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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加尔布雷思所著《货币》一书出版。这是一部叙述货币和货币制度发展史的著作。但该书的重点是在最后几章，即评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凯恩斯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分析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医治”办法的部分。加尔布雷思认为，凯恩斯派的理论和政策有四个严重的破绽，它们是：对经济前景预测的依赖性，而这种预测往往是不完全的；不触动市场机制本身，从而政府的干预起不了多大作用；以财政政策为主的凯恩斯派体系是不灵活的、无弹性的，因为支出能增不能减，而税收能减不能增；幻想货币政策会产生魔术般的作用，却不顾货币政策在制止通货膨胀或经济衰退方面的失败的纪录。加尔布雷思写道：“这就是凯恩斯派经济学的破绽，或者换个比喻，就是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会变成火焰的那些火星。”
那么，应当怎样“医治”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呢？按照加尔布雷思的看法，办法在于加强国家的“经济管理”，包括使财政政策有较大的伸缩性，使财政和货币政策与收入再分配的社会政策结合起来，在大公司和工会权力达到的范围内实行直接的工资和物价管制，对燃料、原料、粮食、住房等重要产品的供给采取计划调节和保证，等等。加尔布雷思最后强调加强干预的必要性。他说：“那些渴望资本主义的末日来临的人，应当祈求这样的人来执政，后者相信一切积极的行动都有害于他们审慎地称之为自由企业基本原则的东西。”
1977年，加尔布雷思又写了《没有把握的时代》一书。主题是把十九世纪的经济思想与当代的经济思想进行对比。他认为，十九世纪时，经济思想家们对自己所要探讨的问题是“有把握的”：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们相信资本主义一定胜利，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们相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帝国主义分子则确信殖民制度能取得成功。然而当代的经济思想家们对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却“没有把握”，甚至统治阶级也不知道怎样才能继续统治下去。所以这本书就定名为《没有把握的时代》。
加尔布雷思说，这样的一部著作，既是关于经济思想史的书，又是关于经济史的书，既涉及经济学家和他们的思想，又涉及这些思想所引起的后果。
在经济思想史方面，加尔布雷思在书中着重评介了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马克思、凡勃仑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他认为，亚当·斯密的时代是摆脱封建主义束缚的时代，因此颂扬市场机制和自由竞争是必然的，但亚当·斯密并没有预料到上升过程中的问题和繁荣引起的危机，这样就出现了李嘉图的忧虑和马尔萨斯的悲观论调。他接着写道，马克思虽然研究了劳工和资本之间的对抗，但并未预见到工人运动的发展所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福利国家的兴起，从而使得马克思的分析不再适用。加尔布雷思推崇凡勃仑，认为凡勃仑的观点不仅比同时代的其他经济学家更加深刻，而且代表着一种历史的、文化的传统，对以后的经济学发展有重要意义。至于凯恩斯，加尔布雷思仍维持他在《货币》一书中的看法，一方面承认凯恩斯在三十年代提出的那些看法恢复了经济学的活力，开创了经济政策上行动的新时代，并使自己的学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大约保持了二十年“黄金时代”；另一方面认为凯恩斯派理论上的缺陷使它不可能应付六十年代以来的经济问题。《没有把握的时代》一书的基调仍和加尔布雷思以前几部重要著作一样，即认为对量的考察应当让位于对结构和制度的分析，自由放任政策早已不合时宜，管制、调节、计划才是当前这个时代的迫切需要。汤玛斯·巴洛在评论《没有把握的时代》时指出，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和发挥市场作用的人们，从货币主义理论家到保守派报刊的金融记者，当然要敌视这本书，因为加尔布雷思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拯救”方式正与他们相反。
但不管怎样，《没有把握的时代》一书出版后仍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引起很大注意。加尔布雷思根据书中的主要内容，为英国广播公司拍摄了同名的电视片。舞台的安排由英国广播公司处理。加尔布雷思负责安排经济思想史的内容和编写解说词。电视片从1977年起在西欧和美国连续播送。加尔布雷思的名气增大了。现代制度经济学的影响也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