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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思想是复杂的，任侠风气、儒家传统、纵横之术和道教信仰的杂糅，贯穿了李白的一生。道教思想是李白思想的主流，故而也引起古往今来学者们的重视，或做全面的阐述，或做个案的透视。这方面最值得阅读者是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该书对于李白求仙学道的经历进行了较详的勾稽，进而阐述这一经历与道教思想形成的关系，从而衡定了李白作为一位道教徒的诗人，在唐代诗坛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他认为“道教的兴起，无疑的是有一种‘本位文化’的意味在内，所以它处处和佛对抗。我觉得它之最合乎中国人之口味者，乃在其肯定生活。……李白的本质是生命和生活，所以他之接受道教思想是当然的了，生活上的满足是功名富贵，因此李白走入游侠，生命上的满足只有长生不老，因此李白走入神仙”
。李白作为一个道教信徒诗人，其生活和诗风具有明显的学道经历和道教思想影子，我们这里综合前贤的观点参以个人的见解进行概括性的阐述。
盛唐时代游侠风气颇为流行。“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少年行》），这是王维笔下充满少年豪气的游侠；“挟弹飞鹰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桥西”（《长安古意》），这是卢照邻笔下重然诺、轻生死的长安侠客。李白生长的蜀中，任侠之风同样盛行。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说他“少任侠，不事产业，名闻京师。”
魏颢《李翰林集序》说他“少任侠，手刃数人”
。李白回忆自己的早年生活时也说过：“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赠从兄襄阳少府皓》）其名作《侠客行》中所谓“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之语，虽是歌咏历史人物，也未尝不是他任侠思想的一种折射。传统儒家的入世精神对李白的思想也有很大的影响。其《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一文中说：“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他渴望“济苍生”、“安社稷”，为帝王师，幻想着“一匡天下”、“历抵卿相”。虽不免过于理想化，但却是传统儒家的用世思想与盛唐士人积极进取精神的结合。李白十余岁隐居大匡山读书时，就曾从赵蕤学纵横术，赵氏“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长短经序》）的王霸之术，对李白思想的形成无疑也有重要的影响。但是对李白的人生和创作影响最大的应数道教信仰，这也是他“诗仙”名号的由来。
蜀中本是道教气氛浓郁的地方，青城、峨眉以及李白家附近的紫云山，均为道教名山。其《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云：“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感兴》诗中自述：“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而盛唐时代又是道教极为兴盛的时期。唐玄宗本人就是一位虔诚的道教信徒，他曾亲自给《道德经》作注，又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命两京及诸州置玄元皇帝庙，又令崇玄学生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道教典籍。在玄宗周围活跃着不少当时著名的道士如吴筠等。著名的道曲《霓裳羽衣曲》据说就是玄宗梦中随道士至月宫中听来的。在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下，许多诗人都与道士有密切交往，题咏道观的诗作也大量涌现，而道教信仰在诗坛的集中代表，无疑当属李白。
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中说李白“志尚道术，谓神仙可致”
。李白有《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怅然有怀而作是诗》的诗题，孟棨《本事诗》载：“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
李白《大鹏赋序》中又说：“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司马子微名承祯，是当时著名的道士。事实上，李白一生中不仅有学道的经历，还曾正式拜师入道。魏颢《李翰林集序》谓：“曾受道箓于齐，有青绮冠帔一副。”
李白自长安放还之后，就曾正式随北海高天师在齐州授箓，他有《奉饯高尊师如贵道士传道授箓毕归北海》一诗。李阳冰《草堂集序》中也说李白“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谓公谪仙人，朝列赋谪仙之歌凡数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还之。遂就从祖陈留采访大使彦允，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箓于齐州紫极宫，将东归蓬莱，仍羽人驾丹丘耳”
。
我们通过杜甫《赠李白》诗，还可以对于李白道教徒的形象做进一步解读。诗云：“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这首诗作于杜甫与李白相识的初期，是对于李白形象的生动刻画。清代杨伦《杜诗镜铨》引蒋弱六之语说：“是白一生小像，公赠白诗最多，此首最简，而足以尽之。”
诗中的李白就是一个道教徒加上诗人的形象。“未就丹砂愧葛洪”是诗中最为关键的句子。葛洪是东晋道士，字稚川，号抱朴子，人称“葛仙翁”。葛洪隐居于罗敷山，发扬祖传的炼丹学道之术，著有《神仙传》、《抱朴子》、《肘后备急方》、《西京杂记》等。他之所以自号抱朴子，并将所著书命名为《抱朴子》，是因为崇尚见素抱朴，天真自然，故不为物役，不事雕饰。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其具体方式就是研炼丹砂。对于葛洪来说，炼丹不仅是生命的体验，而且是精神的升华。“未就丹砂愧葛洪”，实际是说李白对于葛洪至为尊崇，将葛洪炼丹作为学道的最高境界。我们知道，李白不仅对道教崇尚，更有学道的经历。他在出蜀之前，曾经在大匡山隐居学道，还从东岩子炼丹，出蜀之后，又在洛阳跟随元丹丘学道三年多。他赠给元丹丘之诗多达十四首，其《元丹丘歌》云：“元丹丘，爱神仙。朝饮颍川之清流，暮还嵩岑之紫烟，三十六峰长周旋。长周旋，蹑星虹，身骑飞龙耳生风，横河跨海与天通，我知尔游心无穷。”确是刻画出一位高蹈出世的道士形象。从这方面看，李白的确是一位虔诚的道教信徒，但他并未能够成为一名纯粹的道士，因而炼丹并没有成功，这样就非常有愧于葛洪。他的成功是由虔诚的道教信徒成就为伟大的诗人。他因为学道而高蹈出世，而痛饮狂歌，而飞扬跋扈，举世称雄。这里的“狂歌”也是李白作诗的情态，“饮”前加一“痛”字，“歌”前加一“狂”字，着实把李白的性格和风貌呈现无遗。诵读李白的诗歌，想望李白的为人，真是觉得他痛快淋漓，狂放不羁。这句诗也表现了“杜甫对太白之飘然落笔之狂歌的一份深相倾倒的爱赏之意，而且杜甫就在太白的痛饮狂歌之中，体认出来了这一位友人的不羁之天才与落拓之悲苦……太白既失望于人世，复幻灭于神仙之后，所藉以略得麻醉或排遣的遗忘与抒泄之方，原来就只剩下痛饮狂歌了”
。“秋来相顾尚飘蓬”是对现实的无比失望，因而促使李白崇尚道教，想慕神仙。但“未就丹砂愧葛洪”的结果逼得他“痛饮狂歌”、“飞扬跋扈”，这一切恰恰成就了他人格的精神，造就了他诗歌的境界。李白在其诗文中所塑造的大鹏形象，正好可以与“飞扬跋扈”相印证。其《大鹏赋》云：“脱鬐鬣于海岛，张羽毛于天门，刷渤海之春流，唏扶桑之朝暾，
赫乎宇宙，凭陵乎昆仑，一鼓一舞，烟濛沙昏。……怒无所搏，雄无所争，固可想像其势，仿佛其形。”他的《上李邕》诗亦云：“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因此，道教信仰之于李白，并没有令他完全离弃红尘、高蹈于岩穴之间而不问世事。道教信仰首先转化成为李白人格塑造的动因。李白以神仙自许，以追求神仙世界为自己的抱负，这样自然就有一种与现实社会的疏离感，而这种疏离感恰恰成就了李白的天真自然和放荡不羁的人格与个性，这是建立在追求神仙境界基础上的浪漫与飘逸。杜甫《不见》诗中讲李白“佯狂真可哀”，是从现实人生的角度对李白为人的准确体会，而如果从李白本人的心性来说，他对现实人生与社会的疏离和超越，实为“真狂”！他会高吟出“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这样的诗句，他会天真地将自己置于道教神仙的行列中，想象着神仙们对自己的礼遇。晚唐皮日休《七爱诗》序谓李白“负逸气”、“为真放焉”
，天真放纵，逸气出群，这恐怕是道出了李白人格的本质。
道教信仰对李白的影响，直接表现在李白的诗风之中。道教对于神仙的追求，道家思想影响下的放浪不羁的性格，影响了李白的诗风。他的诗往往奇思涌溢，通过浪漫的奇想与瑰丽的夸张，创造出辽阔壮远的境界。杜甫《寄李十二白十二韵》诗谓：“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正是从道教信仰的角度诠释了李白诗波澜壮阔、惊天动地之概的来源。道教信仰使得李白的诗和诗中的李白，都有一种仙气，他的许多名作如《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等，都能将道教色彩与诗人主体融合为一，表现出阔大、飘逸、雄浑、高旷的诗歌境界。因此李白的诗和他的为人一样，都是超越世俗的。李白是属于盛唐的，但李白和他的诗歌又超越了盛唐，成为后人心目中渴望自由、追求不羁人格的象征。李白“那种对于追求超越的理想境界的激情，他的对于超脱世网束缚的强烈渴望，他对于生命价值的肯定和执著，以及他的那种自由奔放的、大胆玄想的思维方式等，都和道教神仙思想有着精神上的内在关联……神仙观念是被李白利用多种方式、通过多种构思转化为特殊的诗情了”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白的伟大，主要并不来源其诗歌的手法或技巧，而是来源于这种伟大的超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