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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史上的盛唐，主要指唐玄宗在位的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自唐高祖武德元年（618）立国以来，唐代社会经过了九十余年的安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开元年间，达到全盛时期。《新唐书·食货志》说：“是时，海内富实，斗米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
更为重要的是，这时候唐帝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强大，渗透入时代的精神领域内，产生出一种壮大的气魄。此时的士人，有昂扬的精神风貌、强大的自信心和积极入世的精神。士人的这种精神风貌，映射到诗歌上来，使这时的诗歌有着一种独具的昂扬、明朗的基调，一种被后人称为盛唐气象的壮大明朗的浓烈情思。在那个时代，天下安宁，士大夫生活富裕，作得佳篇秀句，即能传诵人口，流播远近；在那个时代，诗人所作被采入乐章，名登朝廷，为人所敬重；在那个时代，作诗是得名的捷径与升迁的阶梯；在那个时代，诗人是最有风度与气概的。被后来的唐文宗称为“三绝”的李白歌诗、张旭草书、裴旻剑舞，就是这个时代的精神气质的代表。其实不仅是李白的歌诗，李白本人就是盛唐的象征，在诗歌史上，也一直没有再出现过第二位李白。
图表一
宋梁楷《李白行吟图》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关于他的家世和出生地，学术界颇有争议。一般认为其祖籍为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出生于西域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托克马克市附近）。另有“条支”（在安息西，今伊拉克境内）、“焉耆碎叶”（今新疆焉耆）等不同说法。大约在李白四、五岁之时，其家迁居至蜀中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其原因亦不得而知。据说他的父亲叫李客，是一位富裕的商人，其家境应当非常优裕，故李白幼年时能得到较完备的传统教育，且很早就展现出不同凡响的一面，“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
以及“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二首》其二）等李白的自述，都反映了他青少年时期的才气与傲气。这种气度无疑是属于盛唐的。
开元年间，二十五岁的李白离蜀远游，先后寓于安陆（今属湖北）、任城（今山东济宁）诸地。在安陆，他娶了高宗时宰相许圉师的孙女为妻。后来又娶了一位刘氏，与刘氏离异后，在山东时还曾娶有鲁地一妇人，最后娶了故相宗楚客的孙女宗氏为妻。晚年陪伴李白的还有歌妓金陵子和歌奴丹砂等。在极其重视家世门第的唐代，门第并不高贵的李白能先后得到两位故相孙女的垂青，应该主要与他的才华和作为诗人的名望有关。李白一生四处漫游，似乎每到一处，总少不了鲜衣怒马、美妾名妓的陪伴，少不了地方官员的优礼相待和酒食供给。“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金陵酒肆留别》）、“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江上吟》），这些诗句中的李白，是那么的浪漫与高贵、那么洒脱与轻狂，使得严谨的宋代文人王安石批评李白“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
。可是诗人本来就不能以小廉曲谨的儒者标准来衡量，诗人本来就是超越循规蹈矩的日常生活的。唯有盛唐这个时代，才能孕育李白这样迥出常流的天才诗人。
在开元中后期的十余年间，李白的游踪从云梦、洞庭、庐山，到金陵、扬州、越中，又从江夏、襄阳、洛阳，到北方的太原，几乎遍及中原和江南诸地。迁居任城后，他与孔巢父等隐于徂徕山，号为“竹溪六逸”。在长期的漫游和隐居生涯中，他也在不断寻找机会，渴望昂首步入仕途。可是他又决不愿意与其他普通士人一样，通过科举考试步入官场，然后一级一级地在漫长的时日中获得升迁。对李白来说，那种道路即使有成为宰相的可能，也非其所愿。他仰慕傅说、姜尚、诸葛亮等历史人物，只是因为他们都能得遇明主，一朝之间，平步青云，辅佐君王，建功立业，然后再和他崇拜的越国范蠡一样，功成身退，放舟五湖。不能不说，李白是天真的，天真得可爱！这份天真是盛唐这个时代赋予他的。在那个时代中，每一位诗人都觉得自己是不世出的雄才，每一位诗人都觉得自己来到世间就是要青史留名的。唐代文人不像后代有些文人那样虚矫，他们渴望功名，追求利禄，他们就在诗文中直率地表达出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李贺《南园》）等等，他们似乎不太去考虑仕途的艰涩和倾轧、政治的风波和险恶，也不太去考虑自己是否真的有着适合生存于官场的能力与手腕，他们只是天真地高歌自己的理想，坚定地相信自己的未来。这种自信使得他们既绝不甘心于没世无闻，又绝不愿意卑躬屈膝。这就是盛唐塑造出的、带有普遍性的文人心态。在李白身上，这种心态体现得最为明显。他写信给当时以善于奖掖人才而著称的荆州长史韩朝宗，称赞对方声望之隆则云：“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而自荐其才则云：“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与气义……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与韩荆州书》）虽是干谒之举，却无半分寒乞之相，显示出高视阔步的姿态和平交公卿、傲视王侯的气度。这不能不说是盛唐时代赋予李白的自信心的体现。求仕失败后的李白，会有“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愤激，会有“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茫然，会有“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的自我安慰，但唯独不会有气馁，反而体现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以及“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的无比自信。
天宝元年（742），或许是李白的声名为玄宗皇帝所知，或许是缘于玉真公主或道士吴筠的推荐，四十二岁的李白终于奉召进入长安，供奉翰林。在出发之前，他留下了充满自信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的诗句。据李阳冰《草堂集序》所载，玄宗对待李白极为礼遇，“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
。但这种待遇实在并不像是要将李白作为重要的行政官员来重用的模样，更像是皇帝的宾客。所谓“潜草诏诰”云云，恐怕也只能姑妄听之而已。事实上，唐代的翰林供奉、翰林待诏与翰林学士的职权全然不同，后者是受命于皇帝、主要负责起草诏诰的政治职务，而供奉、待诏只不过是为皇帝助兴的杂流，其中固然有擅长吟诗作赋或饱读经书的文学侍从，也有司棋、唱曲等三教九流之徒，实际上就是皇帝的“清客”。李白以这种文学弄臣的身份在长安待了两三年，这当然与他的政治理想是大相径庭的。而他狂傲的个性、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心态，也决定了他实际上和这个官场是格格不入的。果然，在天宝三载李白就被“赐金放还”，离开了长安。他高吟着“楚国青蝇何太多，连城白璧遭谗毁”（《鞠歌行》）的诗句，来到洛阳，与杜甫同游梁、宋，又共同与高适登临怀古。其时杜甫声名不彰，高适也不甚得志，他们也绝不会想象得到，在后人眼中，盛唐时代这三位伟大诗人的相聚，是如何地难得并且令人欣羡。
此后的李白，又南北漫游于吴越、蓟门等地。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李白当时在宣城、庐山一带隐居。唐玄宗由长安出狩蜀中，下普安郡制置诏，命天下勤王。永王李璘遂起兵，自江陵东下，经过江州（今江西九江）时，召李白入幕府。李白素以东晋名相谢安自比，当此国家危难之际，抱着“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的愿望，慷慨从军。但是，天真而缺乏政治敏感性的李白可能并不明了永王出兵东南欲与唐肃宗争天下的意图。不久，已在灵武即位的肃宗以叛乱罪讨伐李璘，李白无端被卷入了这场宫廷争斗之中，李璘兵败后，李白亦获罪被投于浔阳狱中，受到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的处分。乾元二年（759），李白在流放途中遇到大赦。上元二年（761），当他得知名将李光弼出征东南，又欲从军报国，但因病而未能如愿，遂往依任当涂县令的族人李阳冰。次年病逝，年六十二岁。
作为现实生活中人，李白的一生不能说是成功的，与他的自我期许相距甚远。但在这位伟大诗人的身上、在李白极度理想化的人生态度上，后人看到了一个伟大的盛唐时代。这个时代固然不可能是完美的，但这个时代中，诗人的自负、自信、豁达、昂扬的精神风貌，在整个中国古代的历史上，是最完美的。作为盛唐气象的代表，李白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