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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三 蒋兆和绘白居易像
白居易是唐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以独特的风格雄踞于中唐诗坛，是杜甫的继承者和发扬者，白居易自称“志在兼济，行在独善”（《与元九书》），他志在救济民众，与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同一心情，杜甫诗写当世时事，号称诗史，白居易诗也写时事，同样是诗史，诗人对民众没有深切的同情心，是不会冒险作诗史的。只是“诗史”的头衔已被杜甫所拥有，白居易也就没有这个名分了。白居易与元稹并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他把诗歌写得明白易懂，通俗顺畅，引领了中唐诗歌发展的一股潮流，并成为诗歌发展的主流。
白居易因为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崇高的文学地位，受到了古今中外学者的仰慕和评价。唐人张为作《诗人主客图》，最为推尊白居易，以其为“广德大化教主”。晚唐人吴融《禅月集序》称：“昔张为作诗图五层，以白氏为广德大化教主，不错矣。”此派入室为元稹，上入室为杨乘，升堂为顾况。可见在中晚唐时期，白居易是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诗人。我们再列举四则材料加以说明：一是宋人王直方《王直方诗话》记载苏东坡对白居易的仰慕：
东坡平生最慕乐天之为人，故有诗云：“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又云：“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又云：“他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又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又云：“渊明形神似我，乐天心相似我。”东坡在杭又与乐天所留岁月略相似，其诗云“在郡依前六百日”者是也。
二是日本学者那波道圆在明万历四十六年和活字版《白氏文集》之《后序》中所言：
诗文之称于后世，不知其数千万家也。至称于当时，则几希矣，况称于外国乎？……在鸡林，则宰相以百金换一篇，所谓传于日本、新罗诸国。呜呼！菅右相者，国朝诗文之冠冕也。渤海客睹其诗，谓似乐天，自书为荣，岂复右相之独然而已矣哉？昔者国纲之盛也，文章亦盛也，故世不乏人，学非不粹，大凡秉笔之士，皆以此为口实。至若倭歌、俗谣、小史、杂记，暨妇人小子之书，无往而不沾溉斯集中之残膏剩馥，专其美于国朝，何其盛哉！
说明白居易诗在其生前就传到了国外，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里的“鸡林”，是新罗的别称。《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载：“（脱解尼师今）九年春三月，王夜闻金城西始林树间有鸡鸣声。迟明遣瓠公视之，有金色小椟挂树枝，白鸡鸣于其下。瓠公还告。王使人取椟开之，有小男儿在其中，姿容奇伟。上喜谓左右曰：‘此岂非天遗我以令胤乎！’乃收养之。及长，聪明多智略，乃名阏智。以其出于金椟，姓金氏。改始林名鸡林，因以为国号。”
三是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评价：
乐天之作新乐府，实扩充当时之古文运动，而推及之于诗歌，斯本为自然之发展。惟以唐代古诗，前有陈子昂李太白之复古诗体。故白氏新乐府之创造性质，乃不为世人所注意。实则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与陈、李辈之改革齐梁以来士大夫纸上摹写之诗句为标榜者，大相悬殊。其价值及影响，或更较为高远也。此为吾国中古文学史上一大问题，即“古文运动”本由以“古文”试作小说而成功之一事。……白乐天之新乐府，亦是以乐府古诗之体，改良当时民俗传诵之文学，正同于以“古文”试作小说之旨意及方法。
四是日本当代唐诗专家川合康三在《终南山的变容》中评价：
白居易诗歌的艺术表现确实开辟了中国诗歌的新局面。在勇于打破定型带来的稳定的审美意识，导入异质的言语这一点上，他与韩愈等人是相通的，甚至不惜以牺牲余韵的效果来投入过剩的语词，其背后无疑有着精神奔放的跃动。而且，词语以传达内容为己任，如果我们肯定诗的语词应具有超出传达内容的效果，那么，围绕“白俗”呈现出的传达与诗之效果的相克，乃是落在诗歌语言上的永恒课题。
上面四段论述，两段古代，两段当代，两段国内，两段国外，把白居易的地位和影响都表现出来了。总体而言，白居易的地位和影响，在国内和国外是并不相同的。比如说，白居易在日本，得到了极好的传播和受容的机缘。在其生前，诗文集就传到了日本，经过平安时代、镰仓时代、五山时代、江户时代，迄今为止得到了极大的发扬，成为中国诗人在国外影响最大者之一，甚至远远超过了李白和杜甫。