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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与杜甫，虽然都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较杜甫而言，白居易的思想要复杂得多。儒家思想要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白居易是力求身体力行的。他在《与元九书》中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是将其“兼济”和“独善”的思想贯穿于诗歌之中。兼济天下的实质是经世致用，这在白居易早期所作的《策林》中表现得较为充分。《策林》是白居易为了制科考试而针对各种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就其政治思想而言，追摹贾谊的《治安策》，引古鉴今，对于社会政治的变革提出自己的看法；就文学而言，“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策林》六十九），重于感事而抒发真情，而这种感事要与时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策林》六十四），其《采诗补察时政》、《议文章碑碣词赋》，指出诗歌要有讽谏作用。
他的儒家思想，在其元和中创作新乐府时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大约在元和四年春，李绅写了二十首新题乐府，元稹和了十二首，白居易受了他们的影响，扩而大之，写了五十首。新乐府的特点是每首举一事议一事，借叙述与议论以规劝讽谏。这五十篇新乐府是一个整体，写作时是经过系统考虑的：先有一个规讽的主题，然后上自君臣，下至百姓，对社会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看法，而不是触物兴情，有感而作。五十篇大致可分四类：一，颂美之词。如《七德舞》共六篇。二，希望规劝之词。如《二王后》共六篇。三，写生民疾苦之词。如《卖炭翁》九篇。四，警戒之词。如《海漫漫》等二十九篇。与新乐府之作差不多同时的有《秦中吟》十首，这组诗与《新乐府》有相同之处，是规讽之旨，他写所见所闻，直歌其事，如《轻肥》中“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对比鲜明，与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可以媲美。
但在元和十年被贬江州之后，他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没有动摇，但是关注现实的心情逐渐让位于失意冷落的意绪。江州之后，随着仕途的顺利，心理的满足感又逐渐代替了写《新乐府》、《秦中吟》时期的愤世嫉俗着意改革弊政的精神。“身觉浮云无所著，心同止水有何情”（《答元八郎中》），“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岂止形骸同土木，兼将寿夭任乾坤”（《重题》之四），“世间好物黄醅酒，天下闲人白侍郎”（《尝黄醅新酎忆微之》），“我心与世两相忘，时事虽闻如不闻”（《诏下》），“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从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因此我们说，白居易的儒家思想，与杜甫相比既有一脉相承之处，也有很大的不同。差别在于杜甫终其一生是忧国忧民的，在极端困苦的时候，考虑的是国家是否安定，百姓是否安乐，白居易自己倡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在后来“达”了之后，反而不能兼济天下了。
白居易是佛教思想的信仰者，他何时与佛教产生牵连，现在无从考证。但在其为官的各个阶段的种种迹象表明，他与佛教有着密切关系。而其佛教思想与他的诗歌创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一些诗歌就清楚地表现了这一点。《爱咏诗》：“辞章讽咏成千首，心行归依向一乘。坐倚绳床闲自念，前生应是一诗僧。”《闲吟》诗：“自从苦学空门法，销尽平生种种心。唯有诗魔降未得，每逢风月一闲吟。”我们这里主要叙述白居易受佛教影响的两个方面。
1.白居易与庐山佛教的关系。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被贬谪为江州司马，第二年秋天，在庐山香炉峰下的遗爱寺旁构筑了草堂数间，在庐山之上，一是经常与东西二林寺的长老神凑、智满、士坚、云、朗、晦诸上人相交游，二是自己也参与了坐禅和诵经的生活，对于佛教具有切身的体验。他在《睡前晏坐》诗中写道：“了然此时心，无物可譬喻。本是无有乡，亦名不用处。行禅与坐忘，同归无异路。”又《东林寺学禅偶怀杨主簿》诗说：“新年三五东林夕，星汉迢迢钟梵迟。花县当君行乐夜，松房是我坐禅时。忽看月满还相忆，始叹春来自不知。不觉定中微念起，明朝更问雁门师。”尤其是《东林寺白莲》诗：“东林北塘水，湛湛见底清。中生白芙蓉，菡萏三百茎。白日发光彩，清飙散芳馨。泄香银囊破，泻露玉盘倾。我渐尘垢眼，见此琼瑶英。乃知红莲花，虚得清净名。夏萼敷未歇，秋房结才成。夜深众僧寝，独起绕池行。欲收一颗子，寄向长安城。但恐出山去，人间种不生。”庐山东林寺内有白莲池，相传是佛教庐山净土宗始祖晋代慧远法师所凿，内有白莲三百茎，始为佛徒和文人的雅集之地，名士陶渊明、谢灵运都曾驻足于此。这时的佛教对白居易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极度失意之时心灵上得到慰藉，他在佛教的思想中求得解脱，也从驻足于此山的陶渊明身上找到了归隐的情怀；二是佛教思想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甚至写景诗也带有浓厚的佛理意味，如《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这些意味有时还融入其与友人往还的诗作中，《题元十八溪居》云：“溪岚漠漠树重重，水槛山窗次第逢。晚叶尚开红踯躅，秋芳初结白芙蓉。声来枕上千年鹤，影落杯中五老峰。更愧殷勤留客意，鱼鲜饭细酒香浓。”前诗是纪行之作，重新发现春光之欢欣怡悦，蕴涵于诗中，读之仿佛置身于别一世界之中；后诗宾主不俗，境界清幽，尤其是五老峰落入杯中之象，更是超妙绝伦。
2.从新出土的经幢看白居易与佛教密宗的关系。1992年10月至1993年5月，在洛阳唐东都履道坊白居易故居发掘了白居易所造经幢。经幢所刻的内容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与《大悲心陀罗尼经》。值得注意的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是唐代流行颇广的一部密宗经典。说明白居易的佛教信仰中，包含很大程度的密宗信仰成分。白居易《东都十律大德长圣善寺钵塔院主智如和尚茶毗幢记》云：“浮图教有茶毗威仪，事具《涅槃经》。陀罗尼门有佛顶咒功德，事具《尊胜经》。……及临尽灭也，告弟子言：我殁后当依本院先师遗法，勿塔勿坟，唯造《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幢，置吾茶毗之所。……今院主上首弟子振公洎传法受遗侍者弟子某等若干人，合力建幢，以毕师志。振辈以居易辱为是院门徒者有年矣，又十年以还，蒙师授《八关斋戒》见托为记。”
可见白氏与密教僧人颇多往来，且为智如和尚门徒。我们知道，白居易又曾拜佛教禅宗佛光大师如满为师，信奉禅宗。由此出土的经幢可知，白居易晚年的佛教信仰是较为广泛的。今检《白氏文集》，除与僧人交往之诗甚多外，为僧人撰碑者及与佛教相关的文章尚有：《唐抚州景云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铭》、《唐江州兴果寺律大德凑公塔碣铭》、《唐东都奉国寺禅德大师照公塔铭》、《绣阿弥陀佛赞》、《绣观音菩萨像赞》、《尽水月菩萨赞》、《佛光和尚真赞》、《六赞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