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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加尔布雷思的经历和著述活动来看，他的经济思想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1951年，即《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一书出版前；1952年到1966年，即《新工业国》一书出版前；1967年以后。
第一个阶段是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的孕育时期或准备时期。他早年关于农业经济的研究，对他以后的理论发展有一定影响，因为在农业经济学领域内，自由放任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传统从来不曾起过特别主要的作用，并且在这个领域内，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一直是紧密结合的。
他对罗斯福“新政”的赞同，尤其是四十年代初他在物价管制方面的实际工作经验，进一步促进了他的经济理论的发展，使他对自由市场经济没有好感，而欣赏政府的管理措施。
他在《幸福》杂志编辑部的记者和编辑经历，则使他比较熟悉大公司的内情和工业界同军界、政府之间的某些微妙的关系。这些都是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准备。但在这个阶段，加尔布雷思在理论上仍受当时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影响，其中包括较早一些时候的凡勃仑、同时代的白拉克、《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一书的作者贝利和米音斯以及凯恩斯的影响。这个阶段的加尔布雷思还谈不上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观点。以加尔布雷思为重要代表人物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现代制度学派，这时也正处于准备形成的过程中。
第二个阶段，即从1952年（《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出版）到1966年，是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初步发展时期。“抗衡力量”概念的提出、“价格管制理论”的探讨、对三十年代大萧条的原因的“分析”、“丰裕社会”的“研究”特别是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问题的重新评价，这些就是使加尔布雷思不同于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主流派——凯恩斯主义——的一些基本论点，也就是开始反映出加尔布雷思经济理论特色的东西。现代制度学派的产生同样是在这段时间内。
第三个阶段，即从1967年《新工业国》一书出版之后，尤其是1973年《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一书出版之后，是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体系完成的阶段。这时，加尔布雷思的理论很明显地有了自己的特色。“权力的转移”、“公司的新目标”、“生产者主权”、“二元体系”、“结构改革”和“信念解放”，这六个方面的学说基本上可以代表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的内容。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内，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现代制度学派大大发展起来，成为足以与凯恩斯主义（尽管它仍是主流派）、现代货币主义并列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重要流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