分析作为依据，一旦离开经验统计的说明，制度因素的作用也就显示不出来了，如对经济周期的研究就是如此。库兹涅茨和伯恩斯遵循的正是密契尔的论证方式。库兹涅茨对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的研究，伯恩斯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和政策效应的研究，虽然都强调制度因素的作用，但他们都把这一作用建立在经验统计的基础之上，而不曾根据自己的制度分析提出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和趋势的系统理论。
凡勃仑和他的追随者们却不是这样。他们强调制度因素的作用，但更强调的是制度的演变过程和趋势。经验统计方法，对他们来说不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