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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祖父叡素，任桂州刺史。有子四人：仲卿、少卿、云卿、绅卿。仲卿即韩愈之父，与大诗人李白友善，李白曾有《武昌令韩君（仲卿）去思颂碑记》。伯父韩云卿，亦与李白友善，白有《送韩侍御之广德》、《至陵阳山登天柱石酬韩侍御见招隐黄山》、《金陵听韩侍御吹笛》诸诗，都是与韩云卿往还之作。叔父韩绅卿与当时诗人颇有往还，司空曙有《云阳馆与韩绅（一作韩升卿）宿别》诗，李端有《送韩绅卿》诗。韩愈的家世情况，我们根据宋人洪兴祖《韩子年谱》编为《韩愈世系表》（见图表八）。
图表八 韩愈世系表
韩愈三岁而孤，随长兄韩会贬官岭表。会卒，由嫂郑氏抚养成人。韩愈的童年经受了丧父之哀，经历了随长兄流贬岭南的生活，他的少年充满了坎坷的经历，嫂子的抚养也给韩愈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慰藉。后来，韩愈在《祭十二郎文》中回忆说：“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既又与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也正因如此，韩愈自少即刻苦努力，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言。
贞元二年（786）开始应进士举，直到八年才及第。十二年，他开始入幕府，先从董晋在汴州，又从张建封在徐州。贞元十八年授四门博士。这一年作《师说》，强调“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这样公然抗颜为人师，在当时是迥异流俗之举，因而大得狂名。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称：“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也因为韩愈能够抗颜为师，故后来从学者众，韩门弟子在政治、思想和文学上多有造诣。
贞元十九年，为监察御史，后被贬为阳山令。改江陵府法曹参军。这是他第一次被贬官，打击非常大。因为他在监察御史任上，遇到关中大旱，上疏请宽税钱，为幸臣所谗，遂有是贬。德宗后期，任用官员多卢杞、窦参、裴延龄等奸佞贪暴之辈，政治混乱。不久顺宗即位，任用革新势力从事“永贞革新”，旋又失败，造成刘禹锡、柳宗元被贬的“八司马”事件。这时朝中情况复杂，韩愈政治上先是沉沦，后来被贬，对他的打击很大。
宪宗即位后，又被召入朝，为国子博士，河南令。愈以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谕。执政览之，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转考功郎中、知制诰。至元和十一年春迁中书舍人，又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裴度宣慰淮西，奏为行军司马，淮西平后，以功擢授刑部侍郎。这是韩愈一生当中的第一个重大事件，对于他的政治思想和文学创作都具有重大的影响，政治方面体现了他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的主张和实践；文学方面为他当时和以后的诗文创作提供了创作素材和思想源泉。他的著名作品《平淮西碑》就作于此时。
元和十四年正月，宪宗迎佛骨入禁中，韩愈上表极谏，帝大怒欲杀之，因裴度、崔群力救，贬潮州刺史。任后上表，陈词哀切，量移袁州刺史。十五年征为国子祭酒，以后历兵部、吏部侍郎、京兆尹，长庆四年（824）终于吏部侍郎任，年五十七。著有《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韩愈上《谏迎佛骨表》后流贬潮州，是韩愈一生当中的又一个重大事件。在举国上下疯狂佞佛之际，韩愈奋不顾身，敢于抗命直谏，以至被贬南荒，着实表现一位具有国家担当的文人士大夫的气节。
韩愈的政治思想较为复杂，值得称道者有两个方面：一是反对藩镇割据。元和十二年，裴度以宰相领淮西节度使，亲自督师讨伐吴元济，韩愈为行军司马。淮西平定以后，韩愈随裴度还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诏愈撰《平淮西碑》，其辞多叙裴度事。时先入蔡州擒吴元济，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诉碑辞不实，诏令磨愈文。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
尽管如此，韩愈以其沉雄博大之笔力，叙述裴度督师的过程，颂扬唐宪宗平定淮西藩镇之武功，极大地鼓舞了士人们的志气。故李商隐作《韩碑》诗，表现出平淮西时蓬勃豪迈的气象：“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轩与羲。誓将上雪列圣耻，坐法宫中朝四夷。淮西有贼五十载，封狼生貙貙生罴。……帝得圣相相曰度，贼斫不死神扶持。腰悬相印作都统，阴风惨澹天王旗。愬武古通作牙爪，仪曹外郎载笔随。行军司马智且勇，十四万众犹虎貔。入蔡缚贼献太庙，功无与让恩不訾。”二是反对佛教。元和十四年正月，唐宪宗迎佛骨入京师，韩愈上《论佛骨表》，力言迎佛骨进入宫廷的错误，并且列举宋、齐、梁、陈这些帝王因崇尚佛教而乱亡相继的事例，以说明佞佛之害。宪宗大怒，将处韩愈死刑，因为宰相裴度、崔群相救，而贬为潮州刺史。这件事可以看出韩愈在政治思想中积极的一面，当时佛教祸害非常严重，而在举朝君臣疯狂佞佛之际，韩愈敢于起而谏阻，实在难能可贵。这不仅说明他反对佛老、维护儒家道统的决心，而且也说明他希望唐朝中兴。这件事使他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为后代士人所敬仰。但韩愈在当时有保守的一面，他写的《顺宗实录》代表了宦官的观点，对永贞革新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还写了一首《永贞行》诗，更是对改革集团的指斥。这是我们学习和研究韩愈时应该注意的。
韩愈的文学思想主要也有两个方面：一是“文以明道”。韩愈论文，是以其思想一以贯之的，这就是“文以明道”，而且一直是儒道重于文道的。韩愈的代表性散文《原道》、《原毁》、《师说》、《进学解》等，都是他以儒道统摄文道的典型作品。苏轼赞誉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也是将其文道和儒道合而为一的。《师说》称：“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原道》称：“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所谓道就是儒道。《原道》还阐述儒道自有其发展的过程：“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这里韩愈是将自己作为孟轲以后的传人自居的，可见他在儒道问题上的执著和自负。《进学解》中的一段话将儒道与文道的关系表述得更为明晰：“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觝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学，勇于敢为；长通于方，左右具宜：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对于韩愈而言，“之业”、“之于儒”、“之于文”、“之于为人”是融为一体的，而其从事在于业，其精髓在于儒，其表现在于文，其境界在于人。二是“不平则鸣”。在诗歌理论上，韩愈的另一个重要主张是“不平则鸣”。他在《送孟东野序》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有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汉氏矣。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鸣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这篇序中所谓“不平”，就是指人内心的不平衡；“物不得其平则鸣”，则指诗歌抒发内心不平情感的功能。内心的不平衡既表现在得志时“鸣国家之盛”，又表现在失意时“自鸣其不幸”，两者都是“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表现。但这段文字是专门为一生困厄潦倒、怀才不遇的孟郊而作的，文中又以“善鸣”推许孟郊，所以韩愈强调诗歌“不平则鸣”的抒情功能，主要是指穷愁哀怨者的“鸣其不幸”。
韩愈又在《荆潭唱和诗序》中说：“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羇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所谓“穷苦之言”实际上也是不平之鸣。韩愈的这一主张对后世影响甚大，北宋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说：“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这里由“不平则鸣”进一步引申出“穷而后工”的论说，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